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钩:流动的宋朝

作者:吴钩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3-06-16,星期日 | 阅读:1,628

古代社会与近代社会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古代社会是固态的,每个人都被束缚在固定的户籍地,限制在固然的社会等级中;而近代社会则是液态的,流动的。流动,既包括地理意义上的横向流动,即可以从一地自由迁徙到另一地;也包括阶层意义上的纵向流动,即固化的等级结构被打破,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上升的机会。这种丰富、广泛、持续的社会流动性,是从宋朝才开始涌现出来的。

(图注:《清明上河图》一角;图片由作者提供)

先来说“横向流动”。其实宋人自己已经发现了他们所处之世跟前代的巨大差异。宋神宗熙宁年间,曾说过一番话:“古者乡田同井,人皆安土重迁,流之远方,无所资给,徒隶困辱,以至终身。近世之民,轻去乡土,转徙四方,固不为患。”这里的“近世”,当然是指宋代。

所以宋代出现了大量的流动人口,许多地方都是“主户少而客户多,往来不定,口尤难记”,“士农工商”四民都加入流动的队伍。

士人四处游学,南宋时吕祖谦在严州主持州学,“士由远方负笈者日众”;农人也能够摆脱户籍与土地的束缚,“释其耒耜而游于四方,择其所乐而居之”;在东京开封,“桥、市、街、巷口皆有竹木匠人,谓之杂货工匠,以至杂作人夫……罗立会聚,候人请唤”,这些在城市讨生活的工匠,也来自五湖四海;商人的流动性更不待言,在杭州,“富室多是外郡寄寓之人,盖此郡凤凰山谓之客山,其山高木秀皆荫及寄寓者。其寄寓人,多为江商海贾,穹桅巨舶,安行于烟涛渺莽之中,四方百货,不趾而集,自此成家立业者众矣。”

频仍的人口流动,使得一位北宋官员发现:“今天下壮有力之民,侨寓杂处,散于四方,手不服耒耜之勤,心不知田亩之乐,为淫巧奇技、屠贩游博,其无理之甚者,啸聚不逞,杀人于货。”这位官员对此忧心忡忡,但当时的社会对于人口流动已见惯不怪,“邑里不告讦,门关不诃问,县官乡吏察治无术”。宋朝的法律也承认人民自由迁徙的权利,“居作一年,即听附籍”,即只要你能够在一个地方生活一年,便可以入籍当地户口。

还有一点值得指出来,宋史学者程民生先生说,“迁徙自由的另一层意思是,居民可以不被强制迁徙。秦、汉、唐、元、明、清都有大规模的官方组织的移民活动,宋代一次也没有,偶尔有动议,也都不了了之,不能不说是政府对居民迁徙自由的尊重。”

再来说“纵向流动”。纵向流动即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旅美学者刘子健先生认为:“从宋代开始,中国已经步入近代时期,阶级区分远不及唐代以前那样严格、硬性,阶级之间的流动性比较大,世族没落,平民式的家族抬头,都和近代社会相象或相近。”门阀政治的解体,科举制的全面展开,为平民的向上晋升提供了畅通的渠道。

宋朝的纵向流动的丰富性,并不仅仅表现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庄园经济瓦解、商品经济发达等一系列结构性的社会变革,使得所有的人,都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地位,贫者可致富,富者也可能一夜之间沦为贫民。如“常州无锡县村民陈承信,本以贩豕为业,后极富”;而“江浙巨室,有朝为陶朱(指代富商),暮为黔娄(指代贫民)者”。社会呈现出“贫富无定势”的上下流动之态。

佃客也可以凭自己的劳动成为田主。“乡村小民,其间多是无田之家,须就田主讨田耕作”,但佃户有机会积累财富,只要“丁口蕃多,衣食有余,能稍买田宅三五亩,出立户名,便欲脱离主户而去”。有一些佃户,“本皆下户,因佃李庄之利,今皆建大第高廪,更为豪民”。阶级之间只有财富的门槛,而无身份的永隔,“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

“士农工商”四民之间,也不再存在森严的壁垒,“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

这种社会阶层之间的急剧流动,宋人其实是看得清清楚楚的,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说:“先王之制,贵者始富,贱者不富也。贫富贵贱,离而为四,起于后世。”这里的“后世”,即指宋代。“贫富贵贱,离而为四”的意思,是说从宋代开始,此四者可以自由组合,贫者可以富,可以贵;贱者可以贵,可以富;富者可能贵,也可能贱;贵者可能富,也可能贫;贫富贵贱处于变动之中。用现代社会学的概念来说,社会阶层没有“板结化”。社会也因此才焕发出活力。

台湾学者黄宽重先生认为“宋代是个竞争性强、开放性高的社会”,乃公允之说。从社会流动性的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宋朝已在迈向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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