林沛理:被唤醒的多数人

发布: | 发布时间:2011-06-27,星期一 | 阅读:3,360
作者: 信睿 | 来源:东西网

政治科学有所谓“多数暴政”(tyrannyof the majority)的概念,指在民主制度下,多数人践踏少数人的权益,并以高压手段强迫服从,与独裁者的统治无异。互联网与社交媒体团结与释放的人民力量,还未造成广泛、大规模的“多数统治”的局面,更遑论“多数暴政”;但在政治与文化层面已经导致了影响深远的模式转移。

以创下大陆史上最高票房的《让子弹飞》为例,若视之为一个社会和文化现象,它的重大意义,在于标志着文化精英主义在中国的寿终正寝。艺术经典形成的过程,牵涉种种权力的运作。艺术作品作为市场经济的文化商品,受制于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体制化游戏规则。作品能否顺利完成,继而得到评论界的青睐、画廊、博物馆或者电影节的赏识,以致引起观众的消费意欲和投资者的搜集兴趣,甚至流传后世,并不单单取决于美学标准和作品的艺术成就。

何为艺术,何谓杰作,往往是少数人决定了之后向大多数人宣布的“裁决”,这些少数人包括媒体工作者、学术界、充当品位判官的意见领袖和评论界。从这个角度看,文化是一种从上而下、由精英(强)加于庸众身上的东西。在传统社会,文化资本分配的不均,跟金融资本一样贫富悬殊。

可是互联网的出现却打破了这种文化影响力被少数人垄断的局面。在美国,影评方面的意见领袖早已不是《综艺》(Variety )或《纽约时报》等传统媒体,而是《烂西红柿》(Rotten Tomatoes )和Ain’t It Cool News 等骂人不留情、遇佛杀佛的电影信息和评论网站。

在中国大陆,文化影响力民主化的过程更迅速、更炽烈和更精彩,因为表达渠道不畅通所积压的不满和唤醒的创造力在这个过程中得到释放和发泄。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在中国大陆释放的,是一种没有组织、没有预谋的人民力量,从一开始它就有强烈的反建制、反偶像倾向。它先发制人,能够对具有争议性的人或事做出实时回应,又被赋予一种制订议程、建构讨论的能力。故此互联网对传统媒体构成重大威胁,不时扮演着“监察犬的监察犬”的角色,直接挑战传统媒体的公信力和影响力。义愤填膺的大陆网民几年前挑战张艺谋的“影视文化霸权”和“创意霸权”,嘲笑他的《十面埋伏》和痛骂他的经典《北京八分钟》,其后又恶搞陈凯歌的《无极》,使他恼羞成怒,都是鲜明的例子。

一本正经、故弄玄虚的《十面埋伏》、《北京八分钟》和《无极》被网民骂到体无完肤,嬉笑怒骂,但连姜文也不把自己当回事的《让子弹飞》却被网民解释、解读和解构为“大众的经典”,这是一次中国网民展示其人民力量的精彩示范。他们告诉全世界, 他们不仅彻底推翻了精英统治文化的暴政(thetyranny of the elitists),并且已经取而代之,成为今日社会最有影响力的品位判官,告诉电影观众应该“看什么”和“怎么看”。所以《让子弹飞》的卖座以及所引发的讨论,有其不可低估的文化、社会甚至政治意义。它是一场人民革命的胜利,难怪在中国网上对这套电影的解读热潮有如此浓厚的嘉年华色彩—网民在热烈庆祝的,是他们紧紧握在手里面、无坚不摧的话语权。

在政治层面, 最近被西方知识界和外交界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就是社交网站是否已经成为推翻独裁和反抗暴政的犀利武器。一方认为Facebook 和Twitter 等社交媒体打破时空的限制,将人与人、思想与行动,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不管是用来政治动员、互通消息,还是拆穿政府的谎言,皆无往而不利。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身边的一班年轻智囊甚至认为,应该把界定得更清晰、符合更严格标准的所谓“互联网自由”,确立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

也有人觉得这是一种对新科技和新发明的盲目乐观主义。他们认为,由于Facebook 和Twitter 在美国人的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美国的外交官和情报人员不自觉地夸大了它们在政治和社会改革所发挥的作用,反而同样重要的工会组织,其功能与影响力却被大大低估。新书《网络妄想》(The Net Delusion )的作者Evgeny Morozov 更将那些对网络通讯的解放潜力深信不疑的人,称之为网络乌托邦(cyber - utopianism)的信徒。他指出,包括互联网在内的所有通讯技术可以用来行善,亦可以用来作恶,本身并无反强权和反暴政的亲民本质。他强调,越来越多威权型政府已经熟能生巧,懂得像监管现实社会那样操控网络世界。

其实作为一种通讯技术,互联网远较电报、电台广播、电视、传真机、固网和流动电话优胜,因为它以多人对多人,而非一人对多人的几何结构运作。至于由互联网衍生出来的Facebook、Twitter 一类的社交网站,所使用的更是一种崭新的联系技术,大大提升了个人与群体互动的质量,以及他们参与和影响社会事务的能力。如此大规模、跨阶层,以及每日都在进行的“授权运动”(empowerment movement), 必然会产生深远的政治后果。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当权者当然会千方百计要将互联网变成管治工具,但若要比聪明,拼创意,只懂得自保和用人唯亲的当权者,最后又怎会敌得过集体智慧被互联网释放了出来的广大人民?

我自己绝少上社交网站,但无可否认,社交网站为用户所提供的互动,已经成为21 世纪至为关键的公共空间,其重要性一如几百年前供市民议政和决策的公众广场。在这个意义上,社交网站堪称改革的使者,彻底改变了现代人参与政治的方式。

在一个没有Facebook、Twitter 或者微博的世界,市民要影响政府的政策,就别无选择地必须参与成为利益团体的成员,因为只有利益团体才可以构成重要的政治势力,亦只有它们无孔不入的活动和操作,才可以左右,甚至主宰政府的决策和行为。

可是社交网站的面世和迅即普及到成为现代人生活的一部分,却使没有参与利益团体的普通市民也在不知不觉中被凝聚成一股枕戈待旦的政治力量。只需一个奋斗的目标,或者一个政策的失误,或者有人振臂一呼,他们就可以马上行动起来,一次次显示实力和凸显自己的力量。社交就是从政,世界从此再无顺民,这不就是互联网所带来的社会进步吗?

注:作者为香港资深文化评论人,牛津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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