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如何与国民党的旧制度“告别”?

来源:经济观察报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3-04-13,星期六 | 阅读:846

近来围绕托克维尔 《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讨论,让我想起17年前(1996),当李泽厚、刘再复的“告别革命”风行之初,在纽约的一本杂志上看到这样一篇文章,题目是 “台湾的宁静革命”(Taiwan’sSilentRevolution)。

蒋经国(资料图片)

日前与一年轻朋友聊起此事。我说,台湾从蒋经国晚年 “宁静革命”起步,到民主制度转型,不过十多年时间,世称 “SilentRevolu-tion”:一是对“旧制度的终结”,避免了暴力和流血;二是几乎无声无息、未被世界注意已实现了和平的变革。朋友是媒体中人,他说,“把你的台湾故事写出来吧,读者会感兴趣的。”我说,“好,就从蒋经国晚年说起吧。”

1986年9月28日,民主进