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代李登辉为何两度加入中共又两次退党?

来源:凤凰历史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3-05-6,星期一 | 阅读:1,396

核心提示:在李登辉的女友曾文惠家,吴终于找到了李登辉。问李为何要退党,李回答说党内不纯,有人有野心。并表示退党后,一定会保守党的秘密,同时也要求组织为他的这段历史保守秘密。

本文摘自《随笔》2013年第2期,作者:胡平,原题:《坚贞者,变节者,自首者》

一血流在清白的衬衫上

从1946年7月蔡孝乾奉命抵台,组织中共华东局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算起,到1952年5月,陈福星等“台共”劫余干部重建“省工委”计划失败,相对于“二二八事件”前的老“台共”,新“台共”存在了近六年。

这六年中,前三年和后三年的境遇,可谓云泥之别。

前三年,“二二八事件”使得国民党政府失去民心,“台共”党员人数激增一倍,且组织布建大致完善,上有“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下有条条块块的“台北市工委会”、“台湾省山地工委会”、“基隆市工委会”、“高雄市工委会”、“兰阳地区工委会”、“北峰地区工委会”、“台湾学生工委会”、“台湾邮电职工工委会”等台湾“省工委”接受中共华东局的领导和指令;

后三年,与大陆方面失去联系,几成自生自灭状态,各地“台共”组织、武装基地,陆续遭到破坏与围剿,大批党员和外围群众被逮捕,劫余干部多转入地下,或颠沛于逃亡途中。

倘若说,在前三年“台共”还能在宣传“共产”、扩大组织上有所作为,在大陆对台情报工作上有所配合,后三年里,它自顾不暇,生存难保,倘若还有在自保其身外的余力,也大约耗费在了如“小延安”、“小型万里长征”这样一番壮丽的设想里……

但不管前三年,后三年,新“台共”及其外围组织里,不乏信仰坚贞者。

他们多是尚未到过大陆的年轻知识分子。虽然不曾具备本土运动中真正的中国经验,但他们从小受日语教育,在皇民化年代长大,由于异族统治下自发的民族感情,“二二八事件”后急速滋长的反国民党情结,又有“台共”各层组织对于未来新社会的描绘,陈仪任省主席治下仍能由书店买到的琳琅满目、包括部分马列经典在内的社会科学启蒙读物的熏染,使他们的理想跃过了风涛翻卷的海峡,真情拥抱将要荡涤去一切污泥浊水的红日般鲜亮的新中国。

其中最具代表者是郭琇琮,日据时期因组织反日组织遭判刑5年,出狱后又组建战后岛内第一个学生进步组织——台湾学生联盟。台湾大学医学院毕业后留院做外科医生,并在台大医院发展了几名“台共”成员。1948年6月,他列席了中共华东局召开的一次决定台湾未来政治格局的“香港会议”。期间,组织看了一场歌剧《白毛女》,尽管郭琇琮家境优越,父亲是彰化银行一分行经理,在当时台湾社会普遍贫困的情况下,家里不但住洋房,二层是会客厅,会客厅里还有一架光可鉴人的钢琴,他仍被这出在中国人的意识深处成功地播下“阶级斗争”理论、开始普遍视“富人”为“恶人”的戏剧深深打动。他和堪称是“文艺青年”出身的蔡孝乾共同感叹:戏剧真是可以教育、唤起民众,尤其是在革命大好形势如桅杆一样即将升起在海峡此岸之时,更有烈火烹油之势……参加“香港会议”回来后,淡眉静目间有一份从容笃定气度的郭琇琮,代理了台北市“工委会”书记,不久正式担任书记。

“台大医院案”的涉案者、眼科医生胡鑫麟,在上世纪90年代,对采访者厘清了自己当时的心态:

国民党在大陆已遭到人民唾弃,“二二八事件”以后,在台湾更是完全失信于民。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当然是主张民主改革的共产党了。当时的潮流就是这样。全中国标榜公正进步的报刊,几乎都响应中共,学潮所示,青年知识分子都心向共党,连外国,包括美国,也看好中共。台湾也差不多,想做官发财,就投靠国民党,想为重建台湾尽一点力,就要借重中共。当时的中共,取得政权以前的中共的声望实在太好了……(《医者之路》转引自蓝博洲《这个人,国家不能让他活下去了!──许强医师》)

