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裁者覆水难收

来源:凤凰读书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4-02-11,星期二 | 阅读:1,608

编者按在被问到“在你的专业领域中,如果谁突然出现,你会从沙发上跳起来?”时,查建英这样答复:“卡普钦斯基。他是天才的波兰记者、作家,他写非洲、俄国、南美洲的那些作品是我读过的最富诗意和魔力的非虚构作品,尤其是那本写海尔·塞拉西的《皇帝》,那不是纪实报告,那是一流的文学。” 

海尔•塞拉西是埃塞俄比亚的“末代皇帝”,这个非洲“雄狮之王”从卫国英雄逐渐转变成独裁帝王,直至被叛军驱逐下台。而卡普钦斯基本人也经历传奇:作为波兰唯一的驻外记者,他一生见证了27次革命和政变,40次入狱,4次差点被枪决,他出身贫困,早年是一名狂热的共产党员,一生对贫困和弱势有着深刻的同情,同时他长时期为情报部门做线人,告密并伤害过别人。2007年他突发心脏病死掉了,据说他死前,一直生活在相关档案被曝光的恐惧之中。这段不光彩的历史没有改变他作品的流传,但使人叹息人性之复杂。他四十余年驻外记者的生涯,足迹遍及一百余个国家,亲临火线,发回弥漫着硝烟的真实报道和照片,从这些角度来看,他是一个迷人的向导。他有着无限的耐力、孩童般的好奇和智者的文化,英国著名记者萨·鲁史迪艾这么评价他:“卡普钦斯基抵得上一千个唯唯诺诺、耽于幻想的平庸作家。由于他成功地把新闻和艺术紧紧地融合在一起,使得我们得以窥见他常说的那种难以言传的真实战争画面。”

非洲的独裁者们

也许在多年后,海尔•塞拉西还会回忆起1963年的荣耀时光。彼时他71岁,还是埃塞俄比亚帝国的皇帝。那年5月22日,31个非洲兄弟国家的政要造访帝国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意在为后殖民时代的非洲大陆拟构合理的秩序。领袖们希望非洲以团结一致的形象示人,通过物质和道义的手段来支援殖民地的反殖斗争。他们谋求对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实施制裁,甚至还关注了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峰会的遗产,包括《非洲统一组织宪章》,以及依此建立的非洲统一组织。在1960年的“非洲独立年”之后,非洲人能有机会再一次宣示对自己命运的掌握,自然离不开皇帝的极大善意。

为了让“大乡村”一般的首都配得上这次盛会,好客的老皇帝足足准备了一年。各国代表加在一起有2000多人,远远超出亚的斯亚贝巴的接待能力。但是,他还是尽己所能地举行了盛大的宴会。身处新闻现场的波兰记者卡普钦斯基,记录下了当时的情景:

宴会上的葡萄酒和鱼子酱都是用专机从欧洲运来的。为准备此次会议,皇帝还特意花了两万五千美元,专门从美国好莱坞请来了歌星米廉姆•马克巴在宴会结束前为嘉宾们献上祖鲁部落的民歌。……餐桌上摆放着各种肉、水果、鱼和奶酪,一切食物应有尽有。多层蛋糕上的彩色糖浆往下流淌着。各种葡萄美酒在杯中闪烁着诱人的色泽,并散发出沁人心脾的芳香。音乐在大厅中回响,小丑演员的翻跟头表演引得观众开怀大笑。

在醉人的暖风当中,老皇帝和埃及的纳赛尔总统一同出现在众人面前。充满革命浪漫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理论,使纳赛尔总统拥有着崇高的声誉。得以与纳赛尔比肩而立,令海尔•塞拉西皇帝的威望达到了新的高度。

如今,独立领袖们缔造的非统组织已经为非洲联盟所取代。在非统组织存在的时期(1963—2001),非洲的殖民地全部获得独立,至少“从非洲根除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的目标已经达到。但是,无法忽视的是,贫穷、腐败、饥饿、政变、独裁……或许有所改善,但仍然挥之不去。几十年间,因为经常以宪章为由避免介入成员国内政,非统组织曾被促狭地讥讽为“独裁者的工会”。伴随政治独裁的,是民生凋敝和政治动荡。种种劣迹,使得反殖英雄们的面目变得可疑,开明专制在不经意间堕落为独裁统治。

