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诺,自由的幽默一面

译者:Ueberzwerch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3-05-20,星期一 | 阅读:1,385
原文:QUINO, ON THE FUNNY SIDE OF FREEDOM
原作者:Lucía Iglesias Kuntz

“我不相信幽默可以改变什么,但兴许它能为改变推波助澜。”阿根廷漫画家霍金·萨尔瓦多·拉伐多(Joaquín Salvador Lavado),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季诺(Quino)如是说。

“我不相信幽默可以改变什么,但兴许它能为改变推波助澜。”

阿根廷漫画家霍金·萨尔瓦多·拉伐多(Joaquín Salvador Lavado),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季诺(Quino)如是说。

季诺被誉为“本世纪最伟大的拉美漫画家”,生于1932年的门多萨,他从未想过从事漫画家以外的职业,终生与画板为伴。因玛法达(Mafalda)系列(见下图),他赢得了国际声誉,从儿童的视角来看待成人的世界。系列的主人公是一个好奇的小女孩,她总爱问人犯囧的问题,也还担心世界和平。玛法达收录成十本精选集,已被翻译了超过二十多种语言,通过报纸与杂志在全世界出版。因每周迫于想到新奇的点子,1973年,季诺决定停画玛法达,花更多的时间放手绘制其他的讽刺漫画——一直以来这都是他的标志。一丝不苟地执笔于充满着丰富故事与情节的黑白世界,他的漫画关注权力关系、社会不平等以及环境恶化。总之,对待各种问题,他坦率地承认,“对他们来说一点也不好笑。”

怎样来定义你的幽默?

我不觉得我的漫画是那种可以让人笑掉大牙的一类。我倾向使用解剖刀,而不是痒痒挠儿来逗乐大家。我不会擅改我的幽默风格。我当然希望变得有趣,但当你变老时,你会觉得深刻要多过滑稽。

你的书在法国、希腊、意大利、中国和葡萄牙出版,好评如潮。这是否意味着幽默是不分国界的?

我是这么认为的。当地的内涵各不相同,尤其是政治幽默方面。一个笑话同样可以适用于弗朗哥(Francisco Franco[1])的西班牙,或者卡斯特罗(Fidel Castro[2])的古巴,以及拉美的军事政权。关于食物的笑话,在阿根廷,这一类东西我们称之为“肉”,到了日本,则被叫做“米”。我听说一位北美的演员迷上了某种类型的日式幽默,他决定学好日语,并将其引入美国。当日本笑话里提到樱桃馅饼时,他用匹萨来代替,好使得他的听众能明白笑点。幽默的效果是一样的。

你从未想过在英语世界里有所突破,难道你对这个特定市场不感兴趣?

首先,我从来没有想过市场这回事。能不能取得突破不在我的控制范围。几年前,我的一本没有文字的漫画书《季诺的世界》(The World of Quino)在美国出版。它受到了包括舒尔茨(Charles M. Schulz[3])在内的美国同行的一致好评。有人甚至说:“终于有人不会去画那些在餐桌旁看早报的夫妇了。”但这本书卖得不好。我认为和我的漫画比起来,英语读者更习惯看那些快餐似的漫画。我留意细节,所以读者总会好奇为什么我要把这样或那样的特征画入画中。如果我去编排一张报纸,当我把字写在上面,对读者来说,也许就成了某种代码。很多人都没有注意这些细节。至于玛法达,英国人认为她太“拉美”了。

你认为你的幽默是典型的阿根廷式的吗?