此外,蔡孝乾等人身上“中共长征干部”的传奇色彩,似乎也让全无中国经验的知识分子对红色革命心生向往。也是台大医院医生、郭琇琮的革命伴侣林雪娇曾如此表示:

被白色祖国抛弃的台湾人,当时只能带着愤慨投靠蔡孝乾。当我们见到曾参加中共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蔡孝乾时,受到很深的感动。尤其看到蔡孝乾在长征时灼伤而红肿的双手时,更让知识分子崇拜他。其实,当时知识分子并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对中共只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同情……(引自朱家慧《太阳下的两个作家:龙瑛宗和吕赫若》台湾文学研究工作室网站)

这些青年知识分子的坚贞信仰,虽不足以让他们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以及天庭饱满、胆魄非凡的毛泽东,却足以让他们相信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的胜利,形同为台湾人民许诺了一个理想的天堂。为了这个天堂的降临,他们不惜血卧青春,走上刑场。

颜世鸿,念台大时加入共产党,1950年6月被捕,被判12年徒刑,其同案有十一人被判死刑。过了一甲子,他向采访的记者回忆道:关在青岛东路三号的“房客”多是知识分子,包括律师、外交官、医师,大家身边都有书,互相借书讨教。他本人也整日坐在马桶边读书,有时候风卷起青岛东路上的树叶,飞越那高高的墙,几片、几片的落叶就飘落到这永远无树的牢房里,好似预告不久之后,一些生命亦将会如此地飘落。有狱友每天不到清晨便起床,换好干净的内衣、衬衫后静坐。直到确定今天逃过一劫,他才脱下外衣,颜世鸿形容这是“临死的典礼”。还有狱友,每天背英汉辞典,背一页就撕一页,仿佛这撕去的是生命的一页又一页……

蓝博洲先生所主持的《50年代白色恐怖——台北地区案件调查与研究》一书中,记录了许多幸存者的回忆,其中林雪娇说:

当时几乎每天都有人被抓去枪毙,有时15个,有时19个,这样抓出去;这些人被抓出去时都很镇定,他们不是呼口号就是唱歌,唱的歌就是《义勇军进行曲》,呼的口号就是“共产党万岁”,或“毛泽东万岁”、“中国民族万岁”。只要窗户关了一半,不让我们看,我们就知道当天有人要被枪毙了。郭琇琮枪毙当天,我爬到窗口,因为他是关在楼下,我关在楼上,我一直叫着他的名字,他也叫着我的名字……

大学时代,郭琇琮在读过一本《脑神经解剖生理》的翻译书后,神差鬼使,提笔在扉页上写下一段文字,为自己的命运作了预言:

如此致密锐利的大脑,也敌不过一粒子弹。

“光明报”一案发生后,一天入睡前,郭琇琮忽然对妻子说:“你要有心理准备,我们将来可能要牺牲的!”怀抱初生婴儿的妻子,纤手撩动着孩子红扑扑的脸庞上那一片细细的茸毛,对生命之春的美好无限憧憬,却对一个总是将历史的胎动死死压于腹中的政治的残虐浑然无知:“别说了,即使日据时代,也没听过谁因思想而被杀头的。”郭琇琮去书房拿了一本书来,是美国作家赛珍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发表的第一本小说《爱国者》,小说时代背景从1926年直至1938年的中国大陆军阀混战时期以及其后的抗日战争。他翻到其中一页给妻子看,这是描写一百多个爱国青年在长江畔被枪决的文字……

“台大医院案”的涉案者,年纪小郭琇琮几岁的苏友鹏医生,近四十年后回忆道:

那时候,老蔡(即蔡孝乾)就关在我们的斜对面押房里。当他被提出押房受审,走过各个牢房前面时,几乎每个牢房的人都对他唾骂。彼时彼地,郭大哥却似乎能深一层地看待一个“转向者”的复杂处境吧!他一直不曾流露出对老蔡的一丝怨恨。郭大哥不但不咒骂老蔡,有一次还跟我说,他这一生,在做人处事上最钦佩的人,便是老蔡了。然而,郭大哥眼看着老蔡每次出去受审,回来没几天,就会送进来一批同志,也开始有点不能忍受了。有一天,就在老蔡再度被提出外受审,经过我们牢房时,郭大哥才走向前说:“蔡大哥,不要再说了,不要再扩大下去了……”一直到现在,我还是无法理解,郭大哥对人人恨之入骨的老蔡所抱持的谅解与尊敬。后来,国府当局也想说服郭大哥向全省人民广播,以换取个人自新的机会,他们以高官厚禄利诱他,并且举陈独秀为例说,像你这样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在共产党里终有一天也会被批斗的。然而,郭大哥却始终为那纯粹的信仰坚持不渝。这是怎样的一种恢弘的人格啊!(蓝博洲著《消失的台湾医界良心》台湾INK印刻出版公司2005年5月版)

