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与朝鲜战争指挥、决策

来源:共识网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5-10-8,星期四 | 阅读:1,625

作者:黄力民

摘要:由于1950年代发生了关于高岗的特殊政治事件,朝鲜战争史资料中涉及高岗的记载极少,仅从近年正式出版的几种官方资料分析判断,中国指挥决策体系成员是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高岗。高岗担负的是比战争后勤更急迫、更直接的前线与战场运作。

《高岗传》(戴茂林、赵晓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据称是国内第一部高岗传记,书中评价高岗一生五大功绩之一是“抗美援朝战争提供了后勤保障”,该书唯一涉及抗美援朝时期内容第12章的题目就是“抗美援朝的后勤官”。

所谓高岗是“抗美援朝的后勤官”的说法流传广泛,其实都源于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命令,命令同时规定东北地区“为(志愿军)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兼政委高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

《抗美援朝战争画卷》称:“抗美援朝战争后勤工作的最高组织者和总指挥,实际上是当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徐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45-146页)。

作者使用“实际上是”的说法明显有压低高岗作用的意思,但无意中透露的信息却是战争动员规模极大,战争后勤已发展为全国性任务。

由于1950年代发生了关于高岗的特殊政治事件,朝鲜战争史资料中涉及高岗的记载极少,仅从近年正式出版的几种官方资料分析判断,中国指挥决策体系成员是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高岗。高岗参与了最高层指挥与决策,担负的是比战争后勤更急迫、更直接的前线与战场运作。

朝鲜战争期间主持军委工作的相继有周恩来、林彪、周恩来、彭德怀。林彪任职时间非常短暂:“1951年10月,中共中央确定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他上班仅3个多月,就病倒了”(见于《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加以林彪后来政治问题的影响,正式出版的文献上几乎找不到林彪主持军委期间与朝鲜战争有关史实的记载。

战争期间彭德怀全程任志愿军司令兼政委,他回国主持军委时在朝鲜前线另有陈赓(1952年4月-6月11日)、邓华(1952年6月11日-1954年9月5日)代理其职务,此种格局下代理者的作用应当非常有限。

中央书记处不直接参与战争与军事事务。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有关朝鲜战争而涉及书记处的内容有1952年3月22日毛泽东在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关于彭德怀回国治病志愿军前方指挥由陈赓代理的报告》的批语:“同意,请即派陈赓去朝,彭来京治疗。刘朱周陈阅,退聂办”,也就是说仅涉及到高层人事任免才有书记处参与。

一、朝鲜战争期间高岗在党、政、军系统的地位

1945年6月高岗成为13名政治局委员之一,书记处5位书记之后是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8人。1949年6月高岗任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兼政委,9月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之后第6名),12月任东北人民政府主席(1953年1月改称东北行政委员会),1951年11月5日高岗与林彪同时补任军委副主席列名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程潜之后,1952年11月任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仍兼原职。

概括地说,从朝鲜战争爆发始,高岗在党内排名第7(注:1950年10月任弼时去世,6月病重时其书记职务已由陈云代理。若考虑到康生养病则高岗是书记处之后第一人),在国家、政府系统列毛、朱、刘、周之后排名第5,军队系统在毛、周、彭之后排名第4(军事方面朱德、刘少奇未负实际责任)。同时高岗又是东北党政军首脑。以这四个方面与彭德怀比较,高岗仅在军队系统比彭低一位。高岗在党、政、军系统的综合地位是他在朝鲜战争期间居于战争指导、作战指挥最高层的必要前提。

1953年12月24日中共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向高岗提出严厉警告,高岗的政治生命在朝鲜停战5个月后即行结束,以致有关资料中难以搜求到有关高岗的活动痕迹。

二、1950年6月25日-10月9日:战争准备阶段的直接指挥者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最早动员的部队是驻齐齐哈尔地区担任生产任务的第42军:6月29日高岗在沈阳紧急召见军长吴瑞林,令其率部在7-10天集结于通化、梅河口地区待命。第42军到达指定位置后,高岗除指示作战动员、装备人员准备等一般工作外,还在7月中旬部署了两件与未来作战直接相关的事情:一是令吴瑞林带领参谋人员乘火车进入朝鲜,察看新义州、平壤、熙川、江界一线地形;二是指示第42军对渡江地点、渡江方式进行实地考察与评估(见吴瑞林《抗美援朝中的第42军》,金城出版社1995年。另注:更早些的军事部署见于第13兵团政委吴法宪记述,驻南宁的第13兵团指挥机关1950年5月奉命移驻郑州指挥已在河南的第38、39、40、43军,准备入朝作战)。

