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 :公民社会不可能通过革命来达到

作者:金雁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3-04-27,星期六 | 阅读:783

第三种人不想通过革命来解决俄国社会问题

第三种知识分子中国了解得太少,所以今天跟大家做一个交流。大家可能知道,俄国的民粹派运动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的时候,有数以千计的大学生,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到农村去从事革命宣传。但是农民并不买账,因为农民是皇权主义者、好沙皇主义者,农民觉得知识分子要宣传反沙皇,就开始检举他们,有2500多人都是因为农民的检举而被捕。知识分子的满腔热情在民间碰壁,再加上沙皇也打压,结果整个民粹派运动就告失败。

失败以后这些知识分子就发生了分化,一部分人流亡国外,大概有900多人在国外接触马克思主义,就像1885年普列汉诺夫他们建设劳动解放社,觉得这个运动应该寄托于工人。但是俄国的工人很少,1917年工人只有300万,占2%。在国内的主要就是一些民意党人,他们觉得下层又愚昧,上面又这么专制,我们没有办法,只能“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搞暗杀。

其实中国在清朝末年的暗杀都是受到俄国民粹主义或者说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他们搞暗杀当然也有一套理论,所以提出杀人犯就是民族英雄,搞的是非常热闹。1805年到1807年,就有1.7万的公务员被暗杀,基本上是平均一天三起,城市里头没有一天不响炸弹。1806年7月到1807年5月,革命党仅在10个月的时间内,实施了72次暗杀,杀了十个省长,两个市长,很多将军都命丧黄泉。

只要上了革命党名单的人,最后都会被多次暗杀。像亚历山大二世,号称是改革沙皇,七次被暗杀。第七次暗杀后,实际上他没有被炸死,但是他的马车夫和警卫都被炸伤,他下车去看的时候,最后被炸死。最后这次暗杀是1881年,列宁的哥哥乌里扬诺夫也参加了,得手把沙皇给炸死。本来亚历山大二世是个改革沙皇,农奴制解放就是在亚历山大二世手上的。他被炸死后,已经改革方案就终止了,统治阶级保守集团力量就开始上升。

去年是农奴制解放150周年,整个俄国国内对亚历山大二世的评价达到高峰,给他戴了无数的桂冠,还包括被暗杀的斯托雷平。在俄国曾经怎么解释邓小平呢?就说那是中国的斯托雷平,在中国解释斯托雷平时就说,那是俄国的邓小平,因为他也是开启俄国的制度改革。

巨变以后,大家就在反思说我们70年的道路到底走得对不对?很多人都感觉到,原来以为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俄国的方向问题,现在看来,以前的革命付出的代价太大,而且整个俄国革命的道路又中断,又推倒重来,等于一百年来白忙活了。那么体制内的人当然是反对的,革命者就基本上赞成这种政策。

但是俄国长期以来是具有激进土壤的国家。知识界一直都有反国家的性质,知识分子这个词的俄语,既不是指你有文化,也不是指有技术,是指要反国家。这个词本身就是指思想反对派和心灵反对派,如果你不具有这种特征,你就不叫知识分子。所以这个时候第三种人就认为,国家和社会不和是根深蒂固的,就跟两个失控的马拉着一辆车,一个往左拉,一个向右拉,早晚有一天就会把这个车拉散架。所以必须要另辟蹊径,要突破激进主义的思维,要避免恐怖主义和革命,要找到一个从根本上解决俄国社会问题的途径。

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力量薄弱,一直到一战以后,也不过才300万人,你肯定是指望不上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农民又是传统的皇权主义,那怎么办?他们就认为革命派都是伪理论的追随者,幻想只要是我们把一切旧的方面都打掉,就可以写最新最美的图画,白纸上我什么都可以画。

