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高棉时期的日常生活

来源:《炎黄春秋》2012年第12期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5-09-28,星期一 | 阅读:2,038

Khamboly Dy 王友琴 译

[第七放映室]战火屠城杀戮之地

译者按:本文译自《“民主柬埔寨”历史(1975~1979)》。此书作者Khamboly Dy是柬埔寨文献中心(Documentation Center of Cambodia)研究员。该中心为柬埔寨非政府组织,宗旨是为寻求记忆和正义而记载“民主柬埔寨”时期的群体灭绝历史。自1995年建立以来,该中心已经搜集了数十万页文献资料和几千幅照片,并提供研究和教育方面的服务。该中心主任Youk Chhang在此书前言中指出,以前的柬埔寨文字历史是由古代中国人(元朝)和近现代西方学者写的,现在柬埔寨人已经开始调查和记载自己国家的过去,此书“标志着第一次由柬埔寨人自己写出了本国历史”。此书出版前经由柬埔寨以及国际的历史专家评审。

文章来源:《炎黄春秋》2012年第12期

“民主柬埔寨”概述

“红色高棉”是西哈努克亲王在1960年代给他的共产主义反对者们的名称。他们的正式名称是“柬埔寨***”。这个党在1975年4月17日控制了柬埔寨。

柬埔寨***在1976年创建了“民主柬埔寨”政权,并且统治这个国家直到1979年1月。在1977年以前,这个党的存在一直是被保守的秘密。在柬埔寨***之外的人不知道谁是这个党的领导人。这些领导人称呼他们自己为“Angkar Padevat”,意思是“革命组织”。

在1975年取得政权之后,红色高棉把200万住在金边和其他城市的居民驱赶到农村从事农业劳动。千千万万的人在撤离城市期间死去。

红色高棉也在这个时候开始贯彻实行其激进的毛泽东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改造。他们要把柬埔寨转变为一个乡村性的、无阶级的社会。那个社会里没有富人,没有穷人,没有剥削。为了实现这一转型,他们废除了货币、自由市场、正常的学校教育、私有财产、外来服装式样、宗教活动以及柬埔寨传统文化。公立学校、佛塔、寺庙、教堂、大学、商店和政府建筑或者被关闭,或者被改变成监狱、畜舍、再教育劳动营和仓库。没有公共和私人交通,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非革命的娱乐。休闲活动被严格限制。全国人民,包括“民主柬埔寨”的领导人,都必须穿黑色衣服,那是他们的传统革命服装。

在“民主柬埔寨”统治下,所有的人都被剥夺了基本权利。人们不可以离开他们所在的合作社外出。这个政权也不准许任何人集会或举行讨论。如果三个人聚会谈话,他们会被指控为“敌人”而遭到逮捕或者处决。

家庭关系受到严厉批判。人们被禁止表达甚至轻微的爱情、幽默及怜悯。红色高棉要求所有的柬埔寨人只相信、服从和尊敬“革命组织”。这个“革命组织”被称为每个人的“父亲和母亲”。

红色高棉宣称只有纯洁的人有资格来建造革命。刚一夺得政权,他们就逮捕和杀害了数千名朗诺将军领导的“高棉共和国”政权的士兵、军官和文职官员。这些人被视作“不纯分子”。在随后的三年里,他们处决了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城市居民、少数民族如占族、越南人和华人,还有大批他们自己的战士和党员–这些人被指控是“叛徒”。

在柬埔寨***的1976年“四年计划”中,柬埔寨人被要求在全国的每公顷土地上产出三吨大米。这意味着人们必须在一年的全部12个月里种植和收获水稻。在大多数地区,红色高棉强迫人们一天劳动12小时以上,得不到休息也得不到够量的食品。

