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情的社会

译者:杨妍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3-07-9,星期二 | 阅读:1,383
原文:The Heartless Society
原作者:Kenneth Galbraith

经济学家认为,随着美国变得富裕,我们将愈发无视或合理化穷人的困境。这可能会对选举产生深远的影响。

时代给我们深深强加了一些信念,其中之一便是,贫困是我们社会生活所不能接受的现象。当然,贫困依然存在;根据统计学的定义,它并没有逐渐减少。根据人口普查局,在1980年,生活在贫困中的美国人口数——即四口之家年收入少于 8414 美元的——有2930万,或者是人口的百分之13。在1983年,有3530万,或者是人口的百分之15,低于10178美元年收入的贫困线(贫困线的标准随物价上涨而提高了)。我们不得不接受,在美国这样富裕的国家,这种事是不应发生的。我们有一个虽未说明但相当广泛的假设,认为某天贫困会不知何故地减少并消失——认为这一过程有某种政治上的必然性。人们感到,这一系统最终是良性的——对所有人都是。而穷人是一股社会和政治的力量。人们希望,寻求结束贫困的同情心,也有这么一股力量。这些势力将共同维持福利国家缓和与改善的作用。

可能会有这样的忧虑,这一缓和的过程可能操之过急,给实行它的经济体带来了过度的负担,过分抑制了受其庇护者的积极性,因而是自我挫败的。但这里的争论只围绕减少或消除贫困如何设计进行。贫困应该消失这一点从未受到过怀疑。在今年秋季的选举中,没有人会声称,在我们共和国中穷人会一直伴随存在,不论他或她在其他方面如何真诚地信奉威廉•麦金利、卡尔文•柯立芝或议员杰西•赫尔姆斯的经济学思想,都不会这么说。

我可能要补充一下,贫困的消失长期以来也一直是我的信念。这一信念可以往回追溯四分之一个世纪还要多,直到1958年,那时候,我在一本书中讨论了这一话题,书的标题多次改动,由最初“贫穷的原因”最终变为“富裕的社会”。本月,这本书的新版本预计上市,因此有人邀请我谈论当时的那些希望。奈何,我现在远非当时那么乐观。有人告诉我,温斯顿•邱吉尔曾说,自己常常不得不自食其言,并发现这是种健康的饮食。我倒宁愿放弃这样的大餐。

今年,当我回顾先前对于一个富裕时代的希望(和警告)时,我并未在所有问题上同样忧虑。作为一个例子,我曾在遥远的过去请求对环境给予更大关注——关注空气和水的污染、高速公路上的广告艺术和消失中的乡村。在这件事上,进步已超出了我当时的期望,尽管并不均衡。酸雨不仅在公正和不公正的人身上同样会落下,在富裕者和贫穷者身上也不会有区别,并且,都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但当时我还认为,通货膨胀会是富裕社会中的流行病,用简单货币手段解决它的诱惑,某天将会无法抗拒,伴随着痛苦的衰退后果。这在20世纪80年代倒是真实发生了。

可这确实更为有益,恐怕对人的性格更有好处,因为人总要自己解决自己的失败吧。显而易见,我并未预见到,在富裕的情况下,我们对那些不走运的人的困境,会作何反应。我应该已经意识到,在拥有一般的福祉之后,我们会以即使并非恰巧最令人钦佩但也是最古老的财务安全传统进行应对;也就是说,对人们来讲,一旦他们自己相当舒适,就会寻找貌似可信——或更经常是极其难以置信的理由,来免除他们关心穷人的义务。并且,如果穷人像富裕盛行时那样,成为政治上的少数派,那么他们对于留心、关怀和救援的呼唤将会悲伤地无人听见。

对穷人困境的理解,应从过去几个世纪里,走运者如何将贫困者从其思想和良心上抹去开始。人类的心智很少在什么问题上如此足智多谋。这种行为可以在圣经中找到某种程度的支持。穷人,在其短暂而不幸的人生之后,和富人不同,有着不费力便可进入天堂的通道。那里不存在为人所知的贫穷。如果良善而虔诚,他们只需拥有耐心便可。