革命者决心越大专制性就越强

但是第三种知识分子就不这么想,他认为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土壤不可能变成一张白纸。革命可能出现的一个后果是,革命者决心越大、越希望来规划别人的人生,可能他的专制性就更强。所以很早就有人说,俄国的革命者都是小波拿巴主义者,也就是说都是专制者,他有专制的倾向。

在革命之前,普列汉诺夫就预测,按照列宁设计的革命,俄国会出现三种后果:第一种后果,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在俄国是失败的;第二种后果,俄国将会远离西方,西方无法影响俄国;第三种后果就是俄国将建立一个像秘鲁和中国这样的一个专制帝国。应该说普列汉诺夫的这个预言还是很准确。

因为第三种人有很多是自由主义者,他们说如果革命后的强制出现,对自由主义的危害可能要超过君主专制。很多人都问过索尔仁尼琴,也问过以赛亚·柏林,说沙皇那个时候反对派还能够出现,为什么反而到苏维埃政权的时候,再也没有反对派了?索尔仁尼琴说过一句话,大概的意思是,俄国的自由在沙皇时代应该说是多少的问题,在苏维埃时代是有无的问题,它不是一个等量级。

他们认为割裂社会的状态在俄国已经演绎了200多年。俄国社会是上层的法国化,下层的草根化,别尔嘉耶夫说俄国这两个上下层相隔有六百年的差距。所以社会历来是被管制的,这种互换就会导致一种什么状况?用中国的话来说就叫“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两边这种互换,表面上看是一个阶级战胜了一个阶级,但实际上只不过是翘翘板,或者我们把它叫做秋千效应,只不过它来回摆动的速度加快,每一次动荡都是原来的积累被全部销毁。

公民社会需要长远细致的工作 不可能通过革命达到

所以俄国社会的间断性太强,好不容易在一个平台上建立的东西,一场运动一来,上面的东西荡然无存。而俄国社会再生性又很差,就是社会的自愈能力本很差,这样的动荡使前面的积累全都白费了。所以他们认为社会变革比制度变革更复杂,制度变革通过换人、颁布立法可以实现。但是社会变革以及社会的良性成长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公民社会需要长远细致的工作,不可能通过革命变革来达到。

所以这些人就提出,破除政权万能论。在革命政党里头,基本上都认同两种观点:一个是打倒沙皇,推翻专制;另外一个就是重新分配。因为他们老觉得社会不公,物质就那么多,少数人攫取了物质,大部分人就处在贫困的状态,只要搞平均,只要我们把分配方案重新搞了,这样整个这些问题就解决了。

但是第三种人认为一次革命不可能改变世界,也不可能实现乌托邦,这是个肤浅的思想。在目前沙皇还比较专制的状态下,他们觉得现在我们可以采取的方式就是姑且忍耐,把注意力转向政权以外的社会层面。这些人提出来的就是促使个人的自主意识成长,就是自我负责、公民社会,这样的话,是改变社会组织资源的被动状态,去做具体的事情,做小事。那时候他们认为,知识分子可以做的就是搭起一个上通下达的桥梁,在现有的政治框架内,创造良性互动。当然他们说这个过程可能很长,要百年,要一个世纪。

所以贵族知识分子比较爱从事思想讨论,这些人都集中在文学领域里,以赛亚·柏林就把他们称作狐狸。其实狐狸和刺猬的比喻最早来自于古希腊哲学家,只不过以赛亚·柏林借用了这种说法。那些不同意这种坐而论道,夸夸其谈,像罗亭一样的平民知识分子就自诩为刺猬,就是我们不从事思想,也不从事理论讨论,我们最主要的就是实践,就是干革命。第三种人与两者的定位都不同。他们就是说我们只想多做实事,成为社会的医生,而不是革命家。因为俄国社会割裂非常厉害,我们主要是填平这个鸿沟。我刚才提到过别尔嘉耶夫说俄国社会整个是病态的,上下层之间缺乏了解,这也是人民对最高政权依赖的根源,人民不信任贵族,不信任知识分子。