《玛法达》系列当然是。角色们的生活环境跟我一样,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附近。玛法达的说话方式也是典型的阿式的,这在西班牙语以及拉美其他国家的版本中都一样。而其他的对话部分,我则试图选择更为中性的用语。至于另外的作品,我不知道怎样来回答。我的父母,叔叔阿姨还有爷爷奶奶都是西班牙人。我的童年是在这样的移民环境中度过的:屠夫是西班牙人,卖给我们扁豆的老板也是,菜贩是意大利人,我父母及爷爷奶奶的朋友来自安达卢西亚(Andalucía,西班牙最南的历史地理区)。我跟阿根廷人第一次接触是上小学的时候。当我用浓重的安达卢西亚口音和同学们说话时,他们竟都听不懂。我觉得很难和他们打成一片。

有时你会为漫画配上说明,有时却没有。你认为文字对于幽默来说是必要的吗?

我更愿意不用文字。但有些想法缺少了文字会变得难以理解。在这方面,幽默之于电影是一样的。比如,卓别林,就不需要靠语言。雅克·塔蒂(JacquesTati[4])也是。至于伍迪·艾伦(WoodyAllen[5]),他不会选用视觉性的噱头,当他停止说话时,幽默便随之戛然而止。

你最喜欢的题材是什么样的?

我没发觉有过这样的题材,不过随着时间推移,一些题材在我脑海里一再闪现。在我的作品中常常能看到发生在弱者与强者,权力与百姓间的幽默段子。我从小生长在一个政治意识很强的家庭。西班牙内战与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为我的童年刻下了烙印。我对人生因此也有了一个政治性的视野,这是我所热衷用绘画来表现的一类。我认为权力关系无处不在,不管面对的是政府官员——总是那位最有权力的,或者是服务员、医生。这种依存关系深深吸引着我。其他还涉及到包括生与死,即把死亡视作强者,生存视为弱者的题材。我担心在年老时会失去自由——生活中连最基本的东西都得去依靠他人,这样的境况使我感到恐惧,因此我画了一个84岁的老家伙,当着他儿孙祝福的面,只想要到一杯美酒。

是否有一些禁忌的题材?

我刚开始的时候,画过一些囚犯的笑话。犯人和遭遇海难的人是幽默世界的一大主题。但是,当人们在阿根廷因政治问题遭到囚禁时,我立马停止了这类题材的创作,就算换作是今天,我也不能这么做。我认为用幽默来解决问题,就跟在监狱里施酷刑一样残忍,会事与愿违。虽然我也因此受到过指责,但我却无法投身于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6])运动。我不喜欢像地震或者自然灾害那样的天灾人祸。对于一个不为人知,有恐惧症的人来说,可以做的事还有很多,就像许多巴西漫画家一样。许多年前,一架乌拉圭的飞机载着一支橄榄球队在安第斯山脉坠毁,那些幸存的人只能依靠吃死去的队友为生。一家巴西的幽默杂志将整整一期留给了这此事件,虽然没有任何笑点,但他们设法使它搞笑,可怕的黑色幽默。就在不久前,我看到了一期法国的周刊,《鸭鸣报》(Le Canard Enchaîné[7]),我记得是,描绘了一档监狱里的施暴图,这类题材,我认为我没办法招架。

你最近的新书,《太多的善良》(Cuanta Bondad, 1999),费了大量的笔墨来取笑现代科技:传真机、电脑、手机。你真的不喜欢这些东西?

我讨厌手机,这种愚蠢的用法让我心烦。只是我能理解作为医生,电工或者水管工可能需要一部手机。前不久在阿斯图里亚斯(西班牙地名),一个人通过手机求救,而幸免于狼群的袭击。但我不能忍受在医院候诊室里,听人们用电话抱怨医生的姗姗来迟,或者听他们与对方闲谈,说要不要再顺便去一趟杂货店。我认为互联网在某些时候是非常有用的。比如在医学领域,一名小城镇的医生可以借助互联网很容易地向美国或者瑞士的相关专家寻求指导。另一方面,也会因谈网恋,完全沉溺其中而无法自拔。我认识一位老妇人,是个意大利的心理学家,她与西藏的僧侣就通过网络传情,尽管我相信对于邻居来说,她向来都很友好。太多的通讯手段只会把人们从周围人的身边孤立出来。

足球也在你的部分章节中出现。你喜欢足球吗?