海尔•塞拉西皇帝的战友,加纳独立领袖夸梅•恩克鲁玛,1960年出任加纳共和国的首任总统,1964年即厉行一党制,自封为“终身总统”,成了父亲、导师、兄弟、朋友,乃至“奥萨基埃佛”(救世主)。一位反对党党员被判处三年苦役,原因不过是当众撕毁他的画像。当然,他被政变推翻之后,所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赞誉瞬间变成了同样令人难以置信的谩骂。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穷途末路中的卡扎菲上校,他并非一开始便是个行为乖张的独裁者。“九月革命”后不久,时任美国大使翻译的戴维•麦克对他的评价是,“才智聪颖,熟练地掌握阿拉伯语,说起来像电台播音员那样音质优美”。可惜那个翩翩美少年,纳赛尔总统的崇拜者,在权力的煎熬中瞬时老去。

可悲的是,即便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教育学和哲学双料硕士,恩克鲁玛也解决不了那些行伍出身的大老粗同侪的问题。独裁本不该是非洲的宿命,却无奈地周而复始。

非洲没有受到什么诅咒,但是的确有适于独裁发生的社会根源。历史学家埃里克•吉尔伯特和乔纳森•雷诺兹认为,宗主国没有留下适应现代化国家的政治框架,导致匆忙独立的殖民地无法进行有效的行政管理,是非洲独裁盛行的重要原因。此外,民族主义诉求、冷战大背景和非洲特有的族群状况,使情况进一步复杂化。在这种情况下,独立领袖们往往赋予自己或自己领导的党派无限权力,以此作为整合国家的首要手段。“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他们不可避免地取代了殖民者,成为新的特权阶层。同时,他们试图以种种宏大目标来代替对内政的琐碎调整,使通过独立与反殖获得的政权合法性不至于流失殆尽。政权的稳固只取决于宏大目标,反过来加强了独裁制度。“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独裁国家乐于追求现代化,却时常制造出前现代与现代的荒诞混种。

非常不幸,“雄狮之主”海尔•塞拉西就是这个困局的牺牲品。无论早年抗击意大利殖民者,还是二战以后为去殖民化而不懈奔走,他都是民族英雄乃至非洲英雄。在亚的斯亚贝巴峰会11年后,经过一系列的骚乱、宫廷政变,他终于被军人废黜,转年就在孤独当中神秘地死去。英雄迟暮令人哀伤,独裁的一再重演就在慨叹之余多了许多反思的需要。“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正所谓也。

走步出歌舞升平的峰会会场,卡普钦斯基发现了一帮赤脚乞丐。漆黑的夜里,他们挤在宫殿的垃圾堆旁,“狼吞虎咽、专心致志、一丝不苟”地品尝领袖们剩下的残羹冷炙。这里是领袖们无暇注意的角落,却是再真实不过的埃塞俄比亚——一个民生凋敝、贫富悬殊的国度。

卡普钦斯基把这些见闻写进了他的《皇帝》,副标题拟为“一个独裁政权的倾覆”。他本来有撰写“独裁者三部曲”的计划,《皇帝》和关于巴列维国王的《伊朗的王中之王》是其中的前两部,但是关于乌干达独裁者阿明的一本始终没有完成。历史学家的分析指出了独裁制度存在的宏观土壤,新闻记者卡普钦斯基的作品则提供了一个独裁者走向的微观案例。从中,读者可以更真切地感受到人性的悲剧及独裁制度对所有人的戕害。只要独裁统治尚未绝迹,皇帝的故事就仍然有其现实意义。

皇帝的故事

《皇帝》看上去是发生在现代世界的寓言。宫廷中,各色人等举止古怪,仿佛在表演由古代寓言改编的活报剧。怪异氛围的中心,就是海尔•塞拉西,世界上最后一个专制皇帝,曾经的“民族英雄”。在周围国家赶时髦般纷纷变成共和国的时候,老皇帝如同古董一般,摆在费尽心思搭成的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孤独和焦虑。在写给《纽约客》的文章里,厄普代克(John Updike)说这本书强调了“专制君主无可避免的那种趋向,不管是国王、病夫还是独裁者……都喜欢在停滞中寻求安全”。

推翻老皇帝的政变发生在1974年,虽然血腥,但是可以称得上“完美”。军官们藏在暗处,帝制在不知不觉间被慢慢吞噬。包裹在僵硬外壳中的老皇帝,对周遭毫无痛感,无法意识到自己一而再再而三的致命失误,也无法意识到长路将尽。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没有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他的颓唐晚景,活像童话里那个赶走夜莺的老国王。