第42军动员之后,7月中旬周恩来主持国防会议宣布组建东北边防军。因原定东北边防军主要负责人粟裕、肖劲光、肖华一时难以到位,22日又决定由高岗指挥东北边防军。东北边防军初组建时确定为4个军3个炮兵师计25万官兵,各部奉命8月5日前到达边境指定位置。8月下旬又决定将第9、19兵团分别配置于津浦线、陇海线列为东北边防军二线部队。10月8日令东北边防军改为志愿军,彭德怀9日从北京抵达沈阳就任志愿军司令兼政委。东北边防军指挥机关始终没有组建,从7月13日至10月9日东北边防军的调遣、动员、干部调配、装备等均由高岗指挥,但在公开资料中几乎没有对具体事项的记载。

10月8日的命令同时规定东北地区“为(志愿军)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后方工作”与“援助朝鲜事务”其实早已在高岗指挥下开展,尤以“援助朝鲜事务”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例如朝军在中国境内的活动就是最困难的“援助朝鲜事务”,有关研究基本是空白。1950年10月22日金日成向中国通报进入中国境内的朝鲜军队与党政机关番号(见中国军事博物馆编《抗美援朝战争记事》,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总计17.23万人其分布地区最远达柳河,距中朝边界的铁路距离有210公里,“训练时间暂定为5个月”。《抗美援朝战争记事》对此只有一个很简单的说明:“中国政府与朝鲜政府协商,完成妥善安置”。事实上这应是战时一项重要活动,尽管有政府间协商,实际操作却可能很复杂,涉及近20万武装军人绝非易事。苏联作为老牌的马列主义指导国家,历来奉行区别政党关系与国家关系、国家利益高于政党利益的原则,典型者如1930年代中国东北抗日联军因兵败而退入苏联境内休整,必须服从的条件是交出武器、不能走出划定的营地。

三、1950年10月9日-1951年8月31日(一)

参与战略部署与军级作战行动指挥

战争前期彭德怀与北京方面往来文电均以高岗为收电人,显示高岗也参与了作战指挥:

1950年10月29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高岗分析东线敌方企图、指示我方用兵;

11月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指示东线第42军调度;

11月2日19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关于第27军渡江点安排(特别提及是高岗的建议)及西线作战部署,22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指示应歼灭北进的美军第2师;

11月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高岗并告第9兵团司令兼政委宋时轮、副司令陶勇指示将第9兵团第27军用于新义州方向,第20、26军在沈阳待机;

11月4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关于西线德川作战情况;

11月5日1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高岗指示德川作战方针,2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高岗指示应以朝军名义发布战报同时说明有中国志愿部队参战,3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指示第38军作战安排,22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并告宋时轮、陶勇及高岗判断东线敌军可能威胁西线我军作战,最终决定第42军转调西线将第9兵团投入东线;

11月9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朝方代表)并告高岗,同意作战部署;

11月18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并告高岗关于释放俘虏及对国际局势分析;

11月24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洪学智并告高岗、贺晋年(东北军区副司令)要求准备随时扑灭空降之敌;

11月28日5时半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洪学智并告高岗、贺晋年、宋时轮、陶勇指示在西线集中4个军歼灭美军3个师,24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洪学智并告高岗、贺晋年、宋时轮、陶勇指示在东线争取歼灭美军2个师及韩军1个师;

11月30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洪学智并告高岗、贺晋年、宋时轮、陶勇指示利用两次战役之间作必要休整但不要提过冬休息;

12月2日军委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洪学智、解方并告高岗、贺晋年关于西线肃川、顺川、安州地区作战安排;同日毛泽东致电以上收电人、内容大致相同;

12月3日1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宋时轮、陶勇、覃健(第9兵团参谋长)并告高岗、贺晋年指示长津湖地区柳潭里作战行动;

12月3日17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高岗询问就地筹粮、大同江结冰、平壤铁路状况等;

12月4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洪学智并告高岗、贺晋年指示派一个师进占平壤;

12月5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宋时轮并告高岗同意彭德怀4日电所述战役部署;

12月1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高岗、宋时轮通报美军在朝鲜的态势已无希望;

12月1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高岗部署越过“三八线”作战;

