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评《警惕外宾!中国遭遇西方》

译者:狮虎山小喵喵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3-08-13,星期二 | 阅读:1,739
原文:Drop by Drop
原作者:John K. Fairbank

夏伟著《警惕外宾!中国遭遇西方》,帕特农图书公司,178页,$8.95

夏伟(Orville Schell)[i]这份巧妙的报告抓住了中国人对美式事物、美国方法的一种渴盼,相信很多美国人将来会感受得到。它的确反映出中国人生活的一个方面,却亟需被全面地看待,以免将其误当作未来的一股潮流。

中国变化的速度(之快)尤为考验观察者的灵气与历史记忆力。例如近来邓小平所秉持的实用主义不再令人联想到毛,而会追溯到杜威为期两年的中国行——从1919年一直持续到1921年的讲学和之后五四运动中胡適一派所提倡的改良主义路径(“一点一滴”)。作为杜威的学生,胡適是老师的随行翻译,强烈抵制意识形态上的“主义”和暴力手段。五四运动时期,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陈独秀一派直到1921年6月,即杜威返程的那段时间,才成功地创建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四十年代,暴力革命似乎理应充任开辟新秩序的急先锋,然而,六十年代末,当毛再次以暴力革命的形式发起文化大革命时,一切却太过激了。现在,一系列抵制暴力革命的行动热情地支持渐进的务实性改革,使得中国同美国立场更为一致。钳制着美国的关涉现代增长的问题,同样也是遏制中国的威胁。我们互派代表团举行磋商。磋商之所以可能是由于,只要美中互有牵涉,那么眼下,美中两国就都不会为持续伴随现代化进程的、意识形态正义的狂热冲昏头脑。

15年前的1966年,美国人正纵情于最后一场意识形态狂欢,甚至“嗨”到遥远的越南,于此同时,中国人的狂欢则藉由国内的文化大革命,以更经济的方式进行着。十年里,这两种狂热一齐爆发出赤焰(还如此切近地对我们两国造成伤害)——1965年-1973年,美军远征越南;1966年-1976年毛在中国掀起革命运动。它们之间有联系吗?毫无疑问。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双方爱国领袖的智识局限。中苏关系于1960年公开恶化乃至破裂,可时至五年后,美国领导人仍坚信,苏联人连同中国人是一部精神失常的、顽固不化的机器。直到二战,美国人才听说世界上有“越南”这个国家,所以领导人不了解越南旧时反抗中国控制的历史尚属情有可原,然而,继日本、俄罗斯、甚至韩国依托外债实现现代化后,中国领导人仍自豪地认为中国能够以一种排外、反智的孤立姿态,通过反复重申毛的思想,一边迅速重建工业一边改变阶级结构,来解决自身遭遇的现代化问题,同样,他们对实际状况的把控能力理应受到检视。毛是在延安山腰的窑洞里就当时现实形势做出了重大判断。

由于双方领导人为意识形态所囿,类似智识的局限还有更恶劣的影响。20世纪五十年代,通过自认对外国“共产主义”或外国“帝国主义”威胁的恐惧,美中两国各自实现了国内大团结。作为同种性质的恶,它们彼此视对方为渗透性危害,必在某种正义新生之时遭逢:美国大兵轰炸越南村庄时,中国红卫兵批斗知识分子时,两种恶互相制裁。所幸,务实的常识和双方在朝鲜半岛亲历的战争灾难令两国保持了克制,才不致引发美中在越南北部的陆战。20世纪六十年末,毛与LBJ(林登·贝恩斯·约翰逊)致力于各自的“征讨”并遭受挫败后,美中经历上的相似愈加明显。无疑,1975年、1976年,尼克松总统和“四人帮”的倒台都含有某种弦外之音。无论如何,时处1981年的今天,我们双方似乎都不再那么狂热,却更加困惑,惟愿摆脱那种能导致国家战争的高远而富有煽动性的正义感,踏上归途。

夏伟的报告围绕中国的转型,从毛的革命豪情误入歧途,为“四人帮”所利用,到邓以“四个现代化”为内容的实用主义逐步展开。身为美国学生激进派小团体的一员,1975年,夏伟获准去到位于京西山西省满是黄土的村子大寨大队——集体农业的国家级样板,参与田间劳作。自1976年毛逝世后,夏伟曾先后三次重返北京和山西,其间遇到一些忿忿不平的中国人,谈论得更多也更坦率。他们的说法令夏伟不禁深思,“毛的革命怎么了?”