政变之后,卡普钦斯基回到埃塞俄比亚,四处探访帝制崩溃的亲历者。据说是为了保护讲述者的安全,他们的名字几乎全都变成了字母缩写。皇帝的狗会撒尿在贵族的鞋上,但是这位不知说是倒霉还是幸运的大人物却一动不敢动。这时,F.会用“圣布”帮他擦拭。A.M-M是皇宫内道门的看门人,视开门为“一门儿很有讲究的艺术,既不能早,也不能晚,一定要恰到好处”,因为“尊严的陛下是不能受到任何碰撞或者阻碍的”。在这本书里,人们反复提到,宫廷的时间被分为“分配工作钟头”、“授权命令的一个钟头”、“钱箱钟头”、“大臣议事钟头”、“最高法庭和最终申诉钟头”、“讨论国家发展钟头”、“讨论国际事务钟头”、“军队警察事务钟头”,还有“听取密报钟头”,每个钟头都有自己的不可思议。为了使皇帝能够精准掌握时间,G.H.-M.的责任就是在特定的“钟头”结束时鞠躬。

这些片段中,既有专属于海尔•塞拉西皇帝的荒诞,又有在世界各地以各种形式不断重演的宫廷戏码。就像Y.M.说的,“在政权的最高层永远不会有任何温暖,真是高处不胜寒,人人如履薄冰,每个人都会蜷缩在角落里,伺机把对手推入无底深渊。”皇帝的治理术几乎放诸四海皆准,“他只需要人们对他忠贞忠诚,这就足矣”,“皇帝陛下喜欢那些表现不佳的大臣”。此外,还有老皇帝通往权力顶峰之路,在社会中蔓延的不信任感,权臣成为皇帝的替罪羊,等等。

他们讲出自己对老国王的印象。职责和等级的不同,造成了讲述角度的差异。口述历史的连缀,没有达致绝对的精确,却营造出一种罗生门式的现实感和道德意义,描摹出了一个躲在自我世界中的君主。海尔•塞拉西并不是个传统意义上的暴君,他一度相当注意国家的现代化,试图通过开办西式教育、废除奴隶制度与酷刑、通好西方,甚至篡改历史等途径,来达到这个目标。他的所作所为,不比许多前辈更加残暴、昏庸,或者僵化。如果生活在童话世界中还不要紧,可惜他是个活生生的人。虽然他的脑海有如宇宙的镜像一般复杂,却并不总是那么准确。他经常会犯错误,危害又因为自己的皇帝身份而更加深远。在事情开始失控的时候,他走回前辈们的老路,杀戮、警察治国、控制媒体、自我陶醉,以及强烈抗议外国人干涉埃塞俄比亚内政。即使帝国的境况越来越糟糕,老百姓们仍然相信,“只是那些达官贵人们很坏,是他们造成了贫民百姓受苦受难。一旦,最高的人得知老百姓的苦难,那他一定会立即命令他们改邪归正”。

覆水难收,1963年的荣光无法复制。废黜皇帝时,军政府的喉舌希望用新闻稿给皇帝盖棺定论,“尽管人民有良好的意愿信任皇帝,把这作为国家统一的象征,海尔•塞拉西却利用自己的威望、尊严和名誉盗用人民的财富为自己谋取私利。结果导致了国家的贫困和衰亡……”顺便说一句,他们所做的,并不比这篇新闻稿的内容更好。

更高的真实

甫一面世,《皇帝》就受到了广泛的欢迎。许多论者认为,埃塞俄比亚帝国的故事,是对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权的影射。据说,在《帝国》的出版过程中,卡普钦斯基曾打电话给出版社,要求增添一段皇帝建造昂贵水坝的故事,当时波兰政府刚刚通过了一项动议,要在维斯瓦河上建设过分铺张的防洪工程。在书中,卡普钦斯基以嘲讽的笔调写道,“他命令在尼罗河上建大坝,是因为他想向世人证明,他的帝国在发展壮大、蒸蒸日上,那些所谓贫穷落后和贪污腐败纯粹是那些对君主国怀有敌意的人对王朝的恶意诽谤”。在别处,卡氏也说过,“一切都是隐喻,我志在寻找普遍性”。

在1978年公映的电影《没有麻醉》(Without Anesthesia)中,波兰的国宝级导演安杰伊•瓦依达以卡普钦斯基为原型创作了男主角,那是一个几乎被荒诞生活打败的名记者。此外,瓦依达导演还还有把《皇帝》改编成电影的念头。不幸的是,由沃辛斯基(Marcel Łoziński)于1979年写就的剧本遭到了审查官的否决,从此再无下文。有意思的是,虽然改编剧本遭禁,但是卡普钦斯基的原著却照出不误。

