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最左倾大学读政治

来源:FT中文网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7-05-22,星期一 | 阅读:812

唐继尧 为FT中文网撰稿

【编者按】留学是个杂糅理想与现实的名词。不同年龄、背景的他们整理行装,到达彼岸,看到了什么,做着什么,真实与他们出发前的憧憬是否一样?几年留学经历,在何种意义上改变了他们人生的轨迹?FT中文网与灯塔学院联手推出专题“我的留学岁月”,与你分享关于留学的大事和小事。

第一次见到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这个完全陌生的名字时,我还在准备SAT2的美国历史考试,在一本教科书上看到:the first college to admit black and female students(第一所招收黑人与女性学生的学院)。我还清晰地记得我用潦草的笔迹将这句角落里偶然提及的话,列在了其他一些关于西部开发或者墨西哥战争的重要考点旁边——由于是自学,我对SAT2的难度完全缺乏概念——因而猜想在彼时还方兴未艾的西方语境的政治正确之下这很有可能是一个考点。

大概一年后,2015年4月,我接到欧柏林的录取通知。

“全美最左倾大学之一”

欧柏林学院与欧柏林小镇于1833年由长老会教士建立。学校坐落于俄亥俄州克利夫兰西部的市郊。位置上可以说是偏僻中的偏僻。加之学校规模又小,镇内甚至没有通向克利夫兰市区的公共交通,学校南侧“downtown”其实也只是一个短短的十字路口。

就是这样一个似乎与世隔绝的安静学校,却被称为“全美最左倾大学之一”,并且拥有悠久的政治激进运动历史。

欧柏林建立仅仅一年后,一批来自邻近的辛辛那提州的废奴主义学生与教授,因其所属神学院投票通过反废奴条例而出走。同时,由于面临经济问题,小镇邀请由Asa Mahan与John Morgan领导的激进学生加入欧柏林。

学生方与小镇管理者约法三章作为加入的条件:首先,欧柏林招生时不得将种族作为考虑条件,其次,欧柏林需尊重学生的言论自由,最后欧柏林不得干涉学院内部事务。自此,欧柏林成为了废奴运动中的先驱。1835年欧柏林正式招收黑人学生。并且,欧柏林还是当时地下铁路(underground railroad)的一个重要站点,数千南部黑奴经此获得自由。

即使在俄亥俄州通过反废奴法(fugitive slave law)的情况下,欧柏林学院的学生仍然积极参与废奴运动。1858年,一名逃亡黑人被邻近镇的联邦官员逮捕,欧柏林的学生、教职工与小镇居民组织了大规模抗议游行,迫于压力镇方不得不释放被捕黑人。一系列的废奴运动使得反废奴的共和党人在俄亥俄1860年选举中获胜,当时俄亥俄州州长曾向时任总统林肯请求废除反废奴法。

此外,欧柏林也是第一个招收女性学生的学院。校方于1837年首次招收女性学生。但是,女性学生的境遇就不是那样令人满意了,欧柏林的女性学生不但被禁止参与一些专门为男性学生开设的课程,并且校方对于女性学生的教育培养,在于使其成为能够担负家务、育儿等“女性社会任务”的家庭主妇。这情况直至较晚才有改善。

总而言之,谈到欧柏林的政治激进,就好像谈到中国的文明一般,对于种族性别平等,欧柏林的“古已有之”可谓实至名归。 不过,欧柏林从来不是个甘于“我祖上曾经阔过”的精神胜利法践行者,欧柏林学院至今都被誉为“全美最为左倾大学之一”(来自普林斯顿评论Princeton Review),自由主义激进运动接连不断。

这种平等精神自我初入校园时就有深刻的感受。

在入学第一天的新生欢迎会上,有新生自我介绍这个环节。不同于我之前的经历,大家除了介绍自己的姓名、籍贯、爱好一类的信息外,高年级学长学姐还要求我们注明“自我性别认同称谓”,也就是英语中的第三人称称谓。这是LGBTQ运动发展的一个潮流:PGP自我性别认同称谓(preferred gender pronoun)不仅欢迎transgender使用与自己生理性别相反的she/her/her与he/him/his,同时还有queer群体偏好的they/them/their。

