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内外,冷暖自知——部队文工团里的年轻人

来源:《VISTA看天下》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4-02-20,星期四 | 阅读:1,082

进入文工团的前三年,王媛媛每月的津贴只有2700元。

虽说在部队吃住不用花钱,节假日时,文工团还会发一些大米、食用油等物品,但她希望购买喜欢的化妆品、好看的衣服鞋包时,还是要慎重考虑一番。

以至于有时候同学聚会,她发现自己和在其他地方歌舞团的同学相比,在时尚品位上“相差了一万光年”。

1月31日,农历正月初一凌晨,又是一曲《难忘今宵》结束了这一年度的开年大戏。这是演唱者之一、同样也是总政歌舞团歌唱演员蔡国庆第20次出现在央视春晚。在他之前,总政歌舞团以及空政话剧团的牛莉和邵峰已经分别为这台合家欢晚会表演了三个节目。

拥有21年历史的春晚今年诞生了一个新纪录——部队文工团成员参演节目最少的一次。据统计,此前的春晚节目中,文工团参与的节目一直占总数的25%以上,在2011年,这一比例一度达到43%,被当时的媒体报道为“部队文工团撑起了春晚半边天”。

在央视春晚这样的大舞台上表演,不过是部队文工团的常规演出之一。每到春节、中秋及建军节,这支保存和发展“社会上优秀文艺力量”的队伍就会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时代的变迁和人们观念的变化,也让这个团体中的年轻人们体验到了与同龄人不一样的酸甜苦辣。

钱少,还不容易找对象

在王媛媛(化名)看来,五年文工团经历,并不算一段美好的回忆。

2007年的那个夏天,应届毕业生王媛媛对未来的工作方向并没有想法,于是在同学的“怂恿”下,两人一起报名参加了北方某大军区文工团的考试。对她们这些艺校毕业生来说,这份体制内的工作已经是最为理想的去处了。“毕竟部队有编制,家人觉得学艺术的能有个铁饭碗也不错。”

然而,进入文工团以后,王媛媛才发现,军队体系和自己此前接触的世界截然不同,过的生活简直“太规律了”。

作为新兵,她需要每天早晨6点半起床出早操,进行简单的军事训练。又因为是文工团资历最浅的学员,每天早餐后的7点,她就必须到训练室进行声乐培训。一练就是一上午,中午11点半才能吃午饭。午餐后是雷打不动的午睡,这一个小时什么都不能做,即使睡不着,也必须在床上躺着。之后,又是一下午的声乐培训。直到下午5点结束训练,用完晚餐后,王媛媛才有自由支配的时间。

日复一日一板一眼的生活让这个活泼开朗的“90后”女孩适应困难。而此前所认定的体制内“铁饭碗”待遇也让她失望。进入文工团的前三年,她每月的津贴只有2700元。虽说在部队吃住不用花钱,节假日时,文工团还会发一些大米、食用油等物品,但她希望购买喜欢的化妆品、好看的衣服鞋包时,还是要慎重考虑一番。以至于有时候同学聚会,她发现自己和在其他地方歌舞团的同学相比,在时尚品位上“相差了一万光年”。

王媛媛觉得,自己这样的普通文艺兵甚至有些“清贫”。而文工团里副团级别待遇的工资只有4000元,正团则是5000元。

即便是因《士兵突击》中“班长史今”一角开始为人所知的张译,至今也记得自己2006年从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退伍前,每月1700元的工资在交完各种杂费后只剩300块的那种窘迫。

“有的男孩子因此(收入少)都不容易找对象。”广州军区战士文工团创作室主任唐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不好找对象”不只是男文艺兵的烦恼。

对王媛媛们来说,坊间对军队文工团女文艺兵的种种戴着“有色眼镜”的非议才是最不能接受的。为此,曾特别支持王媛媛入伍的母亲因为担心女儿在文工团的工作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在她每年回家时,都要鼓动她退伍。

“腕儿是点名都不来,点名来的都参加不了大型演出”

2012年,在穿上军装的第五个年头,王媛媛选择了退伍转业。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说不上大,也不算小”。

那是一次下部队慰问演出,一个小战士给团里正在表演的“军旅明星”献花时,因为紧张不小心把花掉在了地上。演出结束后,这位“明星”“一个劲儿地跟团里领导告状”,指责小战士不懂礼貌,害自己要当众捡花。同在后台的王媛媛和很多人只能听着。

