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致的平庸”即“民主的细节”

来源:澎湃新闻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5-07-6,星期一 | 阅读:1,477
红娘丁当

拉斐尔《雅典学院》

当任何关系形成了一个“圈”,麻烦就接踵而至,它意味着相互勾连,彼此制约,遵循规则,限制行动。它本应是个中性词,但正因为那些如影随形的麻烦,现在这个 词已经被赋予贬义色彩 。可是讨厌一个圈子和讨厌某种生产创造活动本身还不是一样的。我可以厌倦学术圈,但还是乐于做学术研究。当然,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没有任何学术实践活动 是脱离于一个制度化的学术共同体而独立存在的。

前几天刘瑜老师(清华大学人文社会 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的一篇小文《为什么我不喜欢学术圈子》在微信圈被热转,该文表达了她对这个学术共同体的失望。对此我也颇感心有戚戚。但我并不十 分明白她所厌倦的这个共同体,到底是中国现有的学术生产体制呢,还是国际通行的学术写作规范呢,还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局限呢,还是知识及思想创造本身的迂回 复杂呢,还是所有?这其中的每一种烦恼都有各自不同的成因,我在这里只谈一下社会科学“精致的平庸”。

我 本人是做社会科学研究的,最常听到的人们对社会科学的批判就是——都是常识有什么好谈的?学术伦理要求我们必须直面这个问题。对此质疑最简单的回应莫过 于:其实很多人们认为的常识都是误解。心理学家经常会发现有悖于常识的研究结果,这也许是由于人类认知的固化偏见造成的,也许是由于常识与常识之间就是自 相矛盾的。而更重要的是,社会科学探索的目的是发现规律,并不是耸人听闻或者振聋发聩,有时知识就是朴素的,结论也是朴素的。

那 既然结论是朴素的,为什么我们还要投入如此人力精力去研究?因为结论虽然是朴素的,但并非普及的。知识需要沟通,沟通了才有比较,比较了才能进行恰当的判 断。我外婆也许熟知农村土地如何分配,但并不代表生活在地球上另一个角落的人也知道。涂尔干写《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开篇分析了大量澳大利亚原始居民的 图腾。这些图腾代表的含义对于当地人来说也许妇孺皆知,但对于别人来说也许就是新知的获得。

我 曾读过一篇发表在非洲某期刊上的研究埃及记者工作环境的文章,对于我了解和比较中埃两国记者的生存现状有很大帮助。但也许对于埃及记者来说,这里面都是 “外婆也知道的东西”。我们不能假设学术研究的受众是和自己有共同文化背景及经历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记者、学者、小说家,都在不同程度地承担这个功 能。

最重要的是,知识与思想——如果我们认为思想与知识是不同的东西的话——与常 识最大的区别在于:知识与思想本身具有自反性。知识可以被证伪,思想可以被批判。每个单个的研究结果,都是整个人类知识体系中微不足道的一点。社会科学家 反复论证同一命题,以此来界定该命题,该结论的适用范围,廓清其局限,否则“常识”就会变成传统,变成约定俗成,变成一种不可挑战的权威。

三 个学者研究社会信任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得出不同的结论。这种矛盾也许是某一次研究的失误造成,也许是人们发现了在不同语境下的不同规律,它是知识本身的内 在属性。没有一个知识是亘古不变,适用于全人类的。 一个合格的学者如果看到三篇同题文章得出三个不同结论,她应该去探究为何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而不是抱怨学者们没有给出标准答案。如果那样想,那就还只是一 个知识消费者,而不是知识探索者。

知识的自反性也与另一项常被诟病的学术活动的属 性有关,即规范写作,或者人们称它为学术写作的“八股化”。其实与规范写作相对应的是对严格的研究方法的强调。据我有限的对中国学术思想史的了解,在中国 最早提倡学术写作规范化的,大概是胡适。无论是提倡白话文写作,还是开创性地以考证的科学方法研究《红楼梦》的实践,都是为了将学术活动从简单的结论导 向,引向对方法的重视。

打个比方来说,在撰写一篇新闻报道时,记者也许无需向读者 介绍他接近采访对象的具体方法,他与采访对象之间有什么利益关系,他的推理有何纰漏,最后的结论有何局限等等内容,但这些恰恰是学者、尤其是社会科学家, 必须在论文的行文中讲清楚的。正是由于知识永远都向质疑和批判打开大门,它就不仅要读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读者不但需要知道你舌灿莲花讲了什么,还需要知道你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这样其他人才能判断你所说的话的真实性,可靠性,以及如何对结论作出价值判断,从而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批判。 这就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精致的平庸”。

