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主义与1930年代的中国

作者:李蕴哲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5-11-16,星期一 | 阅读:1,759

作者:李蕴哲

以经济为主的初探*

1931年5月5日,国民会议,蒋介石激情澎湃:“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认定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为民族生命之绵延,非以目前福利为准则,……系进化阶段中统治最有效能者,国家主权既为神圣,纵横发展,遑恤其他,国际上之影响,是否合于大同原则,不待智者而知”(转引自 潘国琪,1993)。

1934年,蒋介石推行 “新生活运动”,法西斯主义风格明显。在运动中,他要求全国人民整齐划一,行动一致,连日常生活也要符合他的标准。德国和日本是蒋介石的楷模,他的目标是“使全国国民生活彻底军事化”(蒋介石,1934)。

源自欧洲、兴起不久的法西斯主义何以令蒋介石如此痴迷?我们需要对法西斯主义做一简要考察。法西斯主义将国家民族作为目标,要求个体服从领袖的绝对权威。其在经济上,表现出天然的对自由经济的反对倾向。英国学者Paul Einzig较早研究法西斯经济制度,他的《法西斯主义之经济基础》早在1934年就被译为中文,对中国产生了影响。他认为,法西斯经济制度 “调和于纯粹个人资本主义,与完全国家专营之间”(Paul Einzig、李冠儒译,1934,第5页)。“法西斯国家,并不愿确定明年应出产某种颜色,尺寸,及质料之靴鞋若干双。然而,当至靴鞋有过剩之势,且经价格跌落,仍无增加需求之希望,则当道者决然用力干涉,以避免生产过剩之虚靡物力”(同上,第36页)。由此可知,法西斯经济是一种统制经济[1]。而且法西斯经济是一种控制较为严格的统制经济。以意大利为例,“政府虽未将银行收归国营,唯其尽量指导银行政策,则宛如银行为国营者。尽能强取银行资金以资助银行不乐于资助之事业。事实上意国在此方面之情形即为社会主义者梦境之实现”(同上,第85页)。因此,Einzig认为法西斯主义与社会主义“在政治上,两者大相径庭,在经济上,两者之间目的则大致相同,唯彼等所采用之手段互异”,“法西斯主义可认为纯粹个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间之调剂,唯断然较近乎后者。彼之公敌即为其必加攻之放任主义”(同上,第83-84页)。

除具备统制经济的一般特性外,法西斯经济还有自身特殊的性质。法西斯者反对资本主义往往与国家主义、反犹主义、民粹主义等捆绑在一起。比如,法西斯者强调强国对弱国的压迫但反对国内的阶级斗争。德国历史学者,纳粹“启蒙”思想家亚瑟认为,“如果没有国家之间的公正,社会主义不能给人们带来平等。德国工人应该意识到,他们受到的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从未像今天这样沉重……工人阶级把自己看做最受压迫的阶级而争取自由的斗争,在我们这个受压迫的国家,只能是一场内战。这导致我们错误地把矛头指向自己而非国际资本家”(Guerin,1973,第78-79页)。

既能纠正资本主义的弊病,又能避免走上激进的苏俄道路,是当时不少国人认为最适合中国的方案。法西斯主义恰恰符合这一点。意大利、德国等国在一战后遭遇重挫,内忧外患,处境与当时中国类似。此二国通过法西斯主义,依靠国家、领袖至上,全国协调一致、艰苦奋斗,一跃成为强国。时人感慨,“凡游历过意大利研究意大利新政的,谁不赞叹墨氏十余年来努力成功的迅速?谁不深信法西斯蒂魔力的伟大?”(钱崇惠,1935)。

法西斯主义之所以令人如痴如醉,是因为其巧妙融合了几个要素。一是社会主义,他承诺让底层改善生活,缩小贫富差距。但是他的社会主义不主张阶级斗争,而且保留私有制。这样能团结中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不过后两者要受到国家和领袖的制约;二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一战后的意大利、德国遭到了不公正待遇,法西斯者将其放大,认为是造成现实苦难的根源,呼吁国内团结,一致对外。三是领袖魅力。在困难中,人们渴望迅速富强,而民主制的“低效”令人愤怒,经包装后的救世主——领袖,以铁腕凝聚全国走向胜利成为不二选择。因此,无论何时,当一个国家面临外患,国内矛盾重重且对领袖崇拜仍有兴趣时,法西斯主义就有存在的土壤。1930年代的中国完全符合这些条件。这也是蒋介石和国民党推崇法西斯主义的原因。

参考文献:

蒋介石,1934,《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社会主义月刊》第2期。

潘国琪,1993,《三十年代国民党内法西斯主义的泛起及其原因初探》,《浙江大学学报》,第7卷第2期。

钱崇惠,1935,《意大利巴里拉少年团之概述》,《前途》第3卷第2期。

Paul Einzig、李冠儒译,1934,《法西斯主义之经济基础》,新中国建设学会。

Guerin, Daniel, 1973,”Fascism and Big Business”,Published by Monad Press.

[ 李蕴哲 天则经济研究所文化与制度研究中心主任助理]

2015-11-5

中评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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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由天则所“中国计划经济史研究”课题,“中国计划经济的起源”分报告中的部分内容整理修订而成。本课题负责人赵农,成员包括徐振宇、李蕴哲、金茜茜。本文文责由作者自负。

[1] 从所有制上讲,统制经济不主张取消私有制,建立完全的公有制,这是与计划经济最大的区别;资源调节机制上,统制经济力主限制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加强政府的控制力,政府通过创办企业、制定计划等方式对经济生活进行直接干预;经济生活中的主角是政府,个人和企业主要扮演的是经济计划执行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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