LGBTQ平权运动下,呼应着PGP,学生对宿舍内的卫生间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每个宿舍通过投票的方式基本取消了男与女的卫生间划分方式,取而代之的是更尊重多元化的E系统:在每个卫生间门口都有一个可以扭动的“E”,E代表everyone(所有性别一起使用);躺倒的E则是“W”,women only(只有女性可以使用);趴下的E(趴下和躺倒纯粹是直觉区分 = = )是“M”,men only(只有男性可以使用)。平时默认的设定是E,everyone,而如果有人觉得不适时,可以在自己进入时把E调整成自己偏好的选择。

关于浴室洗手间取消两性区别的讨论去年也进入了中国的视野,在许多人眼里简直是不可理喻的灾难:对偷窥、性侵等犯罪行为的恐惧,甚至对要实行此改革的原因——LGBTQ平权——本身的不赞成或者漠视,使得这个话题几乎成为“中国真好”的一个证据。

但事实上,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改革在一校的实施不代表在所有学校甚至社会的实施——这一方面是精英主义的证明,另一方面也是渐进改革的应有表现。以欧柏林为例,这样的改革本身是依靠直接民主的方式决定,而并非如最高法院判决LGBTQ般由一党或一人推行,其可行性具有直接民主所能提供的保障。

在美国全国范围的政治运动中,欧柏林毕业的学生也是颇为积极。

即使像我一般,在大学的头两年集中精力关注哲学政治理论,对陌生国家的实际政治运动保持悬置观望态度的学生,也能透过身边同学老师的言行甚至课堂内容的方方面面,认识到当前美国最激进的政治潮流在欧柏林的影响。

我的指导教授、政治系教授Marc Blecher常常对我们谈起欧柏林学生对于实际政治的积极参与。他说,根据统计,2011年著名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第一天参与示威游行的学生里,就有10%毕业于总学生数区区两千多人的欧柏林学院。

“而且,他们绝大多数都曾是我的学生。”Marc总要补充这样一句,微笑之中带着毫不掩饰的骄傲。

Marc Blecher:美国左派

Marc Blecher戴细框圆眼镜,有着犹太人健康红润的肤色,蓄半寸短胡须,还未受秃顶折磨的银发剪成干净利落的平头。他个子不高,却身材壮硕,下午工作时书桌边的马苏里拉奶酪切片与乐事薯片使他的腹部近年来像海豹一般脂肪丰富。

Marc1969年本科毕业于康奈尔大学,随后分别在72年与78年,师承中国政治学者邹谠获得芝加哥大学政治科学硕士与博士学位。现在已是欧柏林资历最老的教授之一的他,六十年代末是万千与美国政府斗争的反越战运动激进学生中的一员。而谈起自己对中国问题的兴趣,以及学术道路的开始,Marc总要讲起反越战运动的那个意气风发的年代,以及那时毛泽东对他产生的深刻影响。

“我们要反对Lyndon Johnson(美国第36任总统),我们要攻击我们的政府。而那时的中国在干什么? 对,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政府的首脑,竟然自己说革命有理,鼓励学生攻击政府!我一下子就被这个国家,被社会主义吸引住了。当然,当然,后来等我开始学习中国政治,我就知道,世上没有那么简单的事……”

听到这个故事前,我对Marc的印象,仅仅是浏览Marc简历时看到,他的主要著作之一《反潮流的中国(China Against the Tides)》,曾在1998年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过中文版。

说来惭愧,就凭借这两点,我便先对Marc形成了简单的刻板印象——我毫不犹豫地先将Marc归类为王小波笔下还停留在六七十年代幻想红卫兵的“美国左派”了。当然,庆幸的是,如同Marc学习中国政治时便意识到文化大革命的“不简单”一样,只用几节课,我便知道Marc的“不简单”。

我跟随Marc选修的第一节政治课是他的“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一门基础国际政治课。在这一节课中,Marc引入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与国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两个要素作为理论基础,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作为本门课的研究对象。

国家能力这一政治概念指的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在施政时的有效性。具体来说,国家能力强的政府往往能够有效地颁布并实施政令,而国家能力弱的政府则往往出现出台新政艰难,以及政策成为一纸空文的问题。而国家自主性则指的是一个“国家”的政府,与“社会”相对,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的程度。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息息相关互相影响,故而,也有的理论家认为二者其实是同一概念或从属关系。

Marc正是从“国家·社会关系”这一角度切入,以文革前中后期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转变展示出“国家能力”与“国家自主性”的涨落,并分析这一理论所能解释的复杂政治经济学后果。而其中令我最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这一理论应用在八九十年代市场经济改革之中的解释力。