一颗金子般纯洁的心灵。

一副哥特式教堂拱顶一样高贵的身躯。

说郭琇琮是坚贞不屈的红色革命者,似乎都狭隘了。他身上有着中国人少有的贵族精神与理性精神。即便面对招致今日自己和许多同志锒铛入狱的“转向者”,亦有足够的谅解,悲悯的目光;即便知道了以自身这样一副自尊、清洁的情怀,投身到外部剿灭往往不如内部格杀更剧烈的红色革命之中,真可能如敌人所料——重蹈陈独秀的悲凉命运,也决不会后悔,因为自踏上这条充满风险的崎岖之路,他就不曾一天、一小时地为着自己,而是为着三百余年来总是孤悬海外漂泊煎熬、与祖国大陆血肉分离的宝岛……

在电影《泰坦尼克号》里,在大船开始沉没时,船长请船上的小乐队到甲板上来演奏。演奏完毕之后,首席乐手向大家鞠了一躬,乐手们匆匆离去,船上一片混乱,大船即将倾覆,首席乐手又回到原来的位置,架起小提琴,拉起了一支新的曲子,已经走远的乐手,听到音乐声,不约而同地又回到了首席乐手身边,再次开始演奏。轮船渐渐被冰冷的海水淹没,大家相互握手,互道珍重,首席乐手说:“今天晚上,能和大家一起合作,是我终身的荣幸。”

我以为,这位只活了32岁、一片温润如玉的遗照里戴着眼镜和四角帽的年轻人,就是台湾五十年代红色革命这条大船倾覆之前的首席乐手。

郭琇琮写给妻子的遗书是这样的:

雪娇,请交待爸爸、妈妈,把我的尸身用火烧了,洒在我所热爱的这片土地上,也许可以对人们种空心菜有些帮助呢!请勇敢的生活下去……

郭琇琮即将押解刑场前,身上穿的就是同囚的刘明送他的白衬衫:“台湾人的鲜血,应该流在清白的衬衫上。”

一首《安息歌》,也是狱中难友们为即将赴死者送行而吟唱的歌子:

安息吧,死难的同志

别再为祖国担忧,

你流的血照亮着路,

指引我们向前走!

你是民族的光荣,

你为爱国而牺牲。

冬天有凄凉的风

却是春天的摇篮!

安息吧,死难的同志

别再为祖国担忧,

你流的血照亮着路

我们继续向前走……

看来看去,哪个年代都是如此——青春,总是容易被理想点燃的岁月,而“理想”在现代中国,却有着太多的欲言又止,太多的语焉不详,太多的前恭后倨。因此,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行进的道路上,总是流着太多青年人的鲜血……

二“一个青年学生的错误”

与此同时,在新“台共”及其外围组织逐渐走向全面瓦解的过程中,上从高层领导人蔡孝乾(“省工委”书记)、陈泽民(“省工委”副书记兼高雄市工作委员会书记)、洪幼樵(“省工委”宣传部长)等,下至各市各行业“工委”及基层成员,变节者、自首者,即所谓“转向者”的大量涌现,也是触目惊心的,大概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还罕有其匹。

有关早期政治案件的最重要纪录《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已成为当下每一位研究台湾政治史的人必读的资料。书中,那份档案文号“44901-444048”的文件,在对“台湾省工委”案的综合检讨中,直指:

……共匪各级组织基础与忠实程度,均不够坚强,一经破获追捕,即全面动摇,终至瓦解……

这一几近洪水雪崩般瓦解的速度,连蔡孝乾本人也感到震惊。再度落网后,他不禁感慨:政治局势,真的是变幻莫测,早三五个月,还信心爆棚,以为解放军必将挟席卷大陆的余威,迅速解放台湾,新政权的成立指日可待,“怎么忽然间,我们的组织说垮就垮了!”

