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友谊隐瞒的历史真相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6-04-21,星期四 | 阅读:2,155

JAMES PALMER2016年4月19日

两名哥萨克人骑着马在马在莫格席洛夫卡附近,这是一座拉左地区的村庄。阿穆尔河(中文称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在这里形成了中国黑龙江省最东北部的边境。更多图片请浏览(http://www.chinafile.com/multimedia/photo-gallery/peoples-friendship)。作品是“中国边境”(China Borderlands)的一部分,它是中参馆记录中国边境的项目,与VII Photo Agency合作。Davide Monteleone

本文的英文版图片故事最初发表于中参馆(ChinaFile)

只为了做一笔生意,就从行驶的火车跳下,这是需要胆量的。而对于这些服装商贩们来说,跳火车却是家常便饭。在这辆横穿西伯利亚(Trans-Siberian),从乌兰巴托开往莫斯科的列车上,我亲眼看见他们在火车哐当哐当驶进一个不停站时从最前面的车厢跳下,胳膊上还拐着大包小包中国产的廉价牛仔裤和上衣,与在车站等候的俄罗斯买家迅速成交;然后在火车轰隆隆驶出车站时,再跳上最后一节车厢。

商贩们是蒙古人,但他们掌握的俄语和中文足够与双方讨价还价,甚至打情骂俏。过了跳车那一站,其中一个商贩走进了餐车,与一名身材丰满的俄罗斯女服务员跳起了舞。虽然没有音乐,俄罗斯女郎一手夹着烟卷,另一只手握在蒙古商贩手中随着舞步旋转。“好漂亮!”他用俄语说。然后,他们俩坐到我旁边,我们开始用我们特定的语言交流:她的俄语欢畅开怀,我只能听懂一星半点,蒙古商贩则是听得明明白白,说得磕磕绊绊;他们两人靠歌曲和电影中学到的英语与我交流,我和他之间还可用我们的“洋泾浜”汉语进行交流。(那会儿是2006年;之后,我的汉语已经从洋泾浜发展到了像乌鸦一般呱呱乱叫的程度)。 “英国绅士”,她笑呵呵地用英语说;“中国绅士”,她指着蒙古人说。他虽然没有更正这一说法,但用俄语加了一句“儒绅,对吧?”我听懂了“儒家”,因为它是外来语。“中国人就是儒士,就像英国人是天主教徒。”

那天晚些时候,火车驶进一个车站短暂停靠,买卖双方的价格战可以更激烈地展开。俄罗斯商贩已经在站台上急不可待,他们是些年轻男子和中年妇女。男的被称为“高普尼克”(gopniks)的年轻人——剃着光头,带着金戒指,身着尼龙套装,脸上写满了成长于1990年代的艰辛——那是苏联解体后末日般的岁月(英国人会用“chavs”这个词来称呼他们;而美国人则会用“white trash”)。蒙古人更喜欢与女商贩交易,这是有原因的。我看到两个“高普尼克”小伙儿与一个蒙古人大声争吵,就在火车要离站的时刻,其中一人猛地一下把蒙古人推倒,另一个则一把抢过蒙古人的一捆带着塑料袋包装的衣服,然后飞快逃走,他们一看便是偷窃老手。蒙古人一跃而起,边喊边拔出刀子,挥过头顶向两个飞奔的窃贼扔去。众人倒抽一口凉气;刀子当啷一声砸到站台,刀刃只打开了半截。火车已经缓缓启动,他赶紧抓起刀子,跳上火车,加入了满怀同情的伙伴们。如果我是那俩窃贼,恐怕相当一段时间不会再光顾这条路线。

中俄边境的贸易织出了一条横跨欧亚的道路,至今仍然影响着周边人民的生活。我在蒙古经常使用的司机“杰克”(Jack)在1990年代从莫斯科往中国运小轿车,然后用赚的钱买了一辆车跑出租。当时他是乘火车往西,回程走公路,夜里就裹着羊皮睡在他贩运的破汽车里。在布达佩斯特,我那极其国际化的爷爷卢迪·费舍尔(Rudi Fischer)带我去了他最喜欢光顾的地方——位于乔瑟法罗斯区(Jozsefvaros)的“四虎市场”。在东欧有好几个这样的大型市场,充斥着来自中国的廉价商品以及聚集一起打牌、吃方便面的商家。这些商品都是经过俄罗斯运到东欧的。北京的建国门附近有一个俄国人聚集的区域,几乎每隔两栋楼,就有一栋标着“KARGO”(货物)字样。

通过这条道路延伸出了许多友谊——有的是小心谨慎的,有的则是大张旗鼓,也有的擦出了爱情的火花。但这些友谊常常会毁于暴力。这些暴力事件有时是零散的、局部的;但通常却是两个大国之间的摩擦不可避免的产物。俄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相似带有一种类似磁铁的特性,既相吸又相斥。

