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资本论》:凭什么劫富济贫?

来源:时代周报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4-07-23,星期三 | 阅读:1,211
方绍伟

一位法国“70后”经济学家去年出版的书,今年在美国翻译出版后引起了前所未有的轰动,这就是巴黎经济学院教授托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所著的《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这份花了15年时间、涉及20多个国家3个世纪贫富状况的研究,总的结论可以归纳成一句话:资本主义太不公平了,不对富人增税已经不行了。

核心观点:对富人增税才能解决贫富不均

阶层间和国家间的财富不平等,实际上已经是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热烈争论的问题。但是,由于缺乏相关统计数据,大部分争论一直都停留在文学描述和主观判断的水平上。皮克迪希望从纯数学的偏好以及意识形态的投机,转向对问题进行历史的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21世纪资本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打破了缺乏运用大跨度历史数据进行论证的局限,突破了“经济学家觉得历史的内容太多,历史学家觉得经济的内容太多”的学科盲点,并且提出了一套对不平等原因的解释和政策建议。

《21世纪资本论》围绕下列问题展开:收入分配的长期趋势到底怎样?私人资本积累会出现马克思在19世纪所说的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结果吗?增长、竞争、技术进步等因素会像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20世纪所预料的那样减少贫富不均吗?我们又能从19世纪以来的收入分配状况中得到什么经验教训?

皮克迪的基本结论是:

第一,贫富不均是政治而不是经济决定的。1910—1970年代贫富不均的下降,是战争及相应政策变化的结果,而1980年代之后不平等的扩大,则是财税政策调整的结果。第二,财富分配的变动存在强大的“均等化机制”(如知识技能的扩散)和“差异化机制”(如财产继承、缺乏培训资金、经理阶层确定报酬的权力、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但消除和抹平贫富差异的自发趋势却不存在;21世纪开始的人口和经济增长的下降,将使贫富差距的扩大变得更令人担忧。第三,未来无法预测,但历史的教训却十分有助于政策抉择,只有对富人增税才能解决贫富不均问题。

总之,《21世纪资本论》一书证明了“马太效应”的存在。老子在《道德经》里讲:“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用老子的话说,《21世纪资本论》是希望用“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之道”,来纠正“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

推翻“库兹涅茨假说”是一大学术贡献

《21世纪资本论》共有16章,英文版本长达600多页。该书前五章讨论的内容仅仅是资本和收入的比率及构成,可居然用上了近200页的篇幅。这些与核心论题有相当距离的常识,用上20页的篇幅可能就已经太多。

核心问题是收入分配的阶层分布和动态趋势。收入分配可以划分成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两类。皮克迪的发现是:按税前计算并且考虑通货膨胀因素(该书认为通货膨胀有利于更有能力管理资产的富人),在18、19世纪,英法两国资本收入占总收入的比率是35%-40%,到20世纪中期下降到20%-25%,20世纪末开始又回升到25%-30%(“U形图”);同期,资本平均收益率从5%-6%上升到7%-8%,最后下降到4%-5%(“倒U形图”)。

但是,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的划分,无法反映有“资本劳动混合收入”的业主阶层(如有股权的经理人)的情况,也无法反映资本收入者在资本经营中所投入的脑力劳动,并且无法反映一般劳动在房地产、股票、退休账户等方面的资本收入状况。

也就是说,收入分配的分类,依据的只能是现有统计数据的总量分类逻辑,由此得到的数据只能是一种“不同收入性质”的数据,不是“不同收入主体的不同性质收入”的数据。总收入差别固然是要点,但我们其实还想知道的是“谁的哪种收入”,皮克迪的总量数据只能告诉我们“哪种收入”,而且这个“哪种收入”还暗含了“劳动收入包含劳动而资本收入不包含任何劳动”的逻辑。

皮克迪勉强用“资本与劳动收入在总收入的比重”,来推算“资本劳动混合收入”中的资本和劳动的分量,即:如果现在的“资本收入在总收入的比重”是30%,那么100元的“资本劳动混合收入”就有30元算是资本收入。皮克迪发现,18、19世纪时,“资本劳动混合收入”在总收入的比重达到50%左右,现在的比重只有2%左右,资本家雇佣经理人的现象更普遍了。皮克迪还通过扣除“资本管理费”来计算出“纯资本收入”,认为最终结果只是少去一个百分点。