更普遍地讲,过去几个世纪里,那些据说受到财富青睐的人,被认为是自身优越的智慧、勤奋、远见、活力、道德水准或富裕祖先的自然受益者,而祖先的富裕意味着优越的遗传特性和遗传质量。贫穷者是其自身一直懒惰、低效或能力低下的自然受害者。或者贫乏、动荡或随意作为生活方式,正是他们偏爱的——他们在桥下呼呼大睡时更开心一些,因为富人穷人不是都有权力这么做么,或者在街道栅栏上,里根总统不久前还说过有些人喜欢如此。

上个世纪——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代——在将穷人保持在公众良心之外的设计上尤其成果丰富,其中一些理由被证明是经久不衰。亚当•斯密竞争性的、自私自利、自我激励的系统某种意义上讲是最理想的。它并不完美;它只是不完美的世界里最好的那个。

他的思想仍能获得共鸣。跟随且较大意义上改善了史密斯想法的大卫•李嘉图和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强调了普通男女投身于不受控制的生育当中,这会吞没任何福利上的改进,将所有人降格到行尸走肉的存活状态。马尔萨斯确实提议,应在结婚典礼上,向那些麻木生子的大众警告这一趋势,并让他们起誓克制。它并未将其自身建立为一种有效的生育控制方式。

社会达尔文主义者——19世纪最后几十年在美国都极富影响力的赫伯特•斯宾塞和威廉•葛拉罕•萨姆纳——以更高层次的复杂性叮嘱了这一异常便利的论点:贫穷是消除不合格者的社会治疗剂。如果非常精炼地说,这一论点认为,慈善由于减缓了这一过程而应被避免,尽管有争辩性的观点认为,这一禁令不公正地限制了给予者的自由。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非常激烈。社会达尔文主义挥之不去的本能今日仍存在于这样的感觉中:将礼物赠给不配领受的穷人,甚至赠给资不抵债的亲属,某种程度上讲,不利于他们的性格。社会达尔文主义还和原教旨主义神学的一个分支有充分的关联,这一神学分支认为,财产表达了上帝认可的相配。相关文献可以从宗教散播者和道德多数派的发言人那里获得。

在不久之前的民主社会,站在这些将贫穷和不幸合理化的对立面上一直是必要的,因为在普选制之下,要吸引穷人和那些因经验或观察而担心自己也可能沦落穷困的人的选票。只要穷人仍然人数众多,沦落穷困的恐惧仍然紧迫,这种吸引就不会没有效果。由于这个原因,也同样由于富人中发音清晰的一部分人慈悲而感性的审慎,出现了现代的福利国家,它保证最低收入和提供给所有人的基本公共服务,它还带有社会保险和社会保障结构。与之相结合的是对经济进行整体管理的许诺,这一许诺确保经济效益达到合理充分的水平,保证合理的充分就业,保证农产品收入和价格合理稳定,并保证对工业产品有全面而不断增长的需求。这一政治趋势,在英国和大卫•劳合•乔治、费边主义者、工党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相关;在美国和富兰克林•D•罗斯福、新政以及仍然是凯恩斯相关,而在其他有相似影响的工业国家——广泛地讲,和社会民主派及社会左派相关。在美国,以及程度较轻地在其他地方,一个特别的催化因素是大萧条。它给迄今为止处于更舒适位置的工人、农民和城市中产阶级带来了恐惧、不安和现实的贫困。与其完全一致的是,对罗斯福之后的一代人来说,福利国家的自由捍卫者据说仍要和赫伯特•胡佛及大萧条——这些确保其政治成功的敌人斗争。若要说,这一做法如此成功,以至于在所有涉及或相关的人心中,这都是永久的革命,这恐怕也并不令人惊讶;人们假设,它将会确保其前辈的权力或近似权力,直到永远。