1977年底,柬埔寨和越南之间爆发了冲突。数万人被派去打仗,数千人丧生。

1978年12月,越南军队和柬埔寨民族救国联合阵线的武装力量攻入柬埔寨。他们在1979年1月7日占领了金边。

红色高棉领导人于是向西逃跑,并在中国和泰国的帮助下,在泰国领土上重建了他们的武装力量。联合国投票表决,授予反越共的抵抗运动(包括红色高棉在内)在联合国大会的席位。从1979年到1990年,联合国承认“民主柬埔寨”是柬埔寨唯一的合法代表。1982年,红色高棉和西哈努克亲王以及非共产主义的领导人Son Sann建立了一个三方联合政府。另一方面,在越南的帮助下,在金边建立了一个新政府–由Heng Samrin(韩桑林)领导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国”。

红色高棉一直存在到1999年,那时其所有的领导人不是已经投向了“柬埔寨王室政府”,就是已经被逮捕或者死亡了。但是他们遗留的问题还在。在“民主柬埔寨”统治下,近200万柬埔寨人或因缺乏药品和医疗服务而死于疾病,或死于饥饿、处决以及过度劳累。在这个政权体制下活过来的人们则因他们的经历而遭到了严重的伤害。

“民主柬埔寨”时期的日常生活

合作社建立

在1970~1975内战期间,住在红色高棉占领区内的大多数人都被组织进了由10~30个家庭构成的“互助组”。但是从1973年开始,特别是1975年以后,“互助组”被重组成有几百人或者包括整个村庄的“初级社”。到1977年,“初级社”被组织为有一千来个家庭或者整个小区的“高级社”。

柬埔寨***领导人建立了合作社,以此作为消灭私有财产及资本主义、增强工人和农民的社会地位的一个步骤。对红色高棉来说,合作社就意味着人们应该住在一起,劳动在一起,吃饭在一起,并共享他们的休闲时间。这样做导致了对家庭生活的严重限制和约束。柬埔寨家庭在一起吃饭已经几千年了,所以,在合作社里吃饭,特别是当食品如此缺乏时,是非常令人不愉快和残忍的。此外,合作社里的每一个人都必须交出自己所有的私产供集体使用。他们的私产也就是他们的主要生产资料,包括工具、牛、犁、耙、稻种、土地。

合作社被设计成在最大可能上自给自足。红色高棉领导人把合作社描述成建设国家的“伟大的力量”和抵御敌人、保卫“民主柬埔寨”的“坚固围墙”。

两个新阶级

虽然红色高棉宣称他们正在建设一个平等的国家及推倒阶级之间的樊篱,实际上他们在柬埔寨制造了两个新阶级。他们命名这两个新阶级为“基础人”和“新人”。

“基础人”,或叫“旧人”,是那些在1975年4月17日以前就生活在红色高棉控制的农村地区的人。红色高棉把他们划类为“全部权利人”或“候选人”。“全部权利人”必须没有曾经为“高棉共和国”工作过的亲属,他们本人是贫农或者下中农(农民或者劳工)。他们可以投票和竞选,尽管在“民主柬埔寨”时期仅仅在1976年3月20日举行过一次选举(这个选举不符合国际标准,而且没有公布哪些人被选为人民代表大会成员)。“全部权利人”可以成为合作社或其他单位的头头。“候选人”则有亲戚曾与“高棉共和国”有关系。但只要他们努力工作,会被容忍。

“新人”,或叫“4月17日人”,是那些在1975年4月从各城镇被疏散出来的人。其实,他们中很多人是为躲避战乱而从农村逃到城市的。他们被认为是不可靠的,因而受到“革命组织”的仇视和怀疑。他们被划类为“寄生虫”,而且没有权利,就如红色高棉的标语所断言的:“4月17日人是寄生植物。他们是战败者和战俘。”不少幸存者们记得的另一条标语是:“有你没有好处,没你没有损失”。“新人”得到的待遇比“基础人”恶劣得多。但恶劣程度在各个地区有所不同。比如,在东部大区的Svay Rieng省和Prey Veng省,他们受到的对待比那些被疏散到西北大区的Pursat和Battanbang的人稍好一些。