这个时候民粹主义的思想家阿勃拉莫夫就提出小事理论。其实在欧洲,所有的政党也好思潮也好,基本上的一个趋势都是理论先行,就是先有很多的理论,然后理论慢慢深入人心,再有思潮,再有运动。小事理论几乎没有复杂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哲学支撑,说的很简单。他说,现在我们这种社会主义思想,曾经非常肤浅地播撒在这片处女地上,没有深入到人民的灵魂,所以我们一时不知道俄国社会要什么,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能做什么。他自己认为这就是对俄国革命的一个矫正点,所以小事理论应该说是非常简单,非常明了,一看就知道他提出来他要什么。

他说俄国空谈家很多,实干家就是搞恐怖,搞暗杀的人都很多。他说过去实干家主要是颠覆政权,是搞破坏。包括车尔尼雪夫斯基,就说我对改革漠不关心,我的目标就是推翻政权,就是干革命。现在阿勃拉莫夫提出,这不切合实际,我们现在不要这种宏大叙事,我们不是写大写历史的人,我们就是写小写的历史。他说搞恐怖活动,搞暗杀这样引起统治者的反弹,社会上也容易引起混乱,反而不如做一些实事。

他这个话一出,当时在整个思想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当然革命政党基本上就是责骂,骂他是逃兵,但也有一些人认为这个策略比那种检讨要更深刻,可以解决俄国上下层之间的“文化不对称”的制约,这样以一种“超阶级”的方式来整合社会,可以从根子上解决俄国的问题。所以小事理论就以阿勃拉莫夫主义来命名。

社会变革靠无数失败尝试 代价是生命与鲜血

后来又有一个思想家尤佐夫-卡布里茨在《民粹派的基础》里,说社会生活是由活生生的人组成的,社会变革也不是靠伟大人物振臂一挥,它要靠无数次这种失败和尝试,但是每一次的失败尝试,你是拿人的生命和鲜血做代价的,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他说作为人民的良心,知识分子未必要站在高坡上振臂一呼,而是要从自身做起,在原来的基础上修修补补也不失为一种选择。

他们当初提出一个口号,这个口号是后来很多国家在苏东剧变开圆桌会议的时候达成的一个共识,就叫只要人民少付出代价。这个共识很简单,只有两点:反专制,人民少付出代价。有这点共识,和再大分歧的派别我们都能坐下来。所以后来波兰圆桌会议开了,55个人坐了一个非常大的圆桌,可以说是思想上差异非常大的各个派别,依照这个原则都能够坐下来谈。

这些人就提出来,过去知识分子都比较好高骛远,愿意轰轰烈烈,不愿意从点点滴滴的小事做起,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小事又不得名,又不得利。但是这些人说,这些小事可以决定很多人的福利和生活,可以改变俄国的这种激进的土壤。这两个理论提出来以后,这些人就开始去做一些在革命者看来不值得做的事情,比如说他们给工人建的第一所疗养院;农学家到农村去搞一些技术方面的指导工作,这是萨马拉省的第一个拖拉机。他们建了一万所小学,建了几千座图书馆,这些全都是面向农村。我就觉得这第三种人,有一点类似于NGO。一幅油画表现了当时这些第三种人和地方自治局办的救济场所。社会救济以前要么是修道院,要么是由教会来办。

他们提出我们既不是颓废派,也不是革命派,是实事派。很快小事理论和实体主义,就是既反对激进革命也不愿意和当局同流合污,就以第三种知识分子为代表。“第三种人”这个提法是1900年萨马拉省的省长提出来的,后来在列宁的著作中,“第三种人”和“第三种知识分子”两个名称可以互换。所以一提“第三种人”,大家都知道就是两者都不是的,体制内也不是,反体制的也不是,这种人就叫第三种。他们对自己的定位就是:我们不是刺猬,我们也不是狐狸,我们是工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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