有一次,这种摩擦差点引发世界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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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边境的乌苏里江(Ussuri River),冰冻的江水两岸是两国军队的虎视眈眈。他们几乎每周都会在冰面上发生冲突,这一次很快就来了。中方挥动着钩子、战戟;俄方则像中世纪骑士一样端着长矛前进,还有的站在一边举着狼牙棒,准备随时打击那些勇敢的或幸运冲过防线的中国兵。

那是1968年冬,更具杀伤力的武器出现了:中方的56式半自动步枪对苏联的坦克和BM-21式火箭炮,还有几百英里外的发射井,里面装有灭绝性杀伤力弹头的导弹随时待发。不过苏联军队和人民解放军都有不开第一枪的军令,所以他们在克制中相互挑衅争斗。

莫斯科和北京的敌对上演为边境线上的冲突。中国士兵夏天会在江里游泳,或在冬天迅速穿过结冰的河面,挥着小红书,喊着口号,指责苏联利用中国的虚弱偷占了中国领土;苏联士兵会把他们推进水里。当江面完全冻得结结实实,双方会出动几百名士兵手持中世纪兵器打架。俄军中尉维塔利·布别宁(Vitaly Bubenin)在21世纪初的一次采访中声称,苏联士兵都是些“粗壮的西伯利亚人,有着铸造工人的巨大拳头,中国士兵根本不是对手,直到他们从中国北方调来了增援部队”。

这样的打架有种游戏的元素。俄罗斯人回想起从前的“墙对墙”群架——两个村庄的男人站成两排对殴;他们手中的武器只是为了让对方遭受皮肉之苦,而不是要将对方置于死地;双方损伤最重的都是厚厚的棉衣。对于中国士兵,冲到对面就像是体育竞技;有时碰上好心境,他们还会给对方烟卷和毛主席语录。

然而,1969年3月2日那天,情势突然变得不那么友好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中方向珍宝岛上的苏联巡逻队开火,该岛是位于江中央的一块不毛之地(根据中方一贯的说法,是苏军首先开火,中方被迫自卫反击——编注)。布别宁慌不迭地带领他的人马施救,他的装甲车滑过冰面,企图从侧翼攻击用机关枪向他的士兵开火的中国军队。

俄方惊异地发现,他们的士兵多数都仅仅是受了伤,却又近距离被子弹或刺刀残忍地杀死。言辞和流血都在继续升级。中方的广播说: “临时居住在中国领土上的亲爱的苏联同志们,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在3月8号前要把哈巴罗夫斯克(Khabarovsk,距离边境30英里的地区首府)送给他的夫人!”“亲爱的苏联妇女们!浆洗被单吧,我们的人很快就要到了!”中方3月15日再次袭击珍宝岛后,苏联士兵牺牲人数升至59名,俄方开始火箭反击。据苏联的估计,中方死亡200至300人。

双方紧张关系持续数月,期间时有交火。战争一触即发。9月,苏联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Alexei Kosygin)访问北京,双方在机场举行会谈,以避免愤怒的红卫兵们向柯西金座驾投掷石块或引发更糟糕的局面。在华盛顿,美国人也关注着事态的发展,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开始想到外交突破的机会。

战争并没有发生。但对苏联的恐惧并没有消除。1976年唐山大地震,幸存者最初的反应是苏联投放了原子弹。1980年代初,金钱和武器源源不断地从中国流入阿富汗,与美国人和穆斯林游击队员一起打击苏军——每个月都有飞机满载年轻的苏军士兵尸体秘密飞回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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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莫斯科与北京的关系正处于近70年来最密切的时期。中国媒体关于许多事件的报道——从乌克兰到叙利亚——都重复着俄国官方的口径。在克里米亚问题上短暂的模棱两可,以禁用“吞并”(annexation)一词告终;最后,该事件变成“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和“克里米亚与俄罗斯的一体化”,完全与中国主张收复台湾或其他地方的野心相呼应。俄罗斯人频频出现在中国的各种会议上,主题从军事到媒体,不一而足;他们参会的人数远远大于来自欧洲或美国的人数。俄罗斯的对抗西方,收复领土,还有普京的种种阳刚姿态都是中国的爱国主义幻想的演绎。中国现存的对美国影响的偏执猜疑,正在俄罗斯的阴谋论作用下日益加剧。