Marc指出,市场经济改革的背景之一,是文化大革命使得意识形态合法性在国家·社会两个层面中皆遭受瓦解或削弱,也就是说,不仅广大民众对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惨剧记忆犹新,更重要的是,作为政治精英的党政机要更是对群众的自发革命路线心有余悸。而在这一情形下,新经济改革目的之一在于,通过经济发展来重建政府合法性与维持社会的稳定。

然而,市场经济改革不仅仅要触动无数工人与工业计划经济官员的既得利益,而且更要实行价格改革,必然导致普遍的通货膨胀,也就说相比于壮士断腕,改革更像是一将功成。

“那个时候,我就在北京,正准备去河南农村进行我的博士论文研究,”Marc讲道,“有一天早上我突然看到大街上的商店门口排满了长队,我很惊讶地问排队的人,这是有什么打折活动吗?他们答说,没有,只是因为报纸上说最近会价格改革,以后钱就不值钱了,我们看到不管什么就先买下来……就是这样的担忧焦虑下,几天之后那次价格改革便宣布取消。”

于是八十年代政治经济最为矛盾的一幕出现了,一方面政府必须通过新的经济改革确立自己的合法性,另一方面经济改革的推行一定会直接影响社会稳定。就在这个矛盾下,中国的八十年代见证了缓慢而艰难的市场经济改革。比如臭名昭著的双轨制,不仅淤塞改革,还滋生了广泛的权钱交易。

而这个矛盾的突破口正在于国家权力与国家自主性在八十年代末的重建。Marc分析道,八十年代末,中国“因祸得福”,重获可与文革前媲美的强大国家能力与自主性。到九十年代时,政府绝不需要再担心,下岗等问题产生危及社会稳定的不满。这一国家能力飞跃最终成为深化经济改革的必要推力。之前因人心惶惶而不得不几番推迟的价格改革与大规模工人下岗,都在九十年代飞速展开。

九十年代,Marc第二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这一次,他的学术课题是天津市下岗工人研究。在随后发表的论文《Hegemony and workers’ politics in China(霸权与中国的工人政治)》中,Marc在他采访与观察的基础上,探讨了文化大革命中最为激进并享有无数特权的工人群体,面对经济改革带来的困境时表现出的吊诡的沉默。而Marc给出的答案,正是市场经济与国家经济合法性这一组霸权的建立。

Marc的论点对于在国内两种极端话语语境下曾从一方反叛到另一方的我,有着独特的颠覆性启发。在高中时期,对教科书、对教条的反叛与否定,使我盲目地接受了我所根本不了解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

Marc的“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以及接下来我所选修的更为宏观地研究整个东亚采取的高国家能力与进口替代发展模式的“东亚政治经济学”,对于在中国某些语境下几乎成为“真理”代名词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形成了有力的批评。

后来某日在他办公室中闲聊时,我提到最初翻开他简历时看到“中央党校出版社”的惊讶。

“他们真的出了你这本《反潮流的中国》吗?不怕告诉你,最早我看到你的简历,这一段让我对你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刻板印象。”

Marc看着我,顿时明白我的疑惑,哈哈笑着说:“当然,他们删了改革开放与九十年代市场经济之间的那部分。不过,就算这样,能出版也是出乎我意料的了。”

而作为一个“美国左派”,反越战对于Marc来说,显然远远超越了一次“反政府的叛逆狂欢”。这一在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反政府和平运动,不仅引起了Marc对政治学的兴趣,更成为帮助Marc以后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宝贵第一手经验,使他理解前人理论家所面临的人类共同的难题与境遇。而他通过课堂,将这一经验知识又分享给他的学生。

比如两周前当我们在课上讨论起伯恩斯坦、卢森堡与列宁不同方法论的关系时,Marc还回忆自己的反战经历道:“对合法与非法(legal or illegal)的路线问题的争论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在我的年代,不同的反战团体之间激烈地辩论甚至攻讦……究竟应该直接暴力拦下运输军需的铁路,还是我们应该上街游行,呼吁公民关注,尝试和平解决?”

毫不夸张地讲,毛泽东对于Marc的影响,就好像Marc对我的影响:他给我展示了政治学冰山的一角,这使得我可以去发现这整座冰山,并且同时不断提醒自己,在了解它真正的深度与广度之前,不要妄下判断。

(注:本文作者为欧柏林学院在校学生。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灯塔学院由常春藤校友联合创办,是一家“走小低调路线”的留学社区和原创媒体。微信订阅:造一座灯塔。责任编辑邮箱:haolin.li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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