“转向者”中,不太为大陆读者所知的,便是李登辉了。

李登辉,1923年生,台北县三芝乡人。父亲李金龙任职刑事警察,职务调动频繁,虽随父亲不断地搬家和转学,但李登辉有机会接受了完整的教育。在淡水中学,他几乎各科成绩都排名第一。随后考上台北高等学校。1943年9月,从该校毕业,同年10月,他进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农学部农业经济系就读。期间,他日后在自己的著作中这样回忆:“大学时期,我遍读马克思及恩格斯的著作,对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也曾深加钻研,反复读过好几遍。”(《台湾的主张》,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9年版)

三年后,他回到故土,1947年“二二八事件”发生时,他正是台湾大学二年级的学生。

“二二八事件”中,李登辉一度参加谢雪红组织的反政府活动,当他的同学、“二二八”活跃分子陈炳基遭学校开除又被通缉,他将其带到自己三芝乡的老家源兴居躲起来。“或许有人会问,当时我在哪里?事实上,当时我也是被镇压的对象之一……生为台湾人,既对台湾的未来充满使命感,也对学习农业政策怀抱着满腔热诚,正值年轻的我,怎么可能在当时的情况下,还不问世事,闭门苦读?”(《台湾的主张》)

在台北,李登辉借住川端町(今台北市古亭街一带)的水利会宿舍,他为自己的房间取了一个很有共产主义意味的名字“普罗寮”。在台大,他结识了正在台大法学院学习的中共地下党员吴克泰,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他们经常一起讨论时事问题,吴克泰的许多观点,李登辉都深表赞同。后者给前者的印象是,人比较厚道,肯用功读书,做事认真,而且思想进步。1946年9月,经时任“省工委”组织部长张志忠的同意,吴介绍李加入中共。

入党后,除了每周一次的组织生活,组织上没有交给李登辉什么具体任务。1947年1月9日,台北爆发了大中学校基本上全部参加的空前规模的反政府游行,吴克泰是这次游行的组织、领导者之一。为了保存力量,地下党员本可以不参加此次活动。但当台大学生队伍走到新公园附近时,吴克泰一下看到正手臂高举、呼喊口号的李登辉,他不像本地人的一米八几的高个子,在游行队伍里犹如挺拔的钻天杨一样醒目……

“二二八事件”遭镇压后,吴克泰被通缉,来到上海,这期间没再与李登辉联系。当年8月下旬,吴再返回台湾,任台北“市工委”委员,“学工委”书记。没多久,“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告诉他,李登辉要求退党,要他去了解一下情况,争取把李登辉留住。在李登辉的女友曾文惠家,吴终于找到了李登辉。问李为何要退党,李回答说党内不纯,有人有野心。并表示退党后,一定会保守党的秘密,同时也要求组织为他的这段历史保守秘密。吴克泰看其去意已决,没有多说什么,回去后马上报告了蔡孝乾,蔡一脸勃怒之色,但只好被同意了(参见《吴克泰回忆录》台北人间出版社2002年版)。

退党后,“普罗寮”里仍不时有左翼青年出没。来得最勤的是陈炳基、林如堉、李苍降、李熏山四人。其中,陈炳基、李熏山,已是中共地下党员,不过李登辉不知道而已。四人有意成立一个组织,吸引进步青年从事社会运动。组织名称沿用毛泽东当时正侃侃而谈的“新民主主义”,以“新民主同志会”命名。作为发起人之一,李登辉也参加了该会。在陈炳基、李熏山的工作下,同志会的几个人一起要求集体加入中共,且定有彼此保守秘密的君子协定。刚退党不久的李登辉,不便明说,也不好反对,只好随大流再次办了入党手续……

李登辉很少参加“新民主同志会”的活动。让当事者记住的仅是,1948年“二二八事件”周年纪念前夕,当时“新民主同志会”发起人每人草拟一份《告台湾同胞书》,最后由组织决定圈选一篇对外散发。五人里,自视马列的书读得最多,又是唯一喝了洋墨水回来的李登辉,自认为自己写得最好,可组织上选定的是李熏山的文章。他颇有些无奈地将此文邮寄到各公家机关及公司行号,并在台湾大学内张贴。这是李登辉最后一次参与“台共”及“新民主同志会”的活动。