Chap Stitha,一名住在金边的65岁的女人,描述了她作为一个“4月17日人”的生活。

在1975年的疏散时期,我们这个有14个人的家庭逃到了Kandal省的Koh Thom区。在那里,“安卡”(意思是“革命组织”,由柬埔寨***党员组成)分派我种菜和务农。一天晚上9点,一个“安卡”的人要我的丈夫去学习。我一直等着,但是他再也没有回来。村里的一个女人告诉我的一个孩子:“你们不用等你爸爸了。你们说话要小心。你们全家可能会被带走。你爸爸有重大历史问题。”我知道我的丈夫已经被杀死了,因为他是Kandal省的省长。两个月以后,“安卡”告诉我要搬回金边。实际上,他们把我们带到Battambang,给了我们一间破败的小村舍。我们被分隔在不同的单位里。只有我六岁大的孩子跟着我。在Battambang的生活是我永远忘不了的。10天之内,我的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一个接一个地死去。他们有的死于营养不良和疾病,有的被指控为“敌人”而被杀死。过了一阵,我的70岁的婆婆死于营养不良。那里的生活如此可怕。我没有一天能睡好觉。很多村民被“安卡”带走,从此就消失了。

婚姻

“民柬”的婚礼和传统婚礼完全不同。夫妇在集体婚礼上结婚。在同一个仪式上结婚的人少则3~10对,多则30~50对,甚至超过100对。大多数男人和女人不被准许选择他们的配偶。各对夫妇由自称是每个人的父母的“安卡”革命组织来包办指定。有的夫妇在婚礼仪式之前不知道他们未来配偶的名字和长相。他们自己的家人,通常也不被准许参加婚礼或参与作任何决定。传统的服装、舞蹈、歌唱和宗教仪式都被禁止了。

有时候女人被强迫和在战争中伤残了的士兵结婚。那些拒绝接受伤残男人的女人会遭到监禁和折磨,或被强迫去远离他们家人的地方服苦役。有些面临被强制结婚的女人自杀了。

强迫婚姻在1975年红色高棉胜利后增多了。更多的夫妇被强迫在同一时间结婚。Kampong Chan的Phen Hang描述了他的婚姻:

1978年,就在政权垮台前一个月,他们指着一张名单上的名字要我结婚。第二天的婚礼仪式上,我坐在一把椅子上,决心按照他们说的做。同160对新夫妇一起,我和我的妻子承诺在一起生活并在一年内生个孩子。

在婚礼那天,男人和女人被要求站成两排。然后村长要求夫妇互相携手并宣誓他们会共度一生;这样就表示他们结婚了。送上一些吃的东西后,这个简短的婚礼就结束了。

结婚以后,夫妇只被允许住在一起几天,然后他们各自回他们的生产组。每隔7~10天他们会被允许回家聚会一次。

红色高棉对传统婚礼的看法,和他们对宗教活动及学校教育的看法一样:那是浪费时间,对稻米生产毫无帮助。集体婚礼被确立,因为这只需要很少的时间;可以把省下的时间奉献给合作社工作,或者奉献给红色高棉所说的“超级革命大跃进”,那是从共产主义中国学习并发展出来的新口号。“民主柬埔寨”的领导人想要确保出生的孩子会继续这场革命。对红色高棉来说,这种集体婚礼的主要目的,不是建立一个个家庭单元,而是生产能为革命效力的孩子。

儿童与劳动

在“民主柬埔寨”,没有正规学校,孩子们就在树底下或者人家里学习。他们的老师常常是只有很低读写能力的贫农。尽管在1978年有的地区在学校教育方面稍有改进(儿童可以得到每天2~3个小时的小学教育),但完整的正规学校却从来没有过。红色高棉说:“不再有可看到的文凭。如果你想要学位,你只有在修建堤坝或运河中得到。”还说:“读书不重要。重要的是工作和革命。”

