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消亡论

作者:南方朔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6-05-3,星期二 | 阅读:1,114

 南方朔

近年来,世界变化最大的就是“知识分子论”。从18世纪到20世纪中期,全世界的知识分子普遍都有一种价值观,那就是知识分子的角色就要为人民作先锋。知识分子的反抗者角色,对社会的进步,尤其是自由平等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960年代的欧美社会出现的新左派,乃是知识分子最后的集结。

从1960年代后,世界开始变了。右派的经济知识分子取得了话语权,他们把市场神圣化,市场主宰了政治与社会,于是经济上的自由放任成了全世界的最高价值,而后由新保守主义发展为新自由主义。新的重商主义开始成为世界最后真理,于是知识分子遂被边缘化。无论每个国家的贫富不均是多么严重,人们都已视为理所当然,知识分子们对此也都缄默无言。

那么知识分子都在干些什么?前几年美国的老派学者休斯(H.Stuart Hughes)写了一本小书《矫揉造作的反叛者:欧洲知识分子和政治文化》。他指出由于知识分子日益边缘化,所以他们变得非常犬儒和自恋,看问题已不会从大处着眼,也不会去谈根本的问题,而只是会在许多琐碎的小问题上去玩稀奇古怪的观念游戏,有如是在玩身体的哑谜,这等于是一种“小调的颠覆游戏”。所以他才说知识分子愈来愈矫揉造作。

前几年,曾是阿尔都塞学生的法国教授勒考特(Dominique Lecourt)写了一本《平庸化—1968年后的法国哲学》,他就指出,今天的法国已和上世纪60年代大师辈出的时代完全不一样了,现在的法国知识分子已不再有宏观的思考习惯,都是在讲一些不痛不痒的琐碎话题,多半是消费性话题。因此知识分子已不自觉地成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消费商业的一环,它只会加深社会的平庸化,再也没有宏观性的方向思维,只有满足人们朝生暮死的话题消费需要。

因此,现在的时代变了。上一代的,虽然资讯不很发达,但人们却能在有限的讯息里找到攸关社会国家的大话题,寻找出时代努力的方向。但到了今日,这种大问题已告消失,甚至所谓“新闻”的本质也变了:

所谓的“新闻”,不再是国家社会的大事,甚至传统上所谓的“碎嘴话题”(Gossip)或各种绯闻(Scandal)也成了重要新闻,英美的主要报纸如《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等,碎嘴新闻或绯闻的比例也在增加,尤其是电视媒体或各种社交电子媒体,它们的比例更高。特别是演艺圈的名人活动更成了新闻广告不分的新闻领域。人们对重要事件的定义已被稀释。久而久之,真正重要的大事已受不到人们的关切。

网络媒体的出现,以及年轻族群的兴起,更使得话题事件或软性新闻地位被提高,重要的大事变得不再重要。新闻的“名人化”,更强化了社会追求名利这种新自由主义所标榜的价值观。今天的世界,每个社会都热衷于名利价值,对人类追求的自由平等反而愈来愈冷漠,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18世纪到20世纪中期,人类的思维,除了有个人的“个体性”,也着重国家社会的“整体性”,而且相信整体也要对个体负责,所以强调社会的整体福祉,最后是在“福利国家”这个概念上达到顶点。国家有集税权,目的是要藉此来平均财富,调和社会矛盾。但这种价值在20世纪中期以后,国家的职能逐渐衰退,人们并认为个人的问题应自行负责,一个人生存条件不佳,是他自己缺失了竞争力。减税和缩减福利支出,开始成了新的潮流,所以知识分子在这种问题上已无发言权,于是社会的整体性思考及大问题思考遂告不振,自由派政党也开始沦落。

以前的政治学相信国家乃是调控社会福祉的工具,但这种“国家工具论”,如果还有人再说,就已是不合时宜。知识分子变得日益麻木,社会也愈来愈不公平,似乎正在成为这个世界的趋势。

[ 南方朔 原名王杏庆,1946年出生于中国四川省成都,国立台湾大学森林学研究所硕士,台湾作家、诗人、评论家、新闻工作者,台湾《联合报》副刊主编,被誉为“最用功的民间学者” ]

2016-02-15

文章来源:《南风窗》2016年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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