“普通文艺兵再努力,也比不上特招进来的明星大腕儿(在领导心中的地位)。”王媛媛说,文工团中,一些明星因此与普通文艺兵之间关系紧张的事件并不鲜见。这令不少和自己一样的文艺兵心灰意冷,觉得没有出路。

每一年,军队文工团都会有不少演出机会,除了元旦、春节、中秋、七一、八一、国庆等重大节日的演出和计划表上的下连队慰问演出等规定动作,如果遇上洪灾、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文工团也会相应增加一些临时演出任务。每次常规演出前,普通文艺兵都会提前一到两个月排练新节目,“排到半夜是常有的事情”。但辛苦换来的不过是整台演出中短暂几分钟的露面,“我们经常是十几个人抢两三个合唱名额。”王媛媛说,更多的演出时间,留给了那些平时排练很少见到的“明星”,“他们经常一唱就是三首歌,也许是知名度高?”

王媛媛颇有些不服气,她并不觉得自己的业务水平比不上那些成名已久的“腕儿”。

特招入伍的明星们领先普通文艺兵的地方,不仅体现在演出机会上。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各个部队文工团几乎是相互比赛着开出优厚条件吸引已经成名的艺人入伍。虽说特招也要履行一定程序,但分管此事的部队文工团业务办公室还是拥有足够权力,按照艺人的资历、年龄或是某些比赛演出的成绩,给予相应的军队职级待遇。

“歌而优则仕”触发了内部的不平衡感。

一般说来,一名普通军人从提干到团级、师级,要经历近20年的摸爬滚打和千挑万选,就算当上团长、师长,生活待遇可能还不及擅长吹拉弹唱的昔日战友。“你看我的老乡潘长江,一进部队,就师职干部待遇了,我都干了三十多年(才成师职干部)。”国防大学教授韩旭东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曾任海军政治部文工团副团长的付林表示,文工团的管理“有两张皮”。他说,在不少文工团,特招的“明星”几乎从来不在团里露脸,“腕儿是点名都不来,点名来的都是参加不了大型演出的”。

2008年,得知空政文工团招人的消息后,纪敏佳立刻来到报名处排队。当时,有很多报名者认出了因2005年“超女”选秀小有名气的她,当时,一些人小声议论说,“你纪敏佳都已经出名了,为什么还和我们这些普通人抢名额!”直到进入空政文工团以后,她才由政委那里得知,自己的条件“特招是完全没有问题”,“真是挤占了别人的名额”。

而对于文工团一些“不平等现象”,作为“新人”,纪敏佳内心即便不快,也只能选择沉默。“尊敬老艺术家是应该的,但这不说明老人就可以仗势欺人。”

“不管谁要走都不要拦”

实际上,不管是特招入伍的“明星”,还是在文工团中闯出名堂的文艺兵,在部队文工团体系中如鱼得水的,一直都是功成名就者。

上世纪80年代,当港台流行通俗歌曲流传入内地后,受此影响的海政文工团的青年歌手苏小明在一次演出中演唱了《酒干倘卖无》《童年》和《乡间小路》,这一与当时所有歌唱类节目都不太一样的表演大受好评。苏小明就此成为海政文工团的台柱子,也成为部队文工团体系内出现的第一个“腕儿”。

随后,其他文工团唱流行歌曲的青年歌手一个个走进人们视野——毛阿敏、杭天琪……这些演唱流行歌曲的军旅明星直接刺激了各地演出市场的火爆。现年68岁的海政文工团舞蹈演员林一楠(化名)回忆,当时团里很多红起来的年轻人心思活络起来,开始频繁“走穴”。

曾是成都军区话剧团演员的刘晓庆就是其中一员。1980年代,她曾在邯郸连演24场,每场报酬是150元,相当于她三个月的工资。

演出结束后,刘晓庆捧着3600元“巨款”连夜回到家里。那一晚,她所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来来回回数钱。

曾是沈阳军区文工团文艺兵的王刚则在自传中回忆了自己当年的“走穴”盛况:“沿着武汉、黄石、九江、南昌一线演出,可说赚得盆满钵满,那真是拼了老命地赚钱呀,完全把自己变成了发动机!”