不同于一份出自总领事之手、权衡各方因素的报告,夏伟基于亲身体验叙述了一系列印象:大寨村,突然被一台宝丽来相机引向消费主义的农村娃;北京一家酒馆里的迪斯科生活以及最易行的消费主义——卖淫活动;上海街头,驾驶着摩托自行车的所谓的美国化青年;某位官员的娇媚女儿,她进入大学前曾在蒙古务农六年,工厂务工四年;上海的一位老先生,他一度在外企工作并因此入过狱;大连新兴的自由贸易市场。问题是这些徘徊在城市边缘的中国人多大程度上感染着他们的国人——他们所主张的消费主义渴望可能会导致爆炸性挫伤。

这些来自中国的观察小品中间,夏伟还夹叙了他作为记者对邓小平前往华盛顿、亚特兰大、休斯敦、洛杉矶进行访问的感想,在这些地方,为向中国的新电视网络转播所需,美国媒体极力炫耀物质的噱头和粗俗的消费主义。夏伟刻画出一个现代化的美国,如此自由乃至缺乏自律,将它文化上的混乱展示给一个自豪却妒忌现代化的中国,在任何情况下,中国都负担不起这种混乱,只能从中拣选一部分。

夏尔的描述充满象征意味。在佐治亚州Hapville,邓轻拍着刚从福特装配线上完成安装的全新黄色LTD,示意他正在看电视的同胞,这意味着“就西方奢侈品的向往再次得到准许,抬高技术官僚地位之举再次被证为恰当。”在德克萨斯州西蒙顿的牛仔表演盛会上,夏尔见证了一次突破:身为名人,邓和他的随行人员被讨要东西的美国人团团围住。然而,牛仔表演盛会上的德克萨斯州人 “并非试图迎合他人”,展现的就是他们未经雕琢的“正常的、好客的自我”。这有利于互相接纳,但也包含明显的一点,即两国面临着诸多或许能互帮互助的共同问题。 在中国,接纳同美国愈加广泛的接触却是业已失落的梦。生活方式上的强烈差异清楚地表明中美走到一起需要慢慢来。夏伟和他的任何一个中国朋友都无法看到中国的美国化何以不受管束地进行,即便他的朋友们更愿意从中国逃往美国。私家车无法成为10亿中国人的生活必需工具,而且,他们也无法接受我们所珍视的一些观点,比如不足5个月的婴儿已经是一个人,或者与其他商品一样,手枪是可以在市场中买卖的。美式的挥霍超出了中国人的物质生产能力。同时,我们所践行的现代化法治与诉讼之地位尚无法优于中国的传统道德。

邓及其继任者必须设法保持后革命时期的进步,其水平已降至受控反应的层次。比如,社会学研究是科学现代化的一部分,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社会学家能在中国农村自由展开活动。关于美国的一切都有副作用,它也许会提升个别中国人的期望值或挫折感。由于中国的10亿人口构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人才库,太多来自美国的刺激能触发某种强压甚至可能引起突然间的爆发。我们会过于轻率地变得好斗。我们必须等待中国篮球管理部门选拔八尺高的控球手充实队伍,而不是让哈勒姆环球队到中国招募球员。

我们不要忘记:直到最近,中国一直是其区域内最主要、滋养最多人的文明。因此,居处现今国际化的世界,要中国接受发展中的稚嫩社会所需承当的任务,需要过程。作为由移民和开发者组成的社会,美国大概会继续尝试拓展与中关系。然而中国的领导还在不断地试探,像毛从前一样,与外界保持一定距离。施加于领导人们的这种理念,来自于10亿人自豪与贫穷的纠结,他们具有强烈的认同感和急迫的物质需求。

夏伟还察觉到书中“边缘人”对毛1957年之后思想的远离,这种远离似乎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也很普遍,从许多的文革受害者开始——这一歇斯底里的运动中,后起的革命者设法打倒早期的革命者。这样,毛的领导才能炮袭党总部,摧毁了选举他为领导人的党本身。但是,这也为邓领导的新班子创造了一个关涉合法性的重大困境。当斯大林作为专横统治者的形象被披露,苏联还能尊列宁为开国元勋。但是,对中国革命来说,毛既是开国元勋,据现在所披露的,也是一个专横的人。文革期间,事物、人和价值被毁灭的恐怖故事一天一天地逐渐增多。如今,邓的政权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避免把毛的全部遗产同“四人帮”一起否决掉。

这是他们断不会做的,也是毫不合理的。然而,限制中国现代进程中美国化因素的需求是必要的,不单单出于简单的成本原因,也有微妙的仇外传统作祟,正像夏伟在标题中表达的——“警惕外宾!”简言之,实用主义有其局限,并非赶美的全面路径。


[i]夏伟,亚洲协会中美关系中心主任,生于纽约,早年学习远东历史,以优等成绩毕业于哈佛大学,20世纪六十年代曾到国立台湾大学做交换生,后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取得中国史(准)博士学位。 (参考夏伟个人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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