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民族主义正名

来源:WSJ中文网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4-04-3,星期四 | 阅读:2,374

Agence France-Presse/Getty Images
如果要抛弃或取代民族国家,那么造成的恶几乎肯定会多于制止的恶。

John O’Sullivan

莫斯科无休止的“反法西斯”宣传,所谓俄罗斯人在乌克兰遇袭的无根据指控,乌克兰东部说俄语者的煽风点火,不佩戴徽章占领克里米亚办公楼的俄罗斯军队,精心策划的克里米亚非法公投以及之后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吞并,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所谓在欧洲再无领土企图的保证(不过呢,他可能会为了保护俄罗斯族人而被迫在其他地方出手干预)——没错,完全就是20世纪30年代那种令人不安的氛围。

走向法西斯主义和战争,不就是民族主义的发展方向?

这是人们对欧洲近期危机的常见解读,碰巧也是普京对乌克兰所发生事件的解读。他将这些事件归咎于1959年被克格勃谋杀的民族主义领导人斯捷潘·班德拉(Stepan Bandera)的新法西主义追随者。但这种看法其实太简单了。

乌克兰危机中,民族主义者肯定是难逃干系,但他们更多的是受害者而非施害者。危机的开始,是莫斯科试图通过强迫乌克兰加入欧亚经济联盟(Eurasian Economic Union)并拒绝与欧盟(European Union)签署联系国协定,挽救自己难产的欧亚经济联盟概念。

普京不是民族主义者(见后文),而是一个风雨飘摇的、仇视民族主义的多民族帝国的统治者。他针对乌克兰农产品出口关闭俄罗斯边境,引发了这次危机。此举是为了迫使不情愿的乌克兰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ych)抛弃更加受人欢迎的欧盟概念。

在普京的鼓动下,乌克兰政府朝着抗议这种做法的各类民主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左右翼人士不加区分地开火,使他们团结了起来。亚努科维奇的权力眼睁睁地迅速崩塌;他逃跑了,一个包括民族主义者在内的新乌克兰政府接过了政权。

因此民族主义只是整个运动的动力之一。其他动力分别是:对自由的热爱,对体制进一步民主化的渴望,经济上通过与西欧往来实现进一步繁荣的愿望,以及单纯的为人尊严。被这些目标鼓动的乌克兰人刚刚在克里米亚(不可避免地)遭遇挫败,但他们仍然占据着目前正在逃离莫斯科后苏维埃制度的乌克兰大部分地区。只要情况依然维持现状,普京总体上就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如果说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这次危机中是被动的,甚至是受到了迫害,那么普京自己呢?他的行为无疑是令人反感的——无情、好斗、狡诈、非法、高压、颠覆。但如果把这些形容为“民族主义”,那就是把民族主义概念贬低为一种好斗武断的政治。没有理由认为民族和民族国家相比联邦、帝国或基于非民族原则而建立的国家更容易陶醉于这种愚蠢。

普京最近的行为确实无情,但他这样做是为了服务于他眼中的干净国家,甚至是为了服务于个人利益,而不是出于对俄罗斯民族性的信奉。

可以借鉴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在这里做出必要的区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是希特勒和斯大林通过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Nazi-Soviet Pact)密谋入侵波兰、瓜分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造成的结果。纳粹德国是一个基于种族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将种族置于民族性之上)建立的国家,苏联是一个基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完全反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建立的国家,两个国家的残酷、无度都远远超过了当时任何一个传统的民族国家。

除此以外,今天的俄罗斯联邦本身就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帝国。普京对这次危机的操纵,除了争强好胜以外,可能最好是形容为帝国主义或新帝国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我们不应该不合理地把民族国家同那些并非民族主义者独有、而且稳定民族国家甚至更不可能犯下的罪行联系起来。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民族主义是一个越来越有必要的词汇,常常又被误用为一个辱骂词语。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正在欧洲各地涌现,可以表现为大相径庭的形式:左的,右的,不确定的。有些是直截了当的分离主义运动,努力建立根源于历史国家的新政府,比如苏格兰和加泰罗尼亚的民族主义政党。有些是反对现有民族国家进一步融入欧洲共同体的运动,比如芬兰的正统芬兰人党(True Finns)和英国的英国独立党(U.K. Independence Party)。