然而,皮克迪所特别强调的“成功企业家”(如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和“超高薪阶层”(公司及基金经理)的存在,反过来表明“资本劳动混合收入”及“资本管理费”可能被他严重低估了。企业家暴富背后的主要原因,也未必是财税政策的刺激,更可能的是新技术和全球化市场的扩大。另外,资本所有者自己的劳动投入(如挑选和监督资本管理者)被他忽略(如果碰上麦道夫那样的基金骗子,那就不是盈亏而是血本无归的问题了,这表明宏观统计数据所显示的稳定容易造成微观上无风险的假象),有资本收入的一般劳动的比重上升也被忽略了。

皮克迪发现,与资本收入占总收入比重的“U形图”相应,贫富差距的波动也经历了“上升-下降-上升”的“U形”发展过程。在当代欧洲(“U形图”右侧),最上层10%的人口通常占有60%左右的总财富,最下层的50%人口却只占有约10%的总财富。美国的情况更糟:最上层占72%,最下层占2%。欧美最上层的共同之处是:尽管薪资收入的比重上升很快,资本收入的比重仍随着富裕程度上升。另外,遗产占私人总财富比重的变化也呈现为“U形图”;在法国,比重从19世纪的80%-90%(年流量占总收入的20%-30%),下降到20世纪的40%-50%,而后又回升到21世纪的80%-90%(英国的数字接近,美国的数字分歧较大)。

结果,“拼爹型资本主义”和“遗产型中产阶级”鼓励了“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世俗选择。

这部分的分析是全书的重点,因为,即便能排除万难把“谁的哪种收入”弄清楚,要害问题依然不是“个人的资本和劳动收入的比重”,而是“个人的财富存量和流量的总额”。在这个意义上,《21世纪资本论》的最核心结论,就是用贫富差距的“U形图”,来否定“倒U形”的“库兹涅茨曲线”。库兹涅茨是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在1955年提出了收入分配随经济发展而趋向平等的“库兹涅茨假说”。这个假说也可以用“水涨船高”或“滴流效应”来表述:当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对穷人所能提供的生产要素的需求增加,会导致这些生产要素的价格上升,经济发展的成果因此最终会滴落到穷人身上,形成财富从不均到均等的“倒U形”的“库兹涅茨曲线”。

但是,落后国家的发展情况和美国的贫富状况,却一直都没能支持“库兹涅茨假说”。问题当然不是说“水涨船高”的现象不存在,而是说水涨了之后,富人的船比穷人的船更大更好了。这里假定,该书所忽略的下面两种效应相互抵消:第一,中下层收入比最上层收入的较少提高,对中下层来说有更高的边际效用;第二,中下层收入比最上层收入的较少提高,对中下层来说产生了相对福利下降的痛苦。

现在,《21世纪资本论》用更有说服力的长期统计数字推翻了上述假说:在经济发展初期,不平等程度高的非农部门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上升,拉动收入分配趋于不平等;一旦经济发展达到较高水平,非农部门主导整体经济,可预想中的部门收入差别却没有缩小(特别是全球化中的金融和高科技部门与其它部门比),资本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率也没有降低,再分配的税收和福利政策也没能改变贫富扩大的程度。

总体而言,皮克迪的表述和分析存在瑕疵(包括谁的哪种收入等问题),但他对“贫富差距的历史变化”这个核心问题的分析还是可靠的,对收入指标的各种调整(如通货膨胀、税收和福利)都不影响总的结论。另一方面,他的数据只显示出,资本收益率超过经济增长率的那部分是稳定而不是在无限扩大的,资本收入在总收入、资本财富在总财富中的高比例也同样稳定,所以,他的历史数据证明的是“贫富差距扩大持续”而不是“贫富差距持续扩大”。抹平贫富差距的自发趋势固然不存在,但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自发趋势也同样不存在;现在的贫富差距,只是在扩大之后持续稳定在穷人难以接受的水平上了。

与其说“软马克思主义”,不如说“硬平均主义”

皮克迪用历史数据成功论证了“经济发展导致贫富差距扩大”,是否也同样成功论证了“贫富差距扩大要求劫富济贫”和“劫富济贫不影响经济发展”?