在孩子们学习字母和拼写的时候,他们受到的教育大部分是政治教育。红色高棉例行性地把年轻的孩子从各自的家中带走参加那种强行灌输思想的训练班,为了使他们将来能成为士兵、卫兵和传令兵。

在“民主柬埔寨”,给儿童分派工作。他们收集粪肥,割草,收集人粪作肥料,还携带武器上战场,在战场上他们有时候被杀死或者受伤。另外,孩子们通常和他们的父母分开住,不能享受到家庭生活的乐趣。

Phin Ratha,40岁,金边人,回忆了他在1975年10岁时的经历:

我们被疏散到Takeo省的Kiri Vong地区。“安卡”给每家一个小房。我们先靠捉螃蟹和捡贝壳吃活命。在村长召开了一个政治会议之后,全村人都必须集体吃饭,因而我不再能捉螃蟹吃。因为太饿,我常偷吃种在房子周围的蔬菜。我被要求在远离我家的儿童单位劳动。“安卡”让我三四个月后看望家人。我的任务是在稻田里工作。我不想做,因为我非常怕蚂蟥。单位领导总是打我,所以我几次跑回家,要我父母帮助,但是他们不能帮我。所以我就到森林里躲了一段时间。我吃野生水果和草叶,还偷村民们的食物,才活了下来。受不了这么苦的生活条件,我又跑回家。因为怕“安卡”,我的父母把我送回了儿童单位。在那儿,单位的领导折磨我,警告我不准再逃跑。我被指派挖掘水生蔬菜和收集猪粪。有一天,我太累了,以致我跌倒了,还打翻了猪粪,单位领导用鞭子抽我,鞭子打到我的两只眼睛上。我的眼睛一天比一天痛,结果我变瞎了。

年轻的孩子们被教的是,“‘安卡’是所有孩子的父母,也是所有年轻人的父母。如果父母打孩子,这意味着他们藐视‘安卡’,所以‘安卡’不会可怜他们。”干部要孩子们监视他们的家人。如果“安卡”要孩子们杀死自己的父母,这些儿童甚至也敢照做。随着时间过去,成千上万的儿童变得只相信“安卡”告诉他们的话,学会了服从“安卡”的指挥。

在1977~1978年对越南的战争中,很多士兵死亡或受重伤。红色高棉于是招募了儿童上前线,数千孩子在战场上受伤或被杀死。

强迫劳动

“民主柬埔寨”的每个人都被指派工作。年幼的孩子做轻工作,老年人则照看婴幼儿、家禽家畜或者编篮子和筐。最繁重的任务分配给成年人(那些14岁以上的人)。他们得挖掘水渠和水库,建造堤坝,伐木,整理土地,种植和收割稻子。受到党信任的几千人则被派到金边的工厂去工作。

几乎每个人都每星期工作7天,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没有休息日,也没有够量的食品。他们有时候从日出工作到半夜,如果月亮足够亮。没有月光的时候,就架起火堆来照亮稻田。如果有人试图质疑合作社领导人分配给他们的工作,他们会被说成是“革命的敌人”并会被送去受“再教育”。工作中犯有重复性的或严重的错误则可能导致死刑。这些做法违反了“民主柬埔寨”宪法第十二条。宪法十二条写道:

每个柬埔寨公民对不断提高的物质、精神和文化生活享有充分权利。每个民主柬埔寨公民有生活保障。

所有的工人是他们工厂的主人。

所有的农民是稻田和原野的主人。

所有的其他劳动者有权利工作。

在民主柬埔寨绝对没有失业。

清洗与杀戮

红色高棉总是在搜索敌人并认为到处都有他们的敌人。受怀疑的人被冤枉指控为给美国中央情报局做事,给苏联秘密警察做事,或者是给越南人做事。

1977年和1978年对越南的战争引起广泛的大清洗。1977年下半年,波尔布特回国之后,越南部队进入了柬埔寨东部。他们在几个月后撤离,带着数百名柬埔寨平民和他们同行。于是,红色高棉指控东大区的人和干部与越南人合作,导致大批人被逮捕和处决,其中包括红色高棉长期的忠诚分子和政治伙伴,例如So Phim。