1983年,《皇帝》被译为英文,为卡普钦斯基打开了一扇新的窗。他的作品被翻译为将近30种语言,《皇帝》是英语世界的第一本,这给他带来了众多新的忠实读者。就外文版的语种来说,能够超过卡普钦斯基的波兰作家,也许只有获得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辛波丝卡(Wisława Szymborska)。广泛的翻译,也使他避免因铁幕而被遗忘的命运。随着声名日隆,他开始为《纽约客》、《纽约时报》和英国的文学期刊《格兰塔》(Granta)撰稿。

获得世界性声誉的同时,作品的真实性也遭到了许多质疑。譬如《皇帝》,内容似乎太过精巧,那些正在讲述的字母缩写仿佛就是卡普钦斯基的化身。

旅途中的卡普钦斯基,经常游离于记者和作家两个身份之间。他习惯于随身携带两个笔记本,一个为自己供职的波兰通讯社撰写新闻稿,另一个笔记本则用来记录游思。他曾写过一个浓雾笼罩的小城,居民穿过后,会在雾气上留下人形的通道。这种环境,无论如何都该是童话了。融合了魔幻与真实的报道,为他赢得了许多重量级粉丝。以“魔幻现实主义”闻名的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就形容他为“真正的新闻报道大师”。无畏的拉什迪则称赞他的作品是“新闻报道与艺术创作令人惊叹的融合”。不过,鉴于他的记者身份更加广为人知,许多辩护者认为,如果他能在作品中指明真实与虚构的界线,效果可能更好。

从另一方面看,偏离传统的新闻准则,卡普钦斯基可能在寻求跨越时空、超越事件的真实。在他那里,寓言的多义性使皇帝的故事具有了普遍的含义,那个皇帝究竟是海尔•塞拉西还是卡扎菲已经不重要,关键在于他们的异化借助文字呈现在读者面前,使读者得以循此反思自己身处的环境。

卡普钦斯基的旅程

对第三世界的兴趣和对不公正的警惕,跟卡普钦斯基的成长环境不无关系。他于1932年3月4日出生在当时属于波兰第二共和国的平斯克,父母都是教师。在平斯克,犹太人、波兰人、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及亚美尼亚人混居一城。文化多元,但为贫穷所困扰,家乡仿佛是整个第三世界的缩影。“他们是没有国家的人,因而也没有国族认同。……我时常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重新发现我的家乡,重新发现平斯克。”卡普钦斯基如是说。

在他7岁时,苏联占领了平斯克。少年的印象里,学校突然开始苏联式的教育,周围时常出没身着天蓝色制服的苏联秘密警察,教堂被毁掉,邻居、同学和老师开始失踪,他自己也被苏联士兵殴打。失踪的人,大多被驱逐出境,按当地人的说法,是“事出意外”。再后来,他的父亲也失踪了,所幸逃脱了死亡。童年充满恐惧,“隔天晚上,窗门上传来一阵捶打声,敲得那样的密集,那样的侵犯,那样的粗暴,好像天花板随时都会掉下来,几个红军和文职人员冲了进来,紧张快速,横冲直撞,好像后头有凶猛的狼群追着不放似的,步枪立刻指向我们,让人怕得要命……”苏联人带来的恐惧,俘虏了他的童年。许多个晚上,一家人都要和衣而卧,以防不期而至的驱逐。

1941年,纳粹德国赶走了苏联人,成了这里的新主人。他们屠杀了城中的大部分犹太人,而犹太人又占小城人口的绝大多数。1945年,二战结束,作为“解放者”的苏联人回来了,波兰沦为苏联的卫星国。

卡普钦斯基本来有成为“五道杠”少年的潜质。虽然热心于写诗,并因此成为官媒的通讯员和实习记者,但是他仍旧一丝不苟地信仰着共产主义,积极地“向党组织靠拢”。1981年,因为曾深入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采访报道,他被归入异见阵营,并因此被雅鲁泽尔斯基政府取消记者资格。在这以前,他都算是体制的同路人。

在与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的对话中,卡普钦斯基自称对共产主义的态度很早就发生了变化,而“决定性的时刻在1956年到来了”。1956年是个多事之秋,东欧发生了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起义,而赫鲁晓夫则在苏共二十大发表了揭露斯大林暴行的秘密报告。但是,其中究竟哪一件事才是“决定性的”,卡普钦斯基却始终没有明示

不过,有据可循的是,他在这一年获得了出国采访的机会,使他“到国境那边去看看,然后立刻返回”的愿望得到了满足。这次旅程,使他与希罗多德结缘。通知他这个消息时,供职的《青年旗帜报》的主编伊莱娜•塔尔沃夫斯卡送给他一本《历史》,“厚厚的黄色缎面的精装硬皮书”。