我不清楚这是否称得上喜欢,但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是最吸引我的运动。因为这是唯一能将观众引入犯罪的运动。我见过发生于冰上曲棍球队间的暴力事件,有一名球员,就因胸骨被人击中而致死。而在足球场上,是公众本身参与暴力和杀戮。一位美国作家研究了发生在英国的球场暴力,得出结论,使得足球运动如此令人抓狂的根本在于,苦等九十分钟而只为进得一球的夙愿。在篮球比赛,甚至曲棍球比赛中,比分是不断变化的,而对足球来说,三四十分钟时间里可以没有一个进球。观众的这一失落的情绪应运而生,需要通过某种方式得以发泄。从这一角度来说,我对足球的兴趣要远甚于作为一项运动。只不过,我得承认,看某些球员踢球的确是悦目的。看约翰·克鲁伊夫(JohannCruyff[8])在球场上的表演就同看鲁道夫·纽瑞耶夫(RudolfNureyev[9])在舞台上跳舞一样。

上帝经常出现在你的漫画中。是什么原因呢?

我不相信上帝,但我经常读圣经,这是各种奇思妙想的源泉。如果万能的上帝不存在,他会是一个非常棒的题材。谁也不能无视他,每个人要么爱他,要么恨他。至于他经常出现在我的漫画中,是因为他是我们每人都能识别的符号。当你用铅笔创作时,你可以把脑海里的景象天马行空般地呈现在纸上。他也许不存在,但正如博尔赫斯所说,用一个词就足以使你想指代的事物觉醒。另外,宗教就像性或者毒品一样:在字里行间里释放反应,我很喜欢。

你最糟糕的的职业回忆是什么样的?

不用说,我最生气的是那些不打招呼就擅用我漫画的人。让我灵感一现的人则不在此列。我特别气愤他们把我的漫画用到右翼政治运动中。有一次,我收到一张从西班牙寄来的贴画,画上是玛法达的弟弟吉也,拿了一面亲佛朗哥的旗帜。这是一个严重的打击!我因出生在一个输掉了西班牙内战的家庭,有关那段时期的电影至今仍使我触目伤怀。还有一次,一位曾担任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警察局长,现任阿根廷的军事长官把我的画拿去政治参选。我怀疑这些人要不就是读过我的作品,但有所误解,要不就是完全明白,想歪曲它的本义。这些问题我还没想明白。我搜集了那些被用于委内瑞拉选举活动的玛法达海报,只是不想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请律师为自己辩护,因为如果我请了,事情会变得没完没了。

你一直是无所顾忌地作画吗?

这似乎很矛盾,在阿根廷军事政府的统治下——自出生以来我知道的四位民选总统,他们的说法毫无二致——不存在任何官方的审查局。相反在巴西,所有的漫画家必须先将作品递交给某机构,而后才可发表。在阿根廷,编辑会设法与你商议,征得修改。问题在于,在开始审查自己的作品时,你都不知道是哪里出的毛病。当我拿着满满一文件夹的漫画稿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时,我马上意识到,宗教和军事题材都不是审查的目标,涉及性方面的题材你需要处理得当,而同性恋方面则无需顾忌。因为我还年轻,迫切想得到出版,所以我倾全力对待那些通过批准的材料。就是在今天,有什么事发生,我仍觉得难以改掉自我审查的习惯。

你在军事独裁期间过着流浪生活,是被迫离开这个国家的吗?

局势很糟的时候我离开的。我有很多朋友失踪了,当我向杂志社递交用于发表的漫画时,我才发现刚遭到过狂轰滥炸,那栋大楼已被昨夜的枪林弹雨侵袭得千疮百孔。像我这种工作,无所谓在哪家宾馆桌前便可进行,待下来实在不太明智。1976至1979期间我住在意大利,之后我打算回去看看情况怎样了,这是我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第八个月,剩下的时间将回米兰,那是我在欧洲的家。我在西班牙和法国也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

阿根廷以外,有没有为了出版,在什么国家做出过让步?