在东大区,最残酷的大清洗发生在1978年几个反对“民主柬埔寨”的单位造反之后。从6月到9月,对越南的战争还在继续的时候,东大区的很多地方成为“民主柬埔寨”政府和这些反叛部队之间的战场。东大区有多达十万人死于战场或被处决。政府派了部队从西南大区去和这些反叛者打仗。数千人逃到了越南边境,以躲避随着这些部队到来而将发生的杀戮。

1977年在北大区也发生了一场清洗。这场清洗集中打击受过教育的人,以及和1976年初以前担任此大区书记的Koy Thuon有关系的人。在这一清洗期间,“安卡”逮捕了情报部长Hu Nim,Koy Thuon的导师Tivol以及他的很多同事,其中包括Phok Chhay和Doeun。在“民主柬埔寨”期间发生了几次未遂政变和反叛(特别是占族穆斯林的反叛),但是由于都未成功,这些未遂政变和反叛只是引起了对内部敌人加强搜索,从而导致了全国性大清洗。

San Teimnah,74岁,女,住在Kampong Cham省。她回忆了在叛乱时期,红色高棉对少数民族占族,特别是对她自己的家庭的杀戮。

在Sngkum Reastr Niyum政权下,我的村子一直是数千占族家庭的家园。红色高棉把占族人几乎都杀死了。我们村和Koh Phal村的人比其他地方的人受苦更多,因为他们反对红色高棉。至于我的家庭,红色高棉杀了我的父母,我的两个孩子,两个孙子和我所有的兄弟姐妹。反叛之后,我的儿子Musa被带走和失踪了。听说他在1978年寻找我的时候被杀了。我的女儿和她的丈夫以及两个孩子也被用不知道的理由杀了。

“安卡”的敌人

红色高棉要让他们的革命和所有的柬埔寨人保持纯洁。人在思想和社会背景两方面都必须纯洁。贫苦农民被认为是最纯洁的革命者。除了他们,红色高棉不相信任何别的人。有些人只是轻微违反了法规,比如抱怨工作繁重或者偷吃食物,都会被戴上“国家敌人”的帽子,还经常被处死。红色高棉领导人把敌人划分成两类:“内部敌人”和“外部敌人”。

“内部敌人”是“新人”或者“4月17日人”,以及来自先前社会的那些被划为“资本家”或“封建主”阶级成分的人。这个类别也包括非高棉族人。党中央关注这些“内部敌人”远甚于其他事情。被当作“内部敌人”攻击的目标群体包括:

“高棉共和国”的官员:1975年,红色高棉施行了数千个草草判决的死刑。他们把处死对象从“高棉共和国”领导人一直扩大到下面的士兵。任何为朗诺服务过的人都是处死对象。他们的家人和亲戚也常常被处死。幸运的是,数千过去的士兵和文职人员设法隐瞒了他们的身份而活下来,甚至活到了“民主柬埔寨”垮台。

少数民族:为了进行他们的革命,红色高棉偏爱跟前政府没有关系的高棉族人。所有被“安卡”怀疑和认为不能信任的少数民族人,都遭到迫害。

高地土著:在夺得政权以前,很多红色高棉的领导人住在东北大区的山民中间。红色高棉领导人信任他们,因为他们忠心耿耿。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波尔布特的贴身卫兵。但是尽管这个政权声称尊重和信任他们,早在1972年初就开始把他们从Mondul Kiri省的其他部分迁到死了很多人的Kon Nhek区去。那些拒绝搬走的人被处死。