同年夏,李登辉退出共产党。他此次的理由是,自觉并不适合党组织的活动。自己是学经济学的,有兴趣从学术的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却不是对共产党的政治活动有兴趣。他又一次承诺,对“台共”和“新民主同志会”的一切事务,日后均绝对守口如瓶,“同志”不再做了,还会维持“朋友”情分。

两段在“台共”的经历,李登辉的“红色岁月”,加起来还不足两年。

笔者忘记在哪里看到过这样一种说法:

尽管李登辉这类从日本回台湾的“台共”成员,和岛上的大多数共产党党员,在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想法上基本一致,但彼此之间,仍存在着某种复杂微妙的差异。有过日本经验或受过日本文化影响的“台共”成员,多是高级知识分子,如郭琇琮这般坚忍、谦和又具包容性的人不多,多的是自认受过西方先进教育,平日自视甚高,举手投足之间,不免有些骄矜,骨子里瞧不起从大陆派来台湾、或本土草根阶层里冒出来的“领导”,看他们没有文化,缺乏素质,彼此在政治理念上也多有歧异,共处日久愈难弥合。双方的尖锐冲突自然与日俱增,李登辉一类人与“红色革命”分道扬镳,只是早晚的事情。

当年“新民主同志会”的五名发起人里,李苍降、林如堉遇害,陈炳基、李熏山坐了多年牢狱。1950年,二进二出共产党的李登辉,主动办理了自新手续。此后,受到政治监控,最长一次被情治部门连续审查七天。

二十年后,在其“农复会”上司沈宗瀚的力邀之下,李登辉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蒋彦士的推荐下,引起蒋经国的注意。1972年为蒋延揽入阁,任“政务委员”,至此投身政界,为国民党新生代台籍政客骨干人物。两人第一次见面时,蒋经国告诉眼前这个面有忐忑不安之色的中年人:你的有关材料已经烧了,以后没有这回事了,好好做事吧。

众所周知,“好好做事”的李登辉,最后坐进了年轻时他和许多左翼青年立志要推翻的这个政党的“总统府”……

审查李登辉时,谷正文虽已卸下长达十七年的保密局侦防组长职务,转调由原保密局改制为情报局的督察室主任,但仍有机会参与讯问李登辉,并对这位从美国回来的农业经济学硕士留下了深刻印象:

讯问当时,牛树坤坐在办公桌后面,我坐在桌旁待客沙发上,李登辉则恭谨地端坐在门边木椅上。这位农复会技正,长型脸孔,是一个典型戽斗。他剪了一款短而整齐的西装头,鼻上架着一副细金边近视眼镜,穿着撩起半截袖子的白衬衫,整个外型,显露出几分风流俊俏。

从他的眼神、仪态及应讯时的简洁回答中,可强烈感受到相当浓厚的绅士气味。不过,我却同时认为,像他这种外表过于拘谨、个性处处流露出过分雕琢痕迹的青年,对事情不会有太大的热情,对问题也不会有独特的见解,所以不可能在共党组织中有大作为。

在应讯中,李登辉以很诚恳的态度,坦承了参加中共在台地下活动的经过,他说:“那是一个青年学生的错误,请你们给我机会悔改。”

结案前,李登辉被暂置在调查局新店休养所(调查局处分失职人员的禁闭所),与当时的苗栗调查站站长翁文维同房。李登辉在休养所大约待了四个月,才由他的顶头上司、农复会主委沈宗翰与秘书长蒋彦士出面将他领回……(谷正文口述,许俊荣、黄志明、公小颖整理《白色恐怖秘密档案》,新店:独家出版社1995年版)

在青年知识分子中,与李登辉这般信仰善变者,不在少数。他们离郭琇琮的信仰,至少相隔九座阿里山。他们是凭着一股压抑与愤懑,被裹挟进红色革命中来。这些人多半视参加红色革命为解决个人现实困境和岛上未来政治构架的选择之一。当此种选择,不久便成了虎口之羊、流水落花时,他们的恓惶退出——或者重新选择,或者从此风流云散,就是正常不过的事了。他们之中,甚至包括了后来主张台湾应归联合国托管或独立成国的一些分裂分子。