12月28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并高岗请示在“三八线”以北整补及第3次战役的安排;

12月29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高岗指示应在第3次战役完成后再休整;

1951年1月31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高岗并抄送金日成汇报第4次战役情况;

2月4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并高岗请示因第38、50军伤亡过大,拟撤回汉江北岸;

3月23日彭德怀致电周恩来转毛泽东并高岗请示第5次战役准备;

3月25、26日周恩来致电彭德怀、高岗并报毛泽东关于第15、38、39、40、47军安排;

3月28日周恩来致电彭德怀、高岗关于苏联空军使用机场问题;

4月16日周恩来致电彭德怀、高岗并报毛泽东关于各特种兵参战问题;

4月28日军委复电彭德怀并高岗,同意志愿军总部26日电所述方针与部署;

5月31日毛泽东两次致电彭德怀并告高岗指示第42、47军及第20兵团安排;

7月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金日成、高岗指示和谈问题;

8月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高岗指示9月战役准备;

8月2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高岗关于9月作战方案调整;

8月2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高岗决定9月不作大规模反攻战斗。

大量文电所涉及的既有战略决策、全军战役部署,又有兵团级、军级部队的战场行动。当然一定有高岗致毛泽东与彭德怀的大量文电,但现有资料完全未记述。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文电中仅1951年2-4月间有周恩来作为收发人,此时毛泽东在休养中(4月9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我尚在休养,对朝鲜情况不甚清楚,请将你对敌情的估计和敌方企图撮要见告”),主持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反而没有或很少参与作战指挥。

四、1950年10月9日-1951年8月31日(二):

高岗的“中央代表”身份

在此期间高岗的另一重要作用见于以下文电:

1950年11月14日北京方面特派高岗赴志愿军司令部与朝、苏方商谈联合作战指挥及第2次战役方针问题,首次提出成立三人小组的动议;

11月1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高岗告知斯大林完全赞成“由中国同志来统一指挥”;

12月3日高岗陪同金日成到北京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会谈;

12月6日彭德怀急电毛泽东报告金日成将于次日到达志愿军总部,11时再请示待东线战役结束后请高岗来前方商谈成立中朝联合司令部之组成(注:12月7日金日成到志愿军总部驻地大榆洞商谈成立联合司令部事项,但《抗美援朝战争记事》未提及高岗是否在场);

高岗出席了1951年1月25日首次中朝高干联席会议并在会上报告国内外形势;27日中朝高干联席会议向毛泽东请示可否拥护联合国“限期停战”决议、北撤整训,该电文由彭德怀与金日成、朴宪永、高岗、邓华署名;

2月5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并高岗告知日前金日成来志愿军总部商谈内容;

5月26日彭德怀以志愿军党委名义致电中共中央并高岗谈目前前线存在的困难与问题,拟召开中朝高干联席会议希中央派人指导;

7月2日毛泽东两次致电彭德怀、高岗、金日成指示和谈会议及军事安排;

8月31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并高岗再次提出成立彭德怀、金日成、苏联大使三人小组。

1959年庐山会议后高岗夫人李立群在被要求揭发彭德怀与高岗如何勾结反党时称:

“彭、高接触时间最多是1950、1951年,在沈阳我们的家里。那时候正在抗美援朝,他们一个是志愿军总司令,一个负责后方供应。他们在房间里一谈就是一整天一整夜”。

彭德怀约在1950年10月19日进入朝鲜境内,至1952年4月回国治病为止,资料中仅有的回国记录是1951年2月21-28日就能否速胜问题向毛泽东面陈个人意见。如果李立群上述说法准确的话,表明彭德怀有多次往返边境与高岗会晤。当然,除上述正式记录的几次行踪外,高岗也可能多次赴志愿军总部处理有关事务。

这些事件的性质表明高岗的作用远超出了后方供应与作战指挥,而是以“中央代表”身份处理前线军政事务。在不具备便捷的空中交通条件下,最高统帅毛泽东与战场统帅彭德怀难以会面,两人同时实施战场指挥必有不便,高岗的作用是重要而必不可少的。对于战场统帅彭德怀而言,高岗具有最高统帅代表身份。战争期间高岗必有与其地位相称的贡献,但在本文所征引文献中几乎没有相关的记述。

