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新一代人的挑战

作者:许志远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5-05-29,星期五 | 阅读:1,419

许知远是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他的文章中体现着一个知识分子对中国过去与未来的思考,充满忧患意识,如果你厌烦了每天阅读报纸看到形势一片大好的陈词滥调,那么许知远毫无疑问是最有可能给你浇冷水的那个人。

许知远

本文为许知远在三味书屋 “变化中的中国人”系列演讲第九期中的演讲稿,他说,他这个人在朋友眼里,一直以“逻辑不连贯”著称,他也很难跟前几次讲座身经百战的老师们一样,言之有物,富有张力,把一个或几个命题讲透。以下为许知远演讲原文。

开办单向街书店前,我做过五年的记者,一个记者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就任何命题谈上五分钟的话。所以,今天我要讲12个命题,才能“凑合”着过60分钟。我不知道这是否能成为令人兴奋的谈话,我更希望这不是“单向街”,而是“双行道”。

我自己接受了多年的现行教育,只有一元的声音从讲台上传到我的大脑中,不管我是否拒绝,它总是强制性进入,我不想成为这样的人。今天我很欣喜地看到,听讲的人基本都是比我年轻的面孔,看来我还是比较适合思想不成熟的人。

今天中午10点多起床时,我在想今天下午要谈什么。我不喜欢依靠讲义演讲,也不相信生活是依靠某种方式设计出来,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充满了被打 断、被插入、被莫名其妙地分割的过程,无论是对于一个国家,一个公司,还是一个个体。这次讲演,最终的逻辑结果可能也会跟我的初衷不同。

当我把今天题目定为“新一代的挑战”时,我可能已经在自作多情了,当我把自己当做“新一代”时,“更新的一代”也许早就成长起来了。三味书屋曾经承 载了很多的记忆,是整个80年代中国(至少是北京)最重要的文化据点。我上次在这碰到80年代一位著名评论家,他就指着旁边的椅子说,他80年代经常在这 里读书、写作。我1995年上的大学,整个80年代是我很重要的幻想记忆,每个人都喜欢用幻想对抗不适或者自己认为的“平庸”。20世纪的20年代和80 年代都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观念突然变得如此重要,人们谈论它、辩论它,甚至谈恋爱的时候也使用尼采、弗洛伊德。那个年代对我这种打不了篮球,跑不了 110米跨栏,当不了超级男声的人,更有吸引力。

从我上大学起,中国进入了一个剧烈变动的年代。19世纪到中国探访的西方人,会觉得中国是个停滞的国家,1840年才成为近代史的开端。直到我智力成熟后才发现,其实中国人是如此渴望一切的变化。如果你经常在北京行走,会发现自己生活在一座“魔幻之城”。

那天我很惊讶地从建国门走过国贸那条路,突然发现永安西里小区,那里开了中国第一批肯德基炸鸡快餐店。我的记忆苏醒了,因为那里曾经是城市化的象 征,人们住在十几层的高楼里,而我当时还住在六层小楼。十几年过去了,那里彻底变成一个被遗忘的角落,最著名的标志变成了从摩天大楼垂下来的吊车吊臂。这 里的空气是如此肮脏,我经常会感慨北京人坚强的肺。一眼望去,你会有一种恍惚的感觉,那些庞大的、非人性的、钢铁式结构。国贸曾经是90年代中国开放国门 的标志,现在它突然在新的大楼里变得过时、落魄。

我看到人群在长安街上赶集似的匆匆走过,大多数人带着一丝不安和焦虑。这些人在过去二三十年里,经历了那么大的社会动荡。就像我1983第一次到北 京的时候,我爸爸作为在江苏长大、后来到山西修铁路的铁道兵,在百万大裁军后很幸运地留在北京。我很想知道身处这种变化中的中国人,心里想的是什么—-昨 天你还确信无疑的,今天它就烟飞云散。

当代艺术已经变得特别热门,艺术家也变成“明星”,而在十几年前,他们天天发愁作品无人观赏,必须用政治性行为使作品获得国际关注以及购买。十多年 前,他们的作品都是为了解构这个国家,解构这个政权;十多年后,他们发现自己解构的东西已经不成立了,新的问题出现了,但他们已经失语了。对于一个新的时 代,我们却找不到一种解释方式,这是很可悲的。人内心的不安,是因为找不到能够说服自己的生活理由。

过去十几年里,意义的缺失,以及解释能力的丧失,是一个社会日益凸显的问题。我们当然有很多东西来弥补,包括物质的增长,以及消费带来的短暂自由。 因为中国人之前压抑了30年,不能自由恋爱、自由跳槽、自由赌博,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突然间,这些全都被打破了,澳门赌场拥挤了那么多中国游 客,中国大小城市拥挤了那么多桑拿房、洗浴中心和KTV,曾经内敛的中国人在网上可以肆无忌惮的调情和谩骂,所有人在强刺激之下的极度放纵时刻,找到了短 暂的内心安慰,但它不能换来更长久的东西。这个问题和我最近思考的其他问题纠缠在一起。我大一的时候,听最受欢迎的钱理群老师讲过课,他们是我精神上很大 的寄托。他们用上个世纪20年代或者80年代的语言系统来谈论这个世界,他们会谈到让年轻人容易激动的名词,比如专制、民主、个性解放。这些非常抽象的名 词曾经极大地鼓舞我和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我们对激进的方式有天然的好感,希望打破一切制度,获得人性的自由。现在我们依然弥漫着这样一种情绪:这个社会 如此让人不舒服,是因为我们的制度很糟糕,打破制度的方式,还是那个抽象名词“民主”。这些想法越来越受到我们的质疑。我在想,为什么我们可以把这个国家 在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里所犯的错误,完全推到某一个制度中去呢?你自己个人甚至你的父母,哪一个又不是这个制度的一部分呢?