再有,与蓝博洲笔下的“共产青年”们相反,当年参加红色革命的一些人,他们的理想是物质化的,可感可触的,在他们眼里,这“台共”就是一家业绩良好的期货公司:如同经过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考验的蔡孝乾,也打算到故土台湾来衣锦荣归,醇酒美人,香车宝马,他们认定一旦解放军攻陷下台湾,这家期货公司,必定能够兑现出种种非同小可的利益来。他们曾目睹日军统治台湾时,那些趁机配合的“先知者”是如何藉之成为富商、地主、权倾一时的要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五星红旗插上宝岛之前,他们也须抢先一步,搭上这班可能飞黄腾达的特快列车。

作此想的,有商人、小地主,也有社会名流。前者是要从有产者变为更大的有产者;后者则是期待在新政权里做官发财,或者还出自于不甘寂寞、总想走入时代聚光灯下的本性。当期货公司不能将期货变为现货,而且,还面临蚀去老本的巨大风险;当特快列车出发了,驶向的却不是原定的黄金海岸,而是靠近了万丈深渊,他们像沉没前船舱里狂奔的老鼠一样退出公司,宁肯摔破脑袋也要跳下列车,便有着百分之三百的心理驱动。至于一些来自农夫、工人的参加者,大约便像列入“台湾人民武装保卫队”的鹿窟村的村民了,他们不会有期货公司那般大的愿景,也难萌生抢先登上特快列车的心机。据也出身于共产党的谷正文观察,多数的“台共”基层成员,对共产党都没有深入的认识。他们是肤浅的,大抵只把共产党看成了当今的水泊梁山,除了名称和它的宣传口号,对共产思想的了解几近幼稚。

他们肯定又是朴素的。“柴门闻犬吠,风雨故人来”,若身陷生活困顿之时,“故人”允诺他们将会有足够多的牛奶和面包,好日子也会随之来临,他们便会推开柴门迎迓而去,为“故人”而作息,也为“故人”而坚守。倘若“故人”的允诺,越来越像是墙上画饼,纸上谈兵,无需外部环境的恶劣,大概他们自己就会急着回到柴门后的老日子里去,望着如豆的油灯,自我解嘲地叹上一句:

没找到茅房,解什么裤腰带呢?

三“叛徒”问题的再思索

外面环境的日益严酷,亦是变节者、自首者大量涌现的一个重要原因。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极大地改变了亚太地区的战略情势。美国航空母舰驶入台湾海峡,从此,大陆和台湾在地缘上被一刀割断,“台共”党员及其外围组织成员们所翘首以盼的解放大军终究没能到来;一场因东西方冷战而起的全球性反共风暴中,原本孤家寡人的国民党当局,终于回黄转绿,卸下“外患”,得以从容地、大刀阔斧地解决“内忧”。

继1950年发布《戡乱时期惩治叛乱条例》、《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1953年颁布《戡乱时期检肃匪谍联保办法》之后,1955年6月至8月,当局又进行“在大陆被迫附匪分子总登记运动”,要求在大陆曾参加共产党的党、政、军、经济、文教、社会团体及各公私团体者,曾在共产党的工商机构、宗教组织工作过的人,曾接受过共产党的军事、政治、社团、文教、民运、乡镇工作等训练的人,曾受共产党直接利用或“附匪分子”间接利用的人,都要到保安司令部办理登记。

此乃二十世纪地球之一景——已形成两岸分治格局的国共两党,仍在继续警戒着各自统治区域的中国人。在此之前,在大陆的中国人,除非戴上了红领巾的孩子,亦必须统统向政府登记交代与旧政权的所有关系。

在台湾,在这一总登记运动中,用时任台湾省主席严家淦的话说,便是“凡是匪谍以及态度不暗不明、模棱两可的人,都将视为危险人物,必定要予以清除”。

其时,在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蒋经国的麾下,已有10万多名警察,分属于台湾省警务处、20个县市警察局、87个分局、187个分驻所、12698个派出所、5027个警勤区,警察网遍布岛内各个角落。此外,还有分属六大系统达5万人之多的特工人员。警察、特务和各类情治人员占台湾总人口比例之高、网点之密,恐怕在当年的世界上屈指可数。