苏联的解体在中国的领导层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两国小心翼翼地逐渐修复了自斯大林死后所产生的裂痕,它将共产主义阵营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一分两半,而苏联的解体开了一个可怕的先例。在中国人眼里,俄罗斯在上世纪90年代的屈辱——丧失领土,经济深陷困境,正像中国早年在外国列强手下遭受的“百年屈辱”。在中国人看来,普京的民族主义气势,以及俄罗斯靠能源带来的经济复苏都是言之成理的事情,他们从中看到了自已的理想抱负。幸运的是俄罗斯的雄心谋略面向西部,对付格鲁吉亚、乌克兰那些独立派,而不是面向西伯利亚的延伸和收复中亚。中国便悄声地放弃了对北方的领土主张而大张旗鼓地在俄国没有利益的南中国海造势。

在国家层面,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似乎是中俄友谊最好的粘合剂。莫斯科和北京在许多方面都相互支持,比如对网络“主权”的主张,对严厉的“反恐”安保措施的需求,对西方历数不尽的不公正的指责。两国刚刚公布了一个共享的媒体平台,至于这一平台会像《今日俄罗斯》(Russia Today)那样信口开河地致力于阴谋论与诽谤,还是更像中国官媒令人麻木的单调乏味,我们拭目以待。

与他们的领导人相比,俄罗斯民众的态度更暧昧不清。反亚洲人的种族主义可谓根深蒂固,尽管这一敌意主要针对的是中亚的人;对于“黄祸”的恐惧和人口超限的担心仍然渗透俄罗斯的大众媒体。但是中国的强大和金钱又对俄罗斯有足够的诱惑,使其愿意成为中国的盟友,尤其是当莫斯科自己毁掉了刚与西方建起的纤弱纽带。最重要的是中国帮助俄罗斯实现了想在国际舞台上做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的野心,不再是冷战时期被轻蔑地称为“拥有核武的上沃尔特”(Upper Volta with nuk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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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300多年前的1689年,中俄两个帝国就是作为平等的对手在尼布楚(Nerchinsk)要塞初次相交。当时双方已经在黑龙江流域(Amur)交战数年,时战时停。满清视黑龙江流域为自己的家园,俄罗斯则视其为注定要征服东方的漫长征程的下一步。满清对汉人的统治巩固之后便开始调集军队对抗俄国的入侵,烧掉他们的堡垒,赶走他们的商人和殖民者。尼布楚和谈是由夹在双方之间的蒙古统治者精心策划的。合约承认双方的平等及各自的权利与领土主张,确定了边界及其长度。

双方都在试图扩大自己的疆界。清朝想为自己建立一圈威慑于大清统治的附属国和部落,俄罗斯则想不断拓展自己的边疆。他们已经征服了西伯利亚,扩展到太平洋;现在又觊觎南面的可汗统治地和中亚的酋长国。

双方都声称自己是一个伟大文明的继承者,尽管他们国内却与这一文明传统相距甚远。满清把自己视作天定的儒家伦理和社会秩序的卫道者,但与此同时,他们是可汗,是骑马打猎的能手,是成吉思汗的后代,是佛教正统的护卫者。

俄罗斯是拜占庭和罗马文明的后裔。莫斯科也是一座七丘之城,是继罗马自身和君士坦丁堡之后的第三个罗马,他们的统治者的头衔都是出自凯撒之名。沙皇,也称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他喜欢称自己为全俄皇帝[Emperor of All the Russias]),力图把全俄罗斯变成一个欧洲强国,他剃掉了自已的波雅尔(boyars,沙俄一贵族阶层的成员——编注)式胡子,责罚贵族们的蒙古习俗。然而,东方的吸引力恰恰又将沙皇要求他们摒弃的传统传递给他们。他们对异族的征服既是恢复他们原有的传统,又是传播文明,将基督教和欧洲文明带给东方每况愈下的民众。

中俄两国都具有帝国语境,但他们却没有共同的语言。尼布楚会谈是蒙古人安排的;谈判则是通过驻清廷的耶稣会士和西方的传教士和学者,他们与同样受过良好教育的俄罗斯代表用拉丁语交流,谈判甚是融洽。最后在额尔古纳(Argun)河口立碑刻字,用俄语、蒙语、满语、汉语和拉丁语记载了谈判结果;标明双方权限的边界石碑,在俄罗斯一面刻有东正教的十字架,大清国一面刻着满语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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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7年中俄两国在恰克图(Kyakhta,今位于蒙俄边界)签订的条约才明确规定了两国贸易范围。俄罗斯商队可以每三年来北京一次,这是比对任何其他西方国家都优惠的条件。拥有几百人口的俄国要塞城镇恰克图是条约规定的两个边境贸易点之一;另一贸易地点,位于遥远东北角的祖鲁海图(Tsuruhai Tui),则从未繁荣起来。

恰克图则生意兴隆。在中国,恰克图被称为“买卖城”,这是中国对商贸区的惯常称呼。在蒙古首都库伦(Urga,也就是今天的乌兰巴托)的城边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