“最初时,参加一次走穴能挣二三十块,后来逐渐涨到一两百块,再往后就是几千块一首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金钱刺激下,对下海跃跃欲试……”林一楠说。

这一现象最终引起部队高层的关注,他们认为,“国家培养的人才因为贪欲在外边到处靠艺术敛财”是非常不好的行为。之后,私自“接活儿”的人一旦被团里发现,就面临写检讨,受处分的遭遇。

文工团成员的利益诉求就此与反对“敛财”的文工团体制产生了矛盾。1985年,苏小明赴法国高等音乐师范学校学习声乐。她应广州太平洋音像公司之邀录制了《我在巴黎》《不变的是真情》等多张个人演唱专辑,踏出了离开文工团体制的最初一步。而后,各个部队文工团陆续出现成员“出走”的情况。

而“下海潮”在30多年后的今天,又重新上演。

几年的短暂军旅生涯后,包括特招入伍的第二炮兵文工团成员“凤凰传奇”等多位明星转业回到地方。凤凰传奇的经纪人徐明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将凤凰传奇的收入来源归纳为1∶1∶1,即商业演出、广告代言和演唱会、衍生收入各占三分之一,网游甚至保暖内衣也成为他们的涉足领域。徐明朝表示,如果还在部队体制内,以上的每一部分商业活动,都与部队严格推行的纪律相悖。

于是,当“遵守军纪”成为明星入伍需要承担的“过于高昂”的成本,一些人选择了“重返市场”。对于很多著名演员“打了报告”

要求转业,军内人士透露,文工团对此的态度是,“不管谁要走都不要拦”。

“拎着脑袋在坑道里表演”

与此同时,文工团里的另一批不想离开体制的普通文艺兵则感受到了一种另类挫折。

1985年中开始,解放军“百万大裁军”行动开始,部队文工团首当其冲。仅在1985年一年,各地文工团就有六千多人的文艺队伍需要缩编。经过八九十年代的数次撤并后,很多地方部队的小文工团都消失了。

就算是空政、海政这样级别的文工团,也经历了变动。“受电视技术冲击,很多话剧团都全员被撤了,军乐团也几乎绝迹。”林一楠告诉记者,当时的文工团“人人自危”,气氛极其压抑,当时就连她自己也因“常年跟随外交官丈夫在国外,没有演出工作量”险些被裁。

类似的氛围同样出现在了2013年。11月举行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优化军队规模结构,减少非战斗机构和人员的改革整顿箭头,再次指向了部队文艺团体。春节前,总政、空政等多个文工团纷纷在全团范围内开展业务考核,开始实行末位淘汰制。

在去年底考核中名列三甲的纪敏佳发现团里很多年轻人非常焦虑。“要主动要求参与演出,不要等着别人来给你安排工作。你先全力去工作,不然没资格去提出要求。”她这样劝说那些迷茫的人。

实际上,关于部队文工团存废问题讨论,早在此前半年韩国取消文艺兵制度时,就一度喧嚷起来。

“我认为文工团绝对是非常必要的存在。你去看看文工团下部队的演出就会发现,那些战士,尤其是在边远地区驻守的战士非常渴望我们过去演出。战士不是机器人,他们也需要娱乐和艺术。”纪敏佳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

“舞台就是战场,大家拎着脑袋在坑道里表演。”现年83岁的王洪生回忆起在抗美援朝战场的那段经历时称,他们那代文艺兵,除了给前线官兵进行慰问演出,还需要搬运弹药,或是在人手不够时帮忙照看伤员。“光会唱歌跳舞不行,伤员的肠子流出来了,你得帮他塞回去。”那时候,还没有文工团这一称谓,王洪生所在团体叫做宣传队。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1953年,解放军总政治部在《对文化艺术工作的指示》中提到,“全军各部队在组织开展基层文化活动的同时,总政治部和各军区、军种、兵种相继组建各类专业文艺团体和体育工作队,成立文艺创作室,形成了一支以业余为基础、专业为骨干的文化工作队伍。”军队文艺工作者才第一次从部队宣传体系中正式剥离出来,各个部队第一次出现了文工团。

那一时期的文工团文艺兵,在林一楠看来,有着近乎“蠢”一般的单纯。1970年代,进入海政文工团舞蹈团的第四年,林一楠认为自己年纪尚小,就写黑板报希望组织把提干的机会留给别人。即使之后结了婚,身在国外的丈夫写给自己的第一封信,她也毫不忌讳地拿给团长看。

刻苦、勤奋,是林一楠那代文工团年轻人的特点。据林一楠回忆,所有新文艺兵要练三年基本功才有机会上台表演。“演出的话,只看业务水平,比比谁的动作更好看标准,谁又拿下了新动作。”林一楠说,当时团里的每个人都一样,“压根没有大明星和普通文艺兵之说”。(文/本刊记者 易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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