“八胜园”里的灯光,还有长安东路18号,及其后大直七海寓所书房里的灯光,常常亮到子夜。在蒋经国的指挥、调处下,在大量接受美国经费、警察特工先进装备的同时,美国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的组织架构、作业模式,也逐渐引进岛内。昔日中统、军统充满苏俄“契卡”偏执与狂暴特色的办案风格开始淡去,但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蒋经国的骨子里,仍是斯大林“专制加暴力”主义的信徒。

朝鲜战争之后,岛上大批地公开地处决政治犯,已是不争的事实。此前,枪杀的“匪谍”,基本上是外省籍,没有本省人。在当局眼里,大概枪杀一个外省人,像杀一条野狗,他们大部分是单身来到台湾,在此无亲无友,杀了悄无声息,不会有任何社会反弹效应。此后,以“李水井案”中一次枪杀11名本省人为开端,直至“鹿窟武装基地案”里许希宽、陈义农等几十人被判死刑。位于台北市郊植物园附近的马场町,替代了大陆时代南京市郊的雨花台。而大陆时代的上饶集中营、白公馆、渣滓洞等,也被桃园监狱、台北的军人监狱和台东的绿岛监狱等等所取代。

实际上,杀人最多的刑场,有一说,可能还不是马场町——

枪决政治犯的刑场是在哪里呢?社会上都知道是在马场町,但那是早期执行或是有名的案件才押赴马场町行刑,后来传说处决政治犯的地方,都在隐密的另一处——六张犁山脚。那山边,原来是炮兵部队的营地,并有一个靶场供部队打靶。民国四十二年时,我也在六张犁另一面山边的“联动汽车修理厂”住过几个月,常上公墓一带地方散步,有一天就在靶场上面的山坡上,我看见有两堆小墓群,一排一排地排列在一处,约有四五十个之多。每个坟墓只是一个小土堆和一块小石头做墓碑,我还以为那是穷苦人家的坟墓,因没钱做墓而草草埋葬了事。那时我尚未坐牢,不知道内情。直到民国八十三年,我们的难友发现那里的两百个坟墓,才知道那原来是政治犯死难者的英冢。墓地距离传说中的秘密刑场很近,故后期枪决政治犯的秘密刑场,便是设在六张犁山边之说,是有可信理由的(《黄广海先生访问纪录》见《戒严时期台北地区政治案件口述历史》)。

1950—1957年是台湾白色恐怖期间逮捕、处决政治犯最多的时候,尤以1954年前为盛。

上世纪90年代初,马英九执掌法务部门时,在回答民意代表质询中透露,所谓“匪谍案”、“叛乱案”,1949年底到1960年,累计2。2万多件,每件的涉案人平均5名;美国耶鲁大学的学者统计,在1950年代的台湾白色恐怖统治中,有10万人被判刑;李敖先生估计,不止此数;以后得以出狱的受难者们保守估计,大约5000人被杀,仅在1954年前就有3000人被枪决,8000人入狱。

90年代参加了白色恐怖基金会的前新竹市副市长、前立法委员林正杰,曾有机会与“总统”府里的官员接触。后者告诉他,“总统”府档案室里发现一批很特殊的资料——当年蒋介石关于枪决案的批复公文,约有三千五百件。枪决案执行完成后,需将被枪毙政治犯的照片贴在公文上送过来核销,看上去几乎每一张照片上都有弹孔。(见《章曼丽女士追思纪念集》)

龙应台先生认为,“以1950年代的前五年为例,国民党政权在台湾至少杀害了4000多人,监禁了8000个以上的‘匪谍’,而所谓‘匪谍’,真正的共产党只是极少数。大多数,是对现状不满、心怀理想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是有正义感的工人和农民,是糊里糊涂不知所以被构陷的小市民。”(龙应台《一个主席的三鞠躬》《中国青年报》2005年11月23日)

此外,对红色革命而言,最要害的莫过于釜底抽薪。

鉴于在大陆失败的教训,为了在岛上真正站住脚跟,有必要对台湾的社会经济关系,尤其是农村中的土地关系,进行大幅度的调整,以建立一个支持国民党的社会基础。其时,岛上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土地所有严重不均,不到农村人口12%的地主、半地主,占有56%的耕地;而土地租金苛重程度,一般达到了农民收获量的5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70%——80%。从1949年起,几乎来不及卸下两肩大迁徙的仆仆风尘,国民党当局就以和平渐进的方式,进行了一场较为彻底的土地改革。