从《21世纪资本论》这个书名看,皮克迪是在试图追随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思路。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分配问题仅仅是利益冲突问题;皮克迪则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所导致的贫富矛盾,分配问题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并且,“租金收入者是民主的敌人”。马克思认为“剥夺剥夺者”是必然的历史规律,皮克迪则认为“剥夺富有者”是解决贫富矛盾的唯一出路。可见,皮克迪的主张与其说是“软马克思主义”还不如说是“硬平均主义”。

一旦宣布贫富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消除贫富矛盾的重要性就变成无需论证的自明之理。不仅如此,通过对富人征税的劫富济贫政策来消除贫富矛盾,也成为无需论证的自明之理。

到这里我们才理解,皮克迪之所以在资本致富和劳动致富的界线问题上含糊其辞,那是因为他先树资本为敌、后树富人为敌,而勤劳致富和懒惰致穷的问题,在逻辑上就必定是不得不回避的问题。如此,变富变穷的原因已经不再重要,反正总是存在富人和穷人,富人多缴税以供收入再分配之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就解决了。

所以,皮克迪建议要考虑征收“全球资本税”,因为,全球化导致资本流向了以低税收吸引资本的国家,只有这个新税种才能防止避税行为;而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应该对50万或100万美元以上的年收入征收80%的税,并对20万美元以上的年收入征收50%-60%的税,以确保用于保健和教育的公共资金。皮克迪强调,这样的税收不会影响经济增长,只会使社会更好地分享财富。

在增税问题上令人疑惑的是:《21世纪资本论》书名里暗含的“资本-劳动的对立”哪里去了?他发誓要反对的“意识形态投机”哪里去了?被引以自豪和有突破性的大跨度历史统计数据又哪里去了?如果“经济发展导致贫富差距扩大”需要数据论证,“劫富济贫不影响经济发展”怎么就不需要数据论证了呢?一个在讨论贫富差距时理性智慧的皮克迪,一到了讨论劫富济贫时,似乎突然间变得蛮横低能。

在皮克迪看来,资本收益高于经济增长,往往是因为遗产多于储蓄,并且伴随着企业家的努力、运气,甚至纯粹的偷窃。高薪经理阶层的收入显然包含着与资本对立的劳动,但强调运气和偷盗,比强调努力对他的论点来说似乎更重要。经理阶层高薪也许是“市场扭曲”的结果,但这同“奖勤罚懒”的讨论一样对皮克迪来说已经不重要。只要你富了,你就落入了他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框架而应该被“高税收”彻底兜走。《21世纪资本论》非常明确地要向资本开刀,却不惜因此砍伤那些碰巧拿高薪的劳动者。

本来,“个人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的比重”相对于“个人财富存量和流量的总额”来说是次要问题,可现在,由于皮克迪的增税建议对“个人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的比重”根本不加区分,他在这个次要问题上的逻辑困境,反而变成了一个重大问题。因为,如果政府要向年收入20万美元以上的人征收50%-60%的税,他就不仅仅是在拿资本开刀了,他是在向一切富人开刀,问题已经从“资本-劳动”的两分法转向了“富人-穷人”的两分法,“奖勤罚懒”、“鼓励创新”等等已经比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更次要,以至于只要能解决“贫富矛盾” ,“奖懒罚勤”就不是什么该被操心的问题了。

皮克迪手里拿着“解决贫富矛盾”的锤子,眼里只存在“贫富矛盾”的钉子。他的方案本质上是一种不考虑才能、努力与机会等市场过程的“结果平等方案”。

实际上,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不是贫富差距的矛盾,而是“才能分布与才能收入不对称”以及“机会开放与机会价值不对称”的双重不对称矛盾。对贫富差距的调整,只能在市场过程和市场结果中同时进行,不能只在市场结果中单独进行。皮克迪在讨论“基尼系数”时知道没有“奖勤罚懒”就会导致“鼓励落后”,他的政策主张却包含了完全相反的逻辑。