Phsos Prai,一个住在Mondul Kiri省的Pnong族人,讲述了他家在红色高棉年代被迫搬迁的经历。

我的15岁的侄女被*射死了,因为她哭,说她不愿意住到别的地方去。我和家人被分开,我被派往很多不同地方的农场。在Koh Nhek,人们从早晨工作到夜里,只有很少一点食物,因此变得筋疲力尽。我的女儿刚刚生了孩子,除了木薯,没有别的东西吃。因此她的丈夫从别的村子弄到了八小罐米和一只鸡。小区的领导指控他们私自吃东西,他们全家都被逮捕了。在LamTik村,两个人被逮捕和杀死了,因为他们没有把一巢蜂蜜交公,而是自己吃了。

占族穆斯林:红色高棉强迫占族人离开他们的村庄,分散住到高棉族人中间去。占族被禁止说自己的语言或举办伊斯兰教活动。红色高棉杀死了占族的很多领导人以及任何一个被怀疑抵制政府政策的人。更为严重的是,红色高棉强迫占族人吃猪肉,那是他们的宗教所不允许的。在“民主柬埔寨”统治下,千千万万占族人被杀害或死于疾病、饥饿和过度劳累。

越南人:1975年,越南人被成批驱逐出柬埔寨。只有很少一些和柬埔寨人结了婚的越南人留了下来。在1977年和1978年,政权开始有系统地杀那些人。他们中只有极少数人活了下来。他们被单挑出来杀害,仅仅因为他们是越南人。

华侨:这个群体中有很多企业主,也被强迫长途跋涉到农村从事农业劳动。如果他们劳动不努力,会受到粗暴对待,但是他们不会被作为一个群体单挑出来杀害。

知识分子: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有些受过很好的教育,却把别的受过教育的人视为国家的潜在敌人。“民主柬埔寨”领导人认为知识分子是把国家变成外国的傀儡的腐败阶级的成员。知识分子中的很大部分成为杀戮目标;受过教育的人只得假装不识字。他们只有隐瞒自己的知识和专业训练才能幸免于难。在“民主柬埔寨”统治下,数千名学校教师以及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被杀害了。

工程师Pin Yathay讲述了他在红色高棉时期的经历。在1975年城市人口遣散时期,他家的18口人被迫搬来搬去很多次,最后到了Pursat。他是他家唯一活下来的人。1977年初他设法逃到了泰国。他能活下来的原因之一是他隐瞒了他的专业。

被指控为“叛徒”者:很多红色高棉干部被指控“背叛”了革命及“勾结”越南人。犯了小过错的普通人也常会被指控为革命的“叛徒”。那些“叛徒”坦白交代的“罪行”一般是:没有请示他们的组长就探视家人,打破了厨房用具,偷吃食品,批评“安卡”,没有准时去劳动,工作不够努力,抱怨生活条件,戴珠宝首饰,搞男女两性关系,为亲戚朋友去世而悲伤难过,以及表现宗教感情。有些人因工作繁重和营养不良而生病,却被指控为假装生病,被定为诈病怠工。这样的人常常会无影无踪地消失。在“民主柬埔寨”时期,工作不合要求,就可能招致杀身之祸。红色高棉的口号说:“‘安卡’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必须完成‘安卡’的命令。同志,别讨价还价!”

“外部敌人”是指美国及其盟国如泰国,还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越南和苏联。红色高棉认定这些国家想要侵犯柬埔寨并把柬埔寨变成他们的殖民地。他们也指控很多人–包括他们自己的士兵和干部–为这些国家的意识形态服务。

红色高棉把这些人叫做“隐藏在内部掘洞的敌人”。这些人包括和以美国为首的反对社会主义的国家和修正主义的霸权大国苏联和越南及其盟国有关系的人。大部分“外部敌人”被没有根据地指控为给美国中央情报局或苏联秘密警察或越南做事。能说外国语的柬埔寨人也被红色高棉认为是外国特务。这一指控成为地方权力当局处死他们不喜欢的人的方便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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