还有一些,则是希望保护民族及其独特政治精神(法国的民族政线(National Front)),或福利制度(丹麦的丹麦人民党(Danish People’s Party)),或人人都觉得受到大规模移民威胁的“自由价值观”(荷兰海尔特·维尔德斯(Geert Wilders)领导的自由党(Party of Freedom))。还好德国人比较慎重,但他们也有德国选择党(Alternative for Germany)。这个党虽然不是明目张胆的民族主义性质,却也吐露出战后德国独特的反欧元经济民族主义——或许应该改名叫“爱国银行家联盟”。

这些20年前不存在的政党,目前大都拥有欧洲各国议会中的议席。预计它们在5月份的选举中将有不错的表现。它们可能不会掌权或进入政府,但会迫使主流政党直面民族主权丧失之类的问题。

在欧洲各类政治、文化既得利益者——英国人所谓的“卓越的和优秀的人士”(the Great and the Good)——眼中,这些事情应该是不会发生的。它们就像是水往山上流一样不可思议。几十年来,我们曾听闻这些人说,民族国家行将消亡,并把权力往上交给超民族机构,往下交给组织化的少数族群。复苏的民族主义的批评者手掩着嘴悄悄地说,民族主义不过是披着民俗外衣的排外情绪、威权主义甚至是法西斯主义。他们将欧洲新兴的民族主义政党视为愤怒窝囊废或乡愁病患者的保护区。

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主席赫尔曼·范龙佩(Herman Van Rompuy)在2010年精辟地表达了这一观点。当时他第无数次宣布民族国家已死,还说:“今天欧洲最大的敌人是恐惧,恐惧导致自私自利,自私自利导致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导致战争。”

这一宣言没有预见到普京最近的举动,但它恰如其分地说明欧洲的政治精英是如何用反民族主义的哈哈镜来看待乌克兰危机之类的事件。这种观点使他们相信民族主义是一种威胁,但也是一种即将死亡的威胁。其实这两种说法都是大错特错。

对这种观点的一种有效反驳,是今天世界上民族国家的数量超过以往任何时候的事实。从1945年开始,民族国家通过两次大跃进遍地开花,一次是50年代、60年代的去殖民化时期,一次是1989年到1991年共产主义解体之后的几年。其中一些民族国家,不幸是通过战争和革命实现独立的,如津巴布韦、克罗地亚、波斯尼亚、科索沃。另一些民族国家则是通过和平谈判实现独立,多数前英殖民地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走的都是这条道路,但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产生了捷克和斯洛伐克这两个成功国家的“天鹅绒分离”。

如果既得利益者对民族主义的看法不是那么粗鲁得荒唐的话,民族性的兴起或许会被贬斥为通往全球治理的大道上的一次绕行。这种看法省略了至关重要的区别,涉及到各种各样的民族忠诚,似乎民族忠诚最激进、最排外一样。事实上各种民族忠诚基本上都走了这样一条路:从纳粹主义(极权种族民族主义),到法西斯主义(威权而激进的民族主义),到种族民族主义(排外主义,将少数民族视为二等公民,如果还把他们视为公民的话),到文明民族主义(向所有出生在国境之内的人开放完全公民权,换取他们对这个民族国家及其制度的忠诚),最后到爱国主义(同样的民族忠诚加上单纯的爱国,爱它的风景,它的民俗,它的特色建筑,它的歌与诗,它的人民,它那奇妙的亲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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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希望脱离英国的苏格兰人在爱丁堡集会。按计划,有关苏格兰是否独立的公投将在一年之后举行。

比如,可能是最著名的民族主义批评者的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从西班牙回到英国南部的时候说:“这里仍然是我童年时就已经认识的英格兰:掩映在野花丛中的铁道路堑,在茂密草地上啃食和沉思、毛发散发着光泽的良驹,柳树镶边、缓缓流淌的溪流,榆树的绿色胸怀,农庄花园里的飞燕草;然后还有伦敦郊外辽阔而安宁的旷野,泥泞的河上漂着的驳船,熟悉的街道,预告板球比赛和皇室婚礼的海报,戴着圆顶礼帽的男人,特拉法尔加广场上的鸽子,红色的巴士,穿着蓝衣服的警察——都沉睡在深深的英格兰睡梦之中。”

当然后来英国已经变了,男人不再戴圆顶礼帽。但如果谴责这样一种温柔的爱国主义,说它有可能导致法西斯主义,那就像是克制对性的所有兴趣,说这种兴趣可能导致乱交一样荒谬。普通人因为要生存,所以必须紧贴现实,当他们听到范龙佩那样的表态时,感受到的正是这种荒谬。

但这迄今为止并没有影响到他们的政治行为。为什么他们的思维和投票突然开始跟随爱国主义的情绪?