实际上,考虑到不断增加的富裕程度,这是一个在重要的方面需要自己偿清债务的政治运动——正如越来越多的参与者,包括当前的作者,可能会看到的那样。由于福利的传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自己的经济地位拥有舒适的满意度。一旦受到这样的祝福,他们就能如过去任何时候一样,找到一个合适的有说服力的理由,将自己和良心与现在相对少很多的穷人仍然持续的贫困分离。将这些合理化的能力,过去曾如此完美地服务于冷漠、拒绝介入或对贫困其他形式的否认,现在仍然完全可用。经济上安全的那些人,一直是最有可能在选举中投票的人,一直是现在,尤其在美国,最能够为高成本的现代政治运动出力的人。如此富于先天优势的他们,面对那些代表没有安全感的人和穷人进行革命,并将继续代表仍存在的变小的贫困阶层继续努力的人,有着投票取消他们权力的良好位置。

新兴的富裕阶层——有中产收入的蓝领工人、新的大大提升的专业人士阶层、现代的收入相对可观的白领官僚,那些受到保护,免于失业、年老和疾病考验的人——将出于感激而拥有不同于老一辈富人的政治态度,这是美国自由派未阐明的假设,正如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一样。并且,推测起来,他们更加幸运的后代也会如此。自由主义者们错了。根据历史,极有可能是,那些领导设计现代安全和富足的人,设计了他们自己的政治衰落。

对美国的里根革命,有广泛多样的解释,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以及德国和其他地方不那么清楚的运动也是如此。个性总是反复被提及,这已经成为现今深受电视影响的脆弱心灵特别的偏爱。在美国,人们在卡特总统外交政策上的不幸,尤其是伊朗人质危机上,做了很多文章。确实毫无疑问,卡特先生太过容易受他的经济学家们影响了,这些经济学家劝说他采取了刚性的货币政策,成功地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大量的失业与1980年选举日期结合了起来。像我在别处观察到的那样,经济学家们有时候做事情实在很精确。但更深入持久的解释是,在现代工业经济中,富裕无忧的人已成为大多数——或更准确地说,成为投票的人当中的大多数。他们的政治倾向正是过去富人的政治倾向。它反映了无视或合理化富人和穷人不同的命运这一古老能力。任何反思过去经历的人都不会感到惊讶。

于1981年就任的里根总统削减或降低了主要在穷人身上生效的社会服务。国会预算局最近报道,从1983年到1985年,年收入少于2万美元的家庭必定有200亿美元的收入损失,而那些年收入8万美元或更多的,则会从预算和减税中受益350亿美元。在1983年,年收入少于1万美元的家庭收入损失270美元;而年收入8万美元或更多的则收入增长7070美元。对此的辩护——富人不工作、不投资是因为没有钱去做,而穷人不工作是因为他们已通过政府福利获得了太多钱——本质上并无说服力。其他方式的辩护,包括使富人收益就是间接在帮助穷人的论点,也同样缺乏说服力。这种涓滴效应说——或称马和麻雀的隐喻,认为如果给马喂足了燕麦,有些马就会为麻雀而穿过马路——它被提及时总是带着轻微的嘲讽。

同样,大多数脑子好使的美国人,在听到提及需要“更大刺激”时,现在都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某个人、某个团体或企业在某处正寻求更多的税后收入。他们也未必一定会同意另一个主要论据,说站在穷人立场的政府干预本质上实际是无效的。政府的无能,如果要拿来反对国防拨款、农场项目基金或资助伊利诺亚州大陆国民银行和信托公司时,为何就不是同样的情况呢。但是,正如我们所见,在贫困面前,对富人之富裕的辩护并不需要令人信服。只要不曾公开承认,立法是为了富人或以其他途径富于影响力的人,便已足够了。

我们知道,里根总统是随着美国投票人口中,过得更舒适的那部分人的热心支持就任的,而在一个民主国家,为自己的支持者做事是很正常的。因此,他要回报那些为他投票并慷慨提供竞选所需大量资金的人,这是合理的,甚至是可预料到的。没有什么回报会比对高收入那一群人影响最大的减税,以及与其匹配的,对底层支出的节省更为合适了。只不过,富裕社会的体面不允许人们把它说出来。当1981年秋季,封面故事报道说,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大卫•A•斯托克曼承认,供应方经济学是为返还更多收入给富人时,几乎所有人都大吃一惊。这是事实,但也是对政治礼仪的重大违背。