卡普钦斯基毫不讳言,“我很有意识地去学习(《历史》的)报道技艺,而希罗多德犹如我的良师。”在他看来,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罗多德是“一个造诣极高、无与伦比的记者,他出门远行、留心观察、与人聊天、聆听别人讲述故事。之后,他会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认真记录下来,换句话说,就是认真记在脑子里。”这位良师那里,最富有教益的是面对异文化时的态度,“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长大,他们的世界观是由多种不同元素组成的,他们被边缘化,与人有距离感、有差异,但同时又兼有多样性”。类似的多元文化背景,使卡普钦斯基与希罗多德一样,能够意识到文化中心主义的危险;也使他们着力于扩张自身“世界”的边界,乐于分享他人的喜乐。

1962年起,卡普钦斯基成为波兰通讯社的驻外记者。他首先在非洲常驻五年,在较短的苏联之行后,又在拉丁美洲工作五年。相当长的时期内,他一个人负责报道幅员辽阔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在他眼中,“二十世纪不只是集权主义和世界大战的世纪,也是史上殖民地自治化的伟大时代:一百多个新国家出现在世界地图上,至少在形式上,整块大陆获得了独立,第三世界诞生,人口统计学上的数字激增,发展贫乏的国家人口以多于富裕国家三倍的速率增加,造成了许多问题,成为二十一世纪的烦恼。”他的努力,有助于呈现一个完整的世界图景。这段记者生涯,大致可以概括为,“亲历二十七场革命和政变,四次被判死刑,四十余次被拘关押”,此外还有几次危险的疾病。

相对于更令人神往的超级大国,他真诚地热爱第三世界的“多彩大陆”,因为那里存放着他柔软的乡愁。一如读者的印象,这些经历成就了一个真正的记者,也使他成为历史的见证者。

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2007年,卡普钦斯基去世,《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是他的最后一本书。在书中,他意味深长地说道,“《历史》这部巨著其实就是一部小说,这里充满了各种故事,有虚构,有作家的观察,也有作家记载下来的各种传说。”希罗多德兼有“历史之父”与“谎言之父”的名声,对这位前辈做如是评论,实在像他的夫子自道。

因为人道主义精神及文学贡献,他受到了各方的怀念。但是,坊间很快又出现了出现了他曾经与波兰情报机构合作的传闻。最重要的两个消息源,是波兰版《新闻周刊》的报道和“小友”阿图尔•多莫斯瓦夫斯基撰写的传记《非虚构的卡普钦斯基》。在清算历史的背景下,相对于职业素质问题,这个指控具有更多的道德指向。据解冻档案显示,若干年里,在游历与报道之余,卡普钦斯基确实为情报机构撰写过关于外国政情与民情的报告。以较为谨慎的眼光看,这些只针对海外的报告,可能并不会造成什么实质伤害。在一份档案中,一个“上线”就抱怨说,卡普钦斯基从没有带来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对此,卡普钦斯基的遗孀阿丽茨娅对路透社记者说,自己的丈夫并不是间谍。与政府签订合作协议,是当时环境下换取出国机会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在类似的制度下,米兰•昆德拉也曾经受到告密者的指控。赫塔•穆勒女士在《国王鞠躬,国王杀人》中记载了拒绝与秘密警察合作带来的各种麻烦,好在她坚持了下来,并能够离开。和她一样,米沃什先生选择了不合作,但是他是非常果断地选择了出走。克里斯塔•沃尔夫女士则令人费解地怀念着自己的民主德国,并对与“斯塔西”合作的指控闪烁其词。最后,别忘了,还有亚当•米奇尼克,他从头到尾都保持着独立的人格。

这些“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是东欧知识分子的悲剧,也是东欧民众的集体悲剧。相对于非洲独裁者的直接,东欧极权主义政权在意识形态和控制手段两方面都更为成熟,但对个体尊严的践踏没什么两样。无论在非洲、欧洲还是其他地方,唯一的亮色,在于人性。在结构化的社会制度之下,他们仍然保卫着残缺的选择权利。

面对匆匆逃离殖民地的宗主国民众,那些“普通殖民者”,卡普钦斯基在《帝国》中写道,

完全是殖民者意识里的地狱来了,那是内心的地狱,是心底不洁的思想被唤醒,浮出了表面……尽管他们曾经帮忙创造出这样一个具体的名为殖民的状况,其本质是种不对称的原则,是被殖民的人为殖民者的附属关系,但其实他们本身也是这种状况的受害者。

现在看来,写下这段话时,他应该是百感交集。
载于《中国改革》杂志2011年第10期,《皇帝》作者: 雷沙德·卡普钦斯基,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副标题: 独裁政权的倾覆,原作名: Cesarz(The Emperor:Downfall of an Autocr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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