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爱国主义的所有意识形态对手基本上都已背负恶名。奥威尔指出,抛弃爱国主义的人总体上是接受了一种更加恶毒的意识形态来作为替代。当前最明显的对立意识形态是欧洲的欧洲主义和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两者都企图削弱民族爱国主义,从而改变它们各自社会的政治特征。

但是,尽管这两种主义都获得了慷慨的官方支持和政府官员、国际官僚、NGO管理人员、“去民族国家化”企业管理人员、希望充当新国家或转型后国家急先锋的学者的同情,它们都还只是一种小众化的忠诚。旧式爱国主义存活下来,可能被这些背叛削弱了,但没有受到严重的挑战。它一直处在阴影中,直到被911事件、诺曼底登陆纪念日或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的葬礼引诱至公开地带。然后人们突然认识到,它是大多数国民都有的情绪。

在过去,以爱国主义和民族利益为决定性议题的选民在左右政党当中都有安心的归宿。但这种情况已经慢慢地不复存在。

随着左翼政党将其劳工阶级身份替换为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身份,它们开始觉得爱国主义是粗俗的、廉价的、排外的。与此同时,右翼主流政党不假思索地将民族主义选民和社会问题上持保守立场的选民视为或多或少让人难堪、忽略其观点也没关系的年长亲戚。党魁们觉得,那些返祖的选民们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其结果在英国最为突出。英国独立党在传统中产阶级保守党选民当中建立了牢固的基础之后,现在又在从爱国蓝领工党选民那里收获新的选票。在整个欧洲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结果。

造成这种复兴的另一个因素,是有关“大”的心智潮流的变化。各阶层仍然相信未来属于大军团的人越来越少。他们已经注意到,小国可能比大国更加富裕、更容易管理、更接近人民。正如《经济学人》(Economist)几年前所指出的:“在人口超过一亿的10个国家里面,繁荣昌盛的只有美国和日本。”

这些经济上的事实清除了通往分离的一道重要障碍。如果说繁荣与大之间真有什么联系,这种联系也已经被自由贸易和全球化消解,因为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确保国家的大小不再需要跟它所面对的市场规模相符。与此同时,政府可以收缩到其国民觉得最方便控制的规模。

美国又大又繁荣,是上述规律的一个例外,这是因为它的联邦制度将权力分给各州和地方,可以更好地控制。瑞士是另一个例子。欧洲如果以瑞士为样本,将权力下放,或许可以模仿美国的成功。但相反的事情正在发生——欧洲如此,美国也是如此。

最后一个简短的论点恐怕是最有说服力的:民族国家几乎是民主的必要基础。共同的语言和文化,对民族国家制度的共同忠诚,共同的归宿感,全都处在特定的国境内,所有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这些似乎都是让不同观点和不同利益的人接受政治上的失败、接受他们强烈反对的法律获得通过的条件。这条规律有几个例外,比如印度和瑞士,但证实这条规律的国家要多得多。

上述诸多考虑当中,没有哪一条证明可以将民族主义当作普世立国原则来支持。没有这样一条原则。基于公意原则、王朝原则等千差万别的观念而建立的国家已经由历史传递到我们手中。大规模重建是不现实的,几乎总是失败。我们最大的希望,也就是通过顺应其历史的渐进改革来改善它们。

但如果要抛弃或取代民族国家,那么造成的恶几乎肯定会多于制止的恶。近期历史带来的经验是,民族主义会继续存在下去,安全、稳定、满足的民族国家所希望的,或许是邻国的友谊而非征服。祈求和平的英明政治领袖将会集中精力将其人民的民族主义塑造成和蔼可亲的爱国主义,而不是让其淹没在一种新的主权里面,推动它走向更加黑暗的表现形式。

(本文作者是布达佩斯多瑙河学会(Danube Institute)会长、纽约《国民评论》研究所(National Review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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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条评论 发表在“为民族主义正名”上

  1. 釜溪左岸说道:

    回复@进步事业:注意您的措辞,讨论问题的时候至少应该如此。我就当你是习惯性用语,初次就不予计较了。

  2. 进步事业说道:

    公投是否非法要有一个统一标准,否则我说科索沃公投非法的时候你又跟你美爹一样找理由说合法,那就没得谈,个人支持克里米亚公投,给美国西方一个教训!

  3. 进步事业说道:

    乌克兰这次政变的确是法西斯党徒打先锋,至于克里米亚有各种看法,很多专家认为那些占领xx的不明武装是哥萨克团体,至于有没有受到俄罗斯的指示不好说,但乌克兰反对派也是受到西方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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