而 事实上社会科学所谓的“精致的平庸”在政治上是与自由主义民主的政治文化一脉相承的。自由主义政治对道德个人主义的假设认为,每个人都有判断对错、优劣的 权利;所以当权者不应告诉公民什么是最高、最优的价值,而应由其自己去判断怎么样才是好的生活。因此国家政治及政策应在何为“最优”的问题上保持中立,只 需保障公民个人追求其个人目标的平等权利。

正是遵循这一原则,美国的民主体制设计 了繁复、精巧的层层步骤,希望能够保障不同的社会群体,利益相关方都能在此框架中平等地、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 在学术上,以提供科学证据为核心的政治科学应运而生。在美国社会理论家约翰·彼得斯看来,这种社会科学实践中强调的客观性,开放性,价值中立,以及遵循精 致、甚至有时显死板的步骤,正是与其政治文化的理想不谋而合。刘瑜老师写《民主的细节》,民主的细节恰是“精致的平庸”在政治上的最好体现。

然 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社会科学的价值中立、科学论证的原则也许会使这一“精致的平庸”产生“平庸的恶”的结果。在阿伦特看来,并不存在什么价值中立, 作出判断是知识分子不可推卸的责任。美国心理学家米尔格拉姆受到阿伦特“平庸的恶”的观点启发,做了那个著名的关于服从的实验,证明人会因为服从权威而杀 人。但他的实验并未得到阿伦特的认可。她担心这样的实验会让人们把道德上的软弱正常化,从而弱化了人们反思自我的能力,这也是现代政治心理学的危机。

人 们还担心社会科学研究以其“严谨的科学方法”所提供的强有力的“科学证据”形成一种权威性的话语,使得不掌握这种能力的人,被排除在知识权力之外。而社会 科学家的所谓价值中立,又为权力和市场所利用,成为巩固权力结构的工具。比如说也许实证研究会告诉你:中国人民的政治及社会信任指数比发达国家高许多。同 一个结论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读,既可以被用来宣传权力合法性的证据,也可以被用来作为批判政治文化的根据。当社会科学家们写下如此“事实”的时候,大可以 两手一甩,高高挂起地说,我只是提供一个客观事实,不作判断。这已然逃避一个知识分子理应承担的责任。而更甚者,为了配合权力机构与市场利益,社会科学家 自甘成其枪手,不惜篡改数据,伪造证据,则更是斯文扫地了。

【附】刘瑜《为什么我不喜欢学术圈子》

昨 天给以前一个老师打电话,给以后回国教书探路。谈话期间,老师不断蹦出这样的词汇:“每年核心期刊发表文章数量”、“教学量”、“基本工资”、“外出讲课 工资”、“评职称规则”、“项目申请”、“五年考核”……我突然两眼一抹黑――这就是我要过的生活么?一层层的套子,不断地往里钻?

总有一种冲动:老子去做自由撰稿人算逑了。

那 天某电视台重放老片、Jack Nickson演的《飞越疯人院》。我看得津津有味,并想象福柯同学就坐在我身边,不断讲解日趋理性化的文明如何摧毁人类自由的天性。我觉得导演没准就是 读了福柯的《疯狂与文明》,于是决定拍一部电影给它做注脚。今天我突然觉得,那个电影不但是给福柯的书做注脚,也是给我的生活做注脚。

我 不喜欢学术圈子,就是个“学术产品”的流水线而已,这一点美国中国都差不多。跟智不智慧没啥关系,重要的是标准化。拿美国所谓搞“中国研究”的学者来说, 无非就是几道“工序”:第一,到中国某市或某县或某乡去收集一点在中国是个人就知道但是却能引起美国学术圈子啧啧称奇的“经验材料”,比如中国现在有很多 土地纠纷耶,退休工厂闹示威耶,官员很腐败耶,农民闹上访耶,乡镇企业不行了耶……第二,把这些材料整理整理、字码齐,行分对,历史弄一章,现状弄两章, 前景弄一章;第三,加点“理论”的“佐料”,“与那谁谁谁说的……不同,这些材料说明了……”反正文科的理论没有定论,大家转着圈说原话就是了,前年A说 社会信任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去年B说社会信任对经济发展没有什么用处,今年C又说社会信任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后年D又说社会信任对经济发展没有什么用 处……有用……没用……有用……没用……有用……没用……得,几百个人就靠这个吃饭了。如果是搞比较文学之类的,这个工序上又必须弄些故弄玄虚的词汇。什 么“此在”啊,“现代性”啊,“逻格斯中心主义”啊,等等等等。第四,弄出一个常识性的、跟我外婆认识水平相当的、甚至有时候还不如我外婆认识水平的结 论,然后拿着这个结论到处开会,发paper,出书,评职称,当专家。