我越来越觉得,一个社会的发展是如此的莫名其妙,就跟谈恋爱差不多。你以为你喜欢她,是因为她长得漂亮、有想法,其实不是,可能是由一个非常意外的 原因:恰好那天是在夜光之下,恰好她露的是左边的脸,恰好她涂了某种眼霜,所有的机缘巧合使你们之间产生了化学反应。所有的制度也如此。

为什么美国会在18世纪末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制度,恰好是美国是一个资源不那么匮乏的地方,恰好是他们赶上英国殖民者力量的衰落,恰好是因为那一代领 导人非常有精英化取向:在美国建国的前30年,这个国家随时有可能被外来力量推翻,陷入一种常规的欧洲式君主制国家。华盛顿几次被要求成为终生总统,但他 抵制了权力的诱惑,他们既知道如何保护民主制度的成长,又知道及时的退出。

为什么所有的机械模仿都归于失败,因为我们喜欢把世界简化,以为有了几条线索、有了几个力量,事情自然就会发生。我们有了直选制度,有了新闻自由, 有了所谓的法治,中国就会变好。每次评价一个制度时,我就会想起自己的经历。我在一个小组织里,办一本杂志,开一个书店,甚至谈一次恋爱。当我身在局外的 时候,可以轻易地指责他,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但你身处这个制度时,会发现每个改变都那么艰难,都依赖于你坚定的信念以及不能轻易逃脱的责任感。

在回顾整个20世纪时,我们会发现:今天的中国人和100年前的中国人,在做派上、修养上已经有很多很多不同了。20世纪的年轻知识分子不会穿着拖 鞋给大家演讲。但是,在深层的心理结构、社会制度等方面,却没有发生改变。当我们为星巴克在故宫开咖啡店表现得那么义愤填膺时,我们和100年前的义和团 没有太大区别。我们每个个体仍然是隐藏在群体背后,用假装的强大来掩饰自己内心的脆弱,为自己国家缺乏进步感到不安,并为此寻找替罪羊。100年前,义和 团的农民看到人口增长和自己生活环境的恶化,没有更好的方式解决,只能把不满转移到传教士身上。现在的中国人觉得经济增长了30年,中国变成了全球第四大 经济体,为全世界贡献了那么多东西,为什么全世界还不尊敬我们。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不是外界对你的看法,而是你内心坚守的原则。100年来,这一点不是在成 长,而是在衰退。你现在回头看,上个世界20年代鲁迅、胡适、梁启超的争论和看法,在80年后、90年后的今天,仍然适用,惊人地同样适用。这里面的原因 非常复杂。我最近感受到一个非常强烈的原因,这是我未来60年写作(如果能活到90岁的话)的一个方向:一个社会的成长,需要一个群体的人格力量作为保 证。整个20世纪对知识分子乃至整个国家更加朝气蓬勃的时代,一个是20年代,一个是80年代,这两个时代都是中国经济空前成长的年代,正因此我们有太多 的东西需要学习,而所有的新事物最初都需要像温室中的花朵一样被保护,需要有人建立围栏防止攻击。今天的中国面临着权力的压迫,以及同样来自公众的不负责 任的情绪的压迫,都对美好的事物是一种伤害。

今天我们说起“知识精英”,会有很多人反感。另外,一些在CBD、CLUB上班、取得社会话语权的人会把自己当做“知识精英”。在今天,“知识精 英”更多是一种工具取向,在这个社会中,总是足够聪明地让自己获得足够多的东西。中国人给外国人就是这样一种感觉:他们总是精明地获得了更多的东西,但是 不能提供一些基本的价值或意义的判断。中国经济可以在混乱无序中让自己获得更多的利益和自由,但没有为这个社会孤立某种精英力量的出现,而这种精英力量是 现在和未来中国最重要的东西。

我很反感知识分子跟大家谈一些很抽象的概念,他们很容易把世界简化,也根本不知道他们谈的“民主”、“人权”究竟是什么意思—-没有什么比生活更重 要的东西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含混不清、空前坏品味的世界里面。今早我走在紫竹院公园,看到80后很青春的小姑娘们,穿的衣服特别像电视里选秀的一样,像塑 料花,像有机玻璃,像flash,而不是具体的人。我觉得自己戳不到她们身上的血和肉,我觉得打它们不会反弹回来,也不愤怒,也不强烈。这个世界需要艺 术,需要爱,当一个社会缺乏感受力的时候,我想象不出这个社会的抽象制度还有什么意义。

我越来越渴望这个社会中能有一些不顾后果的情感,非理性的判断。那天我一起床,看到电视里播放《追捕》的小片段,高仓健用低沉的声音对女主角说:可 是我是个逃犯。真由美说,那我就做你的共谋。我当时特别感慨,觉得自己一辈子哪怕谈一次这样的恋爱也值了,这样人生的意义也比我读过好几本德国思想家的书 都值。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写作,让人们有一种更加敏锐的感受力,感受到人世间更为美好的东西。黑煤窑以及小孩子杀人这样丑陋和暴力的事件,起源于世界对他们 来说没有质感了,一个不懂得爱,没有被爱过,没有体验过夕阳的美感和街头邂逅的人,是不能体会生命的美妙和复杂性的,那他怎么会珍惜生命呢?这些比我给社 会一个解决方案重要得多,我不相信社会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只相信有这么一把钥匙。每个人并不确定自己所做的会有什么结果。但当我们对外界作出每一个反 应,并且依此作出每一个行动的时候,会意识到这些行动(包括思想行动)和反应的真实感受,我们在其中应该保持一种基本的价值观,因为我们既不生活在大楼 里,也不生活在自己的信用卡和宝马车里—-每个人都和自己的内心在生活,这是跟外界没有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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