根据前述高岗在党、政、军及东北地区的地位以及战争中的实际活动(仅指本文提及几种资料所透露者),如下判断是比较可靠的:1950年6月25日至1952年底高岗是中国高层指导战争、作战指挥的四人组成员,是担任北京与朝鲜前线之间连接、联系以及处理苏军、朝军事务的中央代表。至于志愿军后方勤务反而很少高岗直接指挥的证据,例如1951年1月22日志愿军第1届后勤工作会议在沈阳召开,由东北军区副政委李富春主持,周恩来、聂荣臻、总后勤部长杨立三及空军司令刘亚楼、炮兵司令陈锡联、总参军事运输部长吕正操专程参加,但没有提及高岗到会。

五、可能由高岗直接指挥的志愿军部队

1950年10月19日彭德怀率第38、39、40、42军与炮兵第1、2、8师部队进入朝鲜,10月24日又决定加派第50、66军参战,是日8时毛泽东致电高岗并告彭德怀邓华称“66军先头师到安东后,请即令其……,在该军未与彭邓沟通电台通讯以前请你(高岗)予以指挥”,26日14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高岗称“请高令50军注意,从辑安及长甸河口两处对岸阵地向楚山(朝境)迫近警戒……”,可见边境地区的部队调动及作战行动由高岗直接指挥。

资料表明,志愿军司令部与彭德怀并非指挥所有冠以志愿军名义的部队。事实上一直没有严格规定志愿军建制,1950年10月8日命令只说“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而未称志愿军总部指挥所有参战部队,后续入朝部队须依命令编入志愿军,又迟至10月25日才命令“13兵团司令部政治部及其他机构,应即改组为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及其他机构”并成立志愿军党委会。

当时中朝边境处于开放状态,部队隶属关系不易明确,例如空军曾请示军委哪些部队算作志愿军——1952年1月19日周恩来批示“我意凡在鸭绿江边参战的空军,均应算作志愿军”。

由高岗直接指挥、节制的志愿军部队及外军可能包括:

1、志愿军空军,其司令部及指挥所均设在安东,基地在中国境内,朝鲜境内多次修建机场因遭美军反复轰炸而极少使用。公开资料记载志愿军空军司令先后是刘震、聂凤智,但军委空军副政委吴法宪记述,战争前期的一年多时间里军委空军司令刘亚楼、副司令兼参谋长王秉璋都在安东指挥所直接指挥,多项作战计划出自王秉璋之手。但刘亚楼、王秉璋未列名《中国人民志愿军人物录》(谭铮,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

2、志愿军安东防空司令部及其前身志愿军高炮指挥所(注:1950年9月组建的军委防空司令部是独立兵种,1955年升格为防空军,1957年与空军合并);

3、志愿军铁道运输司令部;

4、担负朝鲜境内机场修建的第23兵团;

5、1951年6月以东北军区后勤部前方后勤指挥所为基础成立的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

6、其他驻地及活动范围就在中国境内的志愿军部队(如留守处、补训团、通讯等部门);

7、基地在中国境内的苏军第64战斗航空军;

8、驻地在中国境内的朝军。

六、1951年9月后——有关情况尚待探究

1951年8月31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并高岗再次提出关于成立彭德怀、金日成、苏联大使三人小组问题,此后很少有与高岗有关的电报出现,仅查到1952年2月13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令第一线部队停止“三反”运动全力对敌,2月21日军委致电彭德怀、邓华、甘泗淇并高岗、贺晋年关于细菌战的指示,2月23日彭德怀致电周恩来、高岗告知反细菌战部署情况,3月16日周恩来致电高岗关于防疫工作安排。

此期间为什么涉及高岗的文电大幅减少?现有资料无法证明这是实际状况、还是这几种官方资料未收录或未指明高岗名字?高岗恰又于1951年11月升任军委副主席且仍主政东北,责任与权力更大,理应更加介入高层指挥。此处只能推测发生了某些情况,例如高岗受权处理其他事务或患病或因取消第6次战役转入阵地战后北京对前线的直接指挥减少。

1952年3月以后《抗美援朝战争记事》不再有高岗的往来电报。4月彭德怀回国治病,7月初接替周恩来主持军委(据说彭德怀曾推辞并荐举高岗),仍兼志愿军司令、政委。由于彭德怀就在北京一身兼二职,则高岗所起的作用与所负的责任大不一样了。11月高岗任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或称“经济内阁”)主席仍兼原职。1952年3月后高岗是否离开战争决策层不得而知,即便如此也是因其走上了另一条更重要的上升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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