闾丘露薇:公民抗命

来源:外滩画报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3-06-28,星期五 | 阅读:1,666

今天,我们来谈谈一种行为:公民抗命。

还是拿最近很火的“告密者”为例,有美国国会议员最近批评斯诺登,国会本身有专门举报渠道鼓励公民举报那些认为政府做得不对的事情,而国会会对这些指控进行调查,听证会就是一种最主要的方式。但斯诺登没有选择这样的方式,而是直接通过媒体公之于众,这让他成为一名违反法律的人,因此他需要为自己的作为负上法律责任。

斯诺登这样的行为,对任何政府来说,毫无疑问都是一种犯罪,但是对于公众来说,判断就不会这样的一致,斯诺登并不是为了钱财向任何机构、政府或者个人出卖机密。是的,他的确违反了现有政府的法律,但是如果他不选择违法的话,那公众就不可能知道原来政府在做这样的事情,而这样的事情,就算政府说合法,但却也存在着被滥用的可能,有可能存在侵犯公民权的情况。

从这个角度来说,斯诺登违反了法律,但是他是在用公民抗命的方式,于是,斯诺登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是一个英雄。

公民抗命,是通过和平非暴力的手段,故意触犯一些不合理的法例,从而引起公众的关注,最终通过公众的呼应,来推动社会制度和法例的改变。60 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中,黑人大学生礼貌地进入那些不对黑人提供服务的餐厅、酒吧,入座后礼貌地提出要求服务,得不到回应就不离开,坐在那里看书、做功课。

他们在那里忍受围观和嘲笑,甚至被殴打和拘捕,因为他们违反了种族隔离的法令。但这样的“违法”正是运动参与者们的目标,他们响应马丁·路德·金的号召,“把监狱填满”。

美国的民权运动,从马丁·路德·金到其他参与者,都付出了代价,换来的是公众的同情和支持,最终迫使国会通过了民权法案,使得种族隔离和歧视政策从合法变成了非法。

70 年代开始,香港的社会运动也很频繁,帮助“水上新娘”取得居留权就是其中一项。“水上新娘”指的是香港渔民娶的内地女子,她们婚后和丈夫一起在渔船上生活,由于只有流动渔民证,没有在香港的合法居留权,所以不能登岸。随着港英政府在80 年代初取消抵垒政策,这些人更是面临被遣返的命运。

1979 年 1 月,一批社工和渔民家庭决定到当时的港督府门口去游行。他们乘坐两辆大巴,结果半路被警察截停,警方表示,如果没有游行牌照,只允许两个人去港督府请愿,其他人马上解散。

但是众人并不理会,结果所有人都被带到了警察局。最后 67 个人当中有 11 人被检控,法官认为,无牌游行是犯法行为,判非法集结的罪名成立,刑期为 18 个月。

有意思的是,这 11 个被告当中有一个英国人,他是当时为渔民义务打官司的大律师,现在成了香港终审庭法官。

随着持续不断的请愿,加上一名英国神父采取绝食的方式,“水上新娘”问题引发媒体关注,也获得公众同情,大家觉得这些家庭的女主人无法和自己的丈夫孩子在一起生活,被迫分离是很不人道的事情。最终,当时的港英政府同意,分批给予这些“水上新娘”居留权。

一条法例在一些人眼中虽然是恶法,却也是法,公民抗命就是要付出受到法律制裁的成本,所以公民抗命的本质依然是尊重法治,而不是革命。斯诺登也是一样,他违反了美国现行的保护机密和法规,也违反了他和雇主之间的契约关系,但是他是为了维护他认为更重要的东西——美国宪法精神,正如他在给《华盛顿邮报》的邮件中所说的:“我的唯一目的就是告知公众,让他们知道政府正在用他们的名义做什么,政府在做什么违反他们利益的事情。”

当然,有些人会觉得,公民抗命就需要承担现有的法律后果,既然觉得自己做得对,那就结束流亡生涯,回到美国承担后果,这甚至也是斯诺登的父亲希望自己的儿子做的事情。作为斯诺登爆料行为的受益者,我觉得他要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了,他不仅仅抛给美国政府,而是抛给了全世界的政府,包括全世界身处这个网络时代的每个人很多问题:个人自由、公民隐私和国家安全如何平衡?至于斯诺登,如果他可以利用现有法律,寻找到一种免予牢狱生涯的方法,那不是更好吗?

 

闾丘露薇

出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后移居香港。

1997年加入凤凰卫视,当过记者、主持人,现任采访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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