《21世纪资本论》被包括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在内的媒体所欢呼,因为它用统计数据证明了“贫富差距扩大”的长期趋势,并且用“资本收益率持续高于经济增长率”来解释。皮克迪确实成功推翻了“库兹涅茨曲线”,但是,与“发展导致贫富差距缩小”的“库兹涅茨曲线”类似,“向富人增税影响经济增长”也有一个叫“拉弗曲线”的假说。该假说由里根当政时期(1981-1989年)的美国总统经济顾问阿瑟·拉弗提出,它试图证明:用横坐标表示的税率越高,反映在纵坐标上的税收总额就越多(曲线于是从左下方升向右上方);可当税率超过一定高度时,资本和劳动的收入开始下降,经济活动开始减少(税率100%时再也没人愿意投资和干活),政府的税收也随之减少,整个图形也像“库兹涅茨曲线”那样呈现为“倒U形”。

如果皮克迪也能用统计数据证明“拉弗曲线”错了,即当税率超过一定高度时,经济活动和税收总额不会减少,劫富济贫不存在没资金可用的问题,那么,《21世纪资本论》就完美地证伪了“库兹涅茨曲线”和“拉弗曲线”,他要向富人增税的主张也许就更有说服力了。

不幸的还不在于皮克迪对“拉弗曲线”避而不论,“发展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已经是人们在经验中看得到的常识,皮克迪的统计证明只是强化了人们的经验直觉而已,而“向富人增税不会影响经济增长”却违反人们的经验直觉。这样,用统计数据证明“向富人增税不会影响经济增长”(包括证明增税不会鼓励避税)不仅必要性更大,重要性显然也更高。为什么皮克迪刚说完有些国家以低税收吸引资本发展经济,转过身来居然就敢硬说高税收不影响经济增长呢?为什么论证贫富差距扩大于己有利不惜工本,而论证增税不影响经济于己不利就只靠简单判断呢?

结论很简单:《21世纪资本论》不仅避重就轻、避难就易,而且偷梁换柱、瞒天过海;它证明了人们知道的,回避了人们困惑的,还利用成功证明“贫富差距扩大”获取的信任,试图在没有任何论证的情况下也要人们相信“高税收不影响增长”。遗憾的是,对一个次要问题的艰苦和成功论证,并不能使任何人同时获得对一个重要问题信口开河的资格。

遗产税和所得税不是不该提高,但税率提高的幅度不应该完全没有论证,即便政治上可行性的论证可以暂时抛开。问题不是该不该向富人开刀,而是何以确信增税后,还能有稳定的经济增长可供出想要的税收。即便向富人开刀不需理由,得到想要的税收依然需要有把握,否则就只能是一场空想者的狂欢。

冲动压倒理性的产物

吊诡的是,这本书的理论失败,恰恰是它获得巨大商业成功的原因。不可能实现的愿望更易被大众追捧,往往因为有人提高了它的现实可能性,或者是被伪学术包装后,常常具有更大的消费快感。向富人增税显然更具有哗众取宠的说服力,也更能煽动“愿望至上者”的情绪。不幸的是,影响舆论往往比论证事实重要,所以表面再严肃的学者也会有铤而走险的时候。这也许不是诚实与否的问题,可能更多的是冲动压倒理性、价值压倒认知。

《21世纪资本论》的理论成功是明显的,它的理论失败则是不明显的。但无论如何,此书不可能“是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来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更不是什么“经济思想的分水岭”。对该书的几乎所有夸奖,都是“价值理性”压倒“认知理性”导致“学术智商”突然下降的典型例证。

1986年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在他1979年出版的《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一书里,给这一类的经济学家留下了一个忠告:“从根本上说,经济学家的作用就是力图理解一定类型的人类行为,并预见由这种行为引出的社会结构。最终,经济学家希望,他所展示的简明真理能导致这些体制结构的‘改善’,并通过这些新制度改变人类选择的条件。但是,‘改善’制度应作为他的次要的和从属性的目的;倘若他听任自己争取所构想的社会进步的热情,凌驾于他对科学真理的探求与尊重之上,他就会危险地濒于不负责任行动的边缘。”

(作者系旅美经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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