土改分三阶段推进。

第一阶段是“三七五减租”。第二阶段是“公地放领”,即将从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的“公地”出售给农民,地价仅为耕地主要农作物正产品全年收获量的2。5倍,且可分10年20期平均摊还,不必负担利息。第三阶段为“耕者有其田”,地主可以保留政府法定田地数额,超过部分一律由政府征购,卖给尚未获得土地的佃农,地价亦按耕地正产品的2。5倍计算。对地主,则以为期10年的债券,和从日本人手里接收过来的水泥、造纸、农林、工矿四大公司的股票,作为补偿。

这一和平土改进程,不但使老的有产者不至于无偿地失去土地,而且有所收益,其中大地主收益最大。获取了四大公司的大量股票后,他们摇身一变,成为新的工商巨头,岛上原来的四大封建地主——辜振甫、林伯寿、林犹农、陈启清,便是依仗土改起家,崛起为台湾地主财团的实力派。同时,和平土改,又让社会最底层的农民,逐渐变成了新的有产者,再辅之以必要的政治权利,即让百分之九十九的农民都加入农会。倘若没有农会,台湾农民的地位不会像今天这般重要,农民的权利也不会和社会其他阶层一样平等。土改时被划为“三等贫农”,即是赤贫家庭的陈水扁,日后能够一路无忧地读上岛内最好的台湾大学,又当上“总统”,便是一个例证。

有了恒产,“柴门”不开,有了恒心,“故人”难来。

社会基础的动摇与瓦解,大大压缩了革命话语、革命力量在岛上的活动空间,直至完全被封杀。

在这红色革命不可挽回的败北中,如郭琇琮那样的视死如归者,当然值得高山仰止,“那些赴死的人们,几乎全是当时最纯洁、勇敢、优秀的中华儿女。”(蓝博洲《荒湮中的历史》)但犹豫、迷茫,手上却没有沾染同志鲜血的自首者,或者就是在惨烈的酷刑下被迫作了某些口供的交代者,是否就值得让后人宙斯般大气磅礴地站在高山之巅,并视前者为山脚下的一抔龌龊的人格粪土?

笔者以为,后人与其谴责这些不得不徘徊于生死抉择的悲剧人物,莫如深刻地去考虑决定了台湾岛上这场红色革命何以溃灭的历史条件与地缘政治……

此外,不妨还可以重新思索“叛徒”问题。

这个问题困扰了新中国很长一段时期历史。至少两代人从幼儿园孩子起,就被灌输以“站起来做董存瑞,倒下去做刘胡兰”。在非红即黑、非生即死的阶级斗争思维下,又伴之以“要准备打仗,准备打大仗”的腾腾喧嚣,人们在种种形式的决心书、要求入党入团的思想汇报里,将自己竭力打造成铡刀前大义凛然的刘胡兰;又因梦里上了敌人的老虎凳,担心自己做了甫志高,而被一身淋淋冷汗惊醒!“文革”中,“叛徒”的帽子,更是满国中乱飞,上至国家主席,下到一般干部,多少人为之花头墨面,向隅而泣,家破人亡!

曾读到何怀宏先生《叛徒问题或灵与肉》一文,感觉文中的一些段落,简直就像是为台湾红色革命中这些悲剧人物写下的。现不揣冒昧,照录如下——

人们会有自己的精神信仰或事业信念,但每个活着的人也都有自己沉重的肉身。因为这种肉身的存在,就产生种种人类的有限性:如每个人活着都需要一定的物质资料和生存空间;每个人的肉身遭受折磨都必然会带来痛苦。那灵魂真正伟大的人能够体会人们的这种肉身性,怜悯和呵护这种肉身性,宽容和谅解众人因为这种肉身性产生的弊病。这种对人们的肉身性的体会和怜惜,恰恰是灵魂伟大的一个标志。他自己可以努力冲破肉体的樊篱,但社会制度的安排和一般伦理的要求,却不可不考虑人们肉身的这种有限性。

故此,我们也许首先要造成使这样一种折磨同类的可能性大大降低的环境:使种种竞争和斗争不再是那种你死我活、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双方绝对不可妥协与和解的斗争;使任何一种对肉体的折磨和虐待不管以什么名义,都成为一种罪;其次,如果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还要学会同情不幸遇到这样的事情的人们。(2009年3月5日《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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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1940年代李登辉为何两度加入中共又两次退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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