我可能会注意到,托马斯•伯恩•艾德索的新书《不平等的新政》,得出并令人信服地记录了这里提供的结论。他用我本来会很乐意写下的那些话总结道:“在过去十年里”——换我就会说是几十年里——“政治进程的变化强化了富人的权力,并侵蚀了穷人、工人阶级和底层中产阶级的权力。这一转变又转而导致非常有利于富人,不利于穷人,并给大多数工人和中产阶级带来税收负担增加的经济政策被采纳。”

国内外穷人的政治经济地位随着富裕程度增加而恶化,这不是个有吸引力的结论。也许,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倾向,能够产生一些希望。在工业化国家,仍然有些人,其同情心和因此带来的政治担当,胜过了对其个人好运的操心。无论如何,我渴望看到这个问题得到更诚实的讨论。

在美国未来的几年里,穷因人的政治地位可能会因参与选举增多而得到一些改善。过去,穷人,并且明显人数较少的穷人,没有参与选举。黑人,过去被剥夺了投票权,现在又没有使用这个权力。如果穷人如富人一样去参与大选,那么政治效应会是明显,甚至惊人的,有迹象表明,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在城市中进行的国家政治里,黑人领袖正前所未有地引发其穷人和黑人选区的政治运动。芝加哥、费城、洛杉矶、底特律——这些大城市的黑人市长现已司空见惯。在杰西•杰克逊那里,我们头一次看到一位获得总统提名的显要黑人候选人。如果这一发展继续下去,由此吸引黑人和其他少数群体投票,就会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恢复对穷人经济地位的关注。

有更大的可能,甚至是非常大的可能,由富人进行,为富人服务的现代经济整体管理可能失败——它可能通过现代的不同方式,重复柯立芝和胡佛政府的灾难。这种管理包含着一个基本矛盾,一方面是对自由企业、对货币繁荣的假象以及对为富人量身打造的税收政策的保守承诺,而另一方面则是严苛的事实,在当代经济中,通货膨胀、经济萧条和不景气现象只能通过国家进行广泛社会化地介入来避免或减少。

具体来说,因为失业、设备产能闲置,以及衰退与萧条中其他痛苦的显示,我们会实施收入政策,因而避免通货膨胀,这便是货币政策的运作方式。或者,调节需求(和限制财政赤字)可以通过税收来进行,抑制工资-价格螺旋可通过政府的直接干预和协调进行,这是收入政策更良性的形式。无论保守派会如何遗憾或否认,这些都是唯一的选择。经济政策,一直都是在令人不快和损失惨重之间进行选择。

在过去这些年里,富裕的管理层作出的选择,是货币主义和经济衰退。对他们来说,其他的路线在意识形态上是难以忍受的。同样,通过高利率操作的货币主义远不会不利于有钱可贷出者的福利。立场如此的那些人,通常比不掌控这些资源的人,或不愿贷出、被迫贷出的人更为富裕。经济学的一个错误信号,是假设货币政策在社会意义上中立。

随后,经济失败和衰退会再次将足够的人置于危险之中,因此由富裕产生的经济满足会受到威胁,政治态度和投票模式会发生改变,正如它们在大萧条时期那样。但所有这些,恐怕已经超过了未来学家猜测的范围,也就是需要告诫所有遇到经济和政治预测的人都适当提防的那些事情。毫无疑问的是,富裕令我们用于开明同情的资源不堪重负。我们最好认识到事情是这样的。

我并没有预言说随着富裕程度的提高,保守的政府会始终掌权。我正在一个大选年的夏天撰写这篇文章,而这样的预测包含了一个我沉思之后决定放弃的风险。还有很多其它事物决定着大选,包括刚刚提到过的选民参选率、利益分歧和女性选票、对海外冒险的普遍怀疑和对核战争更迫切的恐惧。我着重指出,富裕的一个影响是政治上持续的保守主义倾向,并且,那些认为过去这些年的挺富运动只是对某些社会关注规范的暂时背离,因而不予考虑的人,他们是大错特错。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是哈佛大学保罗·M·沃伯格经济学荣誉教授。这篇文章改编自他为自己1958年著作《富裕的社会》第四版而写的前言,该书将在本月由霍顿·米夫琳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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