比如前几天 我去听一个讲座,该教授在美国在世的“中国研究”专家中,大约能排前5名了。伊研究安源大罢工,我听半天,感觉其基本的结论就是:安源大罢工的领导人顺序 本来是李立三、刘少奇、毛泽东,但是后来因为政治原因,修正成了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这似乎也没错,但是犯得着为了这个结论花个几年时间,研究基金n 万,弄出一本书n个论文吗?

每次听这样的讲座、看这样的书,到最后我总有一个感觉,就是:So――?

在我眼里,美国的所谓“中国研究”基本就是一系列的深度新闻报道。在某种意义上还不如新闻报道:因为新闻报道还要求语言简洁明了,还要求有时效性和“新鲜感”,而且一个记者还不能指望靠一、两次采访吃五年饭。

大 部分美式社科学问的特点就是:精致地平庸。(相比之下,中国社科学问到目前还大部分停留在“不精致地平庸”这个水平上)。美国这个体系不太关心你是不是平 庸,但是非常关心你是否精致。以前一个经济学朋友跟我说:只要我用数个复杂的模型作为论证方法,哪怕我的结论是“人渴了就想喝水”这样的废话,也会有很多 杂志愿意发我的文章。

以我的经验来看,“哥大的政治学博士”这个词汇本身,正如 “哈佛文学博士”,“斯坦福社会学博士”,“耶鲁历史学博士”等等,(理工科不敢说,不懂),对于说明一个的智力水平、敏感性、洞察力、才华,其实几乎没 有任何信息量。我认识大量平庸得令人发指的文科博士,也认识大量对社会现象洞察力非凡的非文科博士。“名校文科博士”这个名号,大约可以说明一个人英语水 平不太烂(总得把 GRE考过而且成绩靠谱吧),它还可以说明一个人比较坚强(考了这么多年的各种变态试仍然没有跨掉),以及懒得不离谱(好歹得码完各种作业以及毕业论文才 让毕业),仅此而已了。

当然你也不能太笨,你不能说1加1等于3——不对,其实你也可以很笨,只要你有汪晖那种故弄玄虚堆砌辞藻把人绕晕的本领,你就是说1+1=10也没事。

显然这个体系里也有非常聪明、非常出色的人,但是在这个体系里存活,并不要求你非常聪明和出色。你比较“乖”,比较顺从流水线的生产规则,对于生存才是更重要的。 甚至有时候“灵气”有可能成为一种障碍――因为有灵气的人容易产生反抗“标准化”的冲动。

我 之所以最近老在想这个“飞越流水线”的问题,主要其实还不是因为“叛逆心理”,而是因为比较吝啬。我琢磨着,假设五年是制造一本“学术产品”的周期,五 年、五年地把时间花在把平庸给雕刻得精致起来,是不是一种人才的极大浪费呢?还有开各种鸟会、讨好各种牛人牛编辑、承担各种令人头疼的行政工作、写各种项 目的proposal、出考试题改作业……这些“琐事”,对我这种只愿意面对自己的心灵生活的人来说,完全是一种折磨。有的人可以甚至乐于寄生于这种体 制,是因为他本来就无所谓心灵不心灵,这就是一个饭碗而已,正如编程序是programmer的饭碗,分析数据是analyst的饭碗,打扫卫生是钟点工 的饭碗。但是俺这个死不悔改的理想主义愤青,当年投身于火热的思想工作,可真的不仅仅是为了一个饭碗的呀。

《肖 申克的救赎》里面,那些蹲监狱蹲得年数太长的人,到最后,宁愿选择继续蹲监狱也不愿出狱,因为他们已经不知道离开监狱如何生活了。俺是不是也有点那个倾向 了呢?心里痒痒地想“飞越流水线”,但是又恐惧“流水线”之外的万丈深渊。说是说“海阔任鱼跃,天空任鸟飞”,我还说“海阔任鱼呛,天空任鸟摔”呢。(刘 瑜文章来源:“博士圈”公众号)



 

版权声明

文章编辑: ( 点击名字查看他发布的更多文章 )
文章标题:“精致的平庸”即“民主的细节”
文章链接:http://ccdigs.info/72137.html

分类: 多向思维.
标签: , , ,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