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本立和《世界经济导报》

作者:沈尧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3-06-14,星期五 | 阅读:1,364

俗话讲,事在人为。《导报》的事,当然也是由《导报》的人来干的。在钦本立的主持下,《导报》的风格除了体现在其版面上以外,也具体反映在整个报社的组成人员结构上。

创办初期的一批”老少伙计”

创办之初,《导报》均是以钦本立为首的老报人。他们在一九四九年以后饱受了政治运动的迫害,有的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投入监狱,有的成为”右派”被发配到边疆去劳动改造。但是种种磨难,仍然没能淡化由于早年的职业而对中国社会的基本了解,也没有改变他们讲真话的良知。而后,随着发展需要,《导报》在社会上招聘了朱杏清、何凌、韩耀根、陈乐波等一些自学成才的有志青年,后又接受了陈丹红、陆明丽、秦建勋、沈飞昊等一批比较优秀的大学毕业生。这批在反思十年”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在钦本立的精心培育下,其追求自由民主的天性,不时地在《导报》这个舞台上放出耀眼的光彩。可见,《导报》的组成人员中,一小部分是早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就开始新闻生涯的老报人,而大部分则是刚刚踏入社会的”初生牛犊”。

同中国的十年改革一样,钦本立带领着这一批”老少伙计”,凭着自己的感觉,努力探索着一条新路。

在一九八二年,《导报》同人在内部有一场关于自己报纸性质的讨论。按照新闻规律和老报人们所熟悉的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办报实践,《导报》完全是一张民办的”同人报纸”。钦本立根据同人的意见,结合他对中国国情的判断,提出《导报》是一张社会主义的有民间色彩的报纸,而后再根据实践的发展与形势的变化,朝着真正的民办报纸的方向不断”突破”。

非官方的民办报纸

“导报事件”发生之前几个月,钦本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导报》是怎样的一张报纸作了较全面的阐述:”我认为,《导报》是民办的。第一,《导报》不是由哪一级政府或党的部门创办的,而是由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和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这样的学术团体和机构创办的。第二,在经济上它自筹资金,独力核算,自负盈亏。第三,《导报》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总编负责制,理事会由一些知名学者组成,如钱俊瑞,宦乡,汪道涵等,还有一批高级顾问,如陈翰笙,薛暮桥,许涤新,于光远,马洪,徐雪寒,孙怀仁,褚葆一等。钦本立一直担任总编辑。有关办报方针等重大问题,均由理事会讨论决定。因此可以说,《导报》是一家非官方报纸”。

非官方的民办报纸,所遇到的困难自然要比官方报纸多得多。当时,最突出的困难是与报纸性命相关的信息渠道不能畅通,尤其是不能及时看到执政党和政府当局按照森严的等级制度所发的文件。有鉴于此,《导报》社长钱瑞委托当时上海市长、《导报》名誉理事长汪道涵帮助,给了《导报》一个名义上的正局级编制,与《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上海电视台并列为四报二台的正局级单位。但《导报》的主编钦本立却不是按组织规定由市委任命的,《导报》经济亦依然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导报》此举唯一得到的好处是从此可以及时地看到一些体现高层精神的文件和参加一些比较高级的社会活动。

“打擦边球”的办报思想

在一九八三年底,钦本立又组织《导报》同人对办报方针继续进行广泛和深入的讨论。当时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经济改革遇到了越来越多的非经济因素的干扰,为改革开放服务的《导报》除了对经济改革继续加以报道外,还必须根据实际需要不断扩大报道范围,如亟应增加教育、科技、文化、学术理论、政治法律等方面的报道;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中国现在是办经济报纸的黄金时期,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说,《导报》还大有施展的余地,同时对中国的前景应有一个冷静而清醒的认识,中共可以让你在经济上发表不同意见,绝不等于它也同意你可以在报纸上公开讨论不同的政治主张。

办报就是要对决策”起点作用”和探索中国新闻业走出极权专制困境的新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钦本立毅然选择了前一种意见并从一九八四年开始了版面改革,扩大了报道范围。同时,钦本立根据自己的办报经验,在实现他的办报方针上,明确地提出了”打擦边球”的思想。他说:”我们打的是’擦边球’,球虽然落在球台的边线以内,可是方好压边,差一点就出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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