有几次,对,通常是因传闻而非漫画本身的原因。大约十五年前,我偶然发现,玛法达在中国广为人知。在一次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书展上,是一位中国的小女孩在我签名专辑时告诉我的。那时,我都还不知道我的书已经在中国出版了,所以我对此非常好奇。从一位朋友那里我发现,这些盗版书来自台湾,而那位编辑,就像所有精明的盗版商一样,是个英国人。我的经纪人想办法撤回了这些盗版书,最近正版书才得以在中国大陆出版。几个月前,我去了一趟中国,我问了他们,玛法达在谈到有关黄种人的段落,是怎么翻译的。那时,我写下那些段落,恰逢中国研制出了原子弹,这在西方社会受到强烈的关注。他们告诉我,涉及到中国的地方都被删掉了,因为他们觉得我还不够了解中国,不足以提出看法——对我来说,真是个不可思议的理由。我也发现,苏珊娜,玛法达的一个朋友,她的梦想是拥有一个大家庭,在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下,被视为了一个虚构的反动分子。

玛法达的政治观点存在问题,这曾对你造成什么影响吗?

我仍记得一起发生在古巴的事,这个国家我去过七八次了,也有很多要好的朋友在那里。玛法达一系列的动画电影都是按照古巴的漫画版本改编的。不论我哪个时候去古巴,总有人让我解释,坐在一碗汤前的玛法达——这是她最讨厌的一道菜——为什么很好奇菲德尔·卡斯特罗(古巴前领导人)不唱唱汤前颂歌,以使得这可以在阿根廷被禁止。的确,那时候与古巴有关的一切在阿根廷就会遭到怀疑。但玛法达说的却是:“为什么那个笨蛋菲德尔·卡斯特罗没有……?”西班牙国家报因我的一些漫画过于刻薄而将其和谐,对此我回应,也许这看似如此,但跟现实中的我却是两回事。

你的玛法达曾与舒尔茨的花生漫画相聘美。

当然,我开始画玛法达连环画是在受到一个系列家用电器的广告委托之后,他们特邀我去做这类产品的推广。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买来能买到的所有的舒尔茨的漫画,研究并加以模仿,打算做类似但结合我们实情的尝试。只是这一计划并未实施起来,因为杂志社在即将出版漫画时,才发现这是个壁橱的广告。所以我把这些画都搁置了起来,直到一年后的1964年,因《头版》杂志,我才幸以将它们解放出来。

为什么你认为在停止创作玛法达的三十年后,仍被出版和阅读?

我想部分是因为它所传达的信息在今天依然适用。人类还有很多矛盾亟待解决。玛法达的世界水深火热,而1973年的这个世界在我停画玛法达后并未消失,甚至还每况愈下。虽然很荣幸得知,大家还在读玛法达,但遗憾的是,她所斥责社会的不公平乱象仍旧存在。

为什么你要停画玛法达,而不顺着读者的期望呢?

幽默与艺术总归会耗尽。我非常崇拜舒尔茨,也爱读花生漫画。对这部连环画保持了至少十到十五年的热情。但我更愿意在其他方面见到这样的幽默。我认为就像哥伦比亚的画家费尔南多·博特罗(Fernando Botero[10])一样,我不相信他会一辈子都画那些肥胖的肖像。就我自己而言,画了十年的玛法达,也开始忍受每一次的推陈出新,觉得要不去重复自己是多么难的一件事。在开始作画时,我感到如果你不透露连环画的结局,最后的结局还是会被猜到,所以这故事并不合格。尽管书非常卖好,但我仍认为停画玛法达是个正确的选择,我一点也不想再画她了。

不过,你又画起了她来……

对的。在《儿童权利公约》[11]十周年庆,这是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委托所画,我也欣然应允。在阿根廷民主政府劳尔·阿方辛(RaulAlfonsín[12])总统五周年庆,我再次画了玛法达。我同意将玛法达应用于公共健康事业及我认为值得的事上。现在当我想去对某事提出抗议时,也会用到她——她是我情绪的代言人。但我从没有、也不会同意把她用于广告宣传,以及任何的戏剧和电影的改编上。我唯一认可的,也只是在动画上的应用,所谓画以致用。

当你的读者,特别是孩子们想你再画玛法达时,你怎么回答他们呢?

这很容易。我画了十年玛法达,所以总是同样地告诉他们:想象从出生到现在,每天早上都做一样的事,你们喜欢这样吗?他们说不。十五六岁的孩子更难说服一点,我不觉得我也能说得过去。

网上的一些民间调查认为,读过玛法达的拉美孩子都讨厌喝汤,一些女孩则以她的名字起名。一家杂志甚至将她列为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阿根廷女性。对你来说这是不是一个沉重的担子?

肯定。但对我而言真正的责任在于,称之为任我发挥,而每周都要面对的白纸。有人曾经告诉我,许多人都梦想有一张这样的白纸。但开始认识到这样的责任使我头晕,对于其他的人,就无关于我了。

你可以认出你笔下的每一个角色吗?

从某种角度看,这没问题。我相信任何一个出现在我笔下的角色都是相关的。我从美国的导演弗兰克·卡普拉[13]那里学到,他所说的关于附加的重要性。当拍一部街头场景时,他会和每一个临时演员交谈并描绘他们的性格。这位女士,急匆匆地赶去药店买药,是因为她的丈夫生病了。那位先生是个设计师,打算去装饰一间公寓,可是迟到了。每个出现在卡普拉电影里的角色,即便是后台演员,都有一个故事。同样,我画一间饭店,想象坐在桌前的这位先生是在银行里工作,他的姐夫离开这里,去了委内瑞拉。我很喜欢这么做。

你曾说过,人类是这星球上的病。希望渺茫?

我只给你举个例:众所周知,亚马逊雨林构成了我们星球的肺,但这并不能阻止人们去破坏它。就像有人患了肺癌,做什么也无济于事,任其病发。既然太多的人担心亚马逊雨林遭到破坏,打个比方,为什么联合国不将它买下来再保护呢?事实相反,人类喜欢这样做。他们即便是得了肺癌也还会继续吸烟。如我所看到的,希望在于培养某种历史性的乐观精神。我非常赞同葡萄牙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若泽·萨拉马戈[14],他主张社会主义和其左翼党总有一天将收复他们的声望。我认为他是对的。我一直用政治与飞行来作比较。几世纪以来,人们因尝试飞行而丧命。在可以通过滑翔机或者超轻型飞机来飞行以前,他们最先发明了内燃机,却无比沉重。如果达芬奇早知道今天的轻质材料的话,人们从十五世纪开始就可以圆了飞行之梦了。这有点像参观罗马地下墓穴[15]一样。伟大的人类,埋藏了竟三个世纪!有什么政治体可以伫立三个世纪之久而不被瓦解?两千年后依旧所在,事实上,却并未成就他们的功名。

你总是画黑白漫画吗?

对的,也有少数例外。法国版的玛法达是彩色的,因为出版商认为如果不上色,这在法国并不好卖。虽然我同意了,但并不太乐于这么做。依我看,玛法达就是黑白的,一般而言我倾向黑白漫画,除非颜色当真有其特别的含义。看黑泽明[16]的电影无疑会让你感到色彩的魅力。我用色很谨慎,除非是在溅血,亦或正当之处。一次,我画了一个被父母留守在家的孩子,他在家里一边跑一边画,从楼梯画到走廊再画到卧室,用一条线把屋子画了个遍。当他的父母回到家,他迎接着他们说:“我敢肯定,你们还不知道什么是自由的颜色。”

那是什么颜色?

绿色。

[1]Francisco Franco:弗朗西斯科·佛朗哥(1892-1975),西班牙政治家,军事家,西班牙内战期间推翻民主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军队领袖,法西斯主义独裁者,西班牙长枪党党魁。

[2] Fidel Castro:菲德尔·卡斯特罗(1926-),古巴前领导人。

[3]Charles M. Schulz:查尔斯·舒尔茨(1922-2000),美国漫画家,代表作品《花生漫画》,其中主人公是查理布朗和他的小狗史努比。

[4]Jacques Tati:雅克·塔蒂(1907-1982),法国著名喜剧演员、导演。

[5]Woody Allen:伍迪·艾伦(1935-),美国电影导演、编剧、演员、喜剧演员、作家、音乐家与剧作家。代表作品《午夜巴黎》、《汉娜姐妹》等。

[6] Amnesty International:国际特赦组织(或称“大赦国际”,简称AI),是一个人权监察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于1961年创立,由世界各国民间人士组成,监察世界各国人权现况。现时在全世界150多个国家或地区已有超过300万名会员及支持者,是全球最大的草根人权组织。该组织以其对国际人权的卓著贡献而于获颁1977年诺贝尔和平奖、1978年联合国人权奖等各种表扬。

[7]Le Canard Enchaîné:鸭鸣报,是法国一份以讽刺而闻名的周报,逢星期三出版。于1915年创刊。

[8]Johann Cruyff:约翰·克鲁伊夫(Hendrik Johannes Cruijff,1947-),荷兰人,是世界足球史上的名将,也是著名的足球教练。

[9]Rudolf Nureyev:鲁道夫·纽瑞耶夫(1938-1993),苏联时代的著名鞑靼芭蕾舞蹈家,二十世纪伟大的舞蹈巨星。

[10] Fernando Botero:费尔南多·博特罗(1932-),,世界级艺术大师,生于哥伦比亚,博特罗的作品带有浓郁的拉美民族色彩,画风工整细致、色彩绚丽雅致、形象浓艳丰满。

[11]《儿童权利公约》: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1989年11月20日第44届联合国大会第25号决议通过,1990年9月2日生效。该公约旨在保护儿童权益,为世界各国儿童创建良好的成长环境。

[12]Raul Alfonsín:劳尔·里卡多·阿方辛(RaúlRicardo Alfonsín,1927-2009),阿根廷总统(1883-1889)。阿根廷激进党前主席和名誉主席。

[13]Frank Capra:弗兰克·卡普拉(1897-1991),出生于意大利。他的作品充满了乐观、积极的态度,始终坚守着理想和道德准则。他依靠自己的努力成为经典好莱坞时期最成功的导演之一,是“美国梦”的杰出代表。卡普拉一生共拍摄53部电影,6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提名,获奖三次。

[14] José Saramago:若泽·萨拉马戈(1922-2010),葡萄牙文坛巨匠,199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获奖作品:《盲目》

[15]罗马地下墓穴:古罗马地下墓穴始于二世纪,是用来埋葬死去的基督徒的墓地所在。根据罗马法律的规定,基督徒是不允许葬在罗马城内的,因此这些墓穴都是在城外发现的。在古罗马帝国接受基督教之前,古罗马人死后都实行火葬。因此,土葬的习俗可以说是由基督徒带到古罗马来的。

[16]黑泽明:(1910—1998),20世纪日本著名导演,被称为“电影天皇”。导演手法非常简练,视觉形象十分生动,动作性弱,节奏缓慢,蒙太奇技干净利落。黑泽明最出名导演手段就是对现场的调度,许多桥段成为其他导演争相模仿的对象。以其命名的“黑泽明式调度”,影响更是至今。他的影片大多采用对称手法,主题上深刻揭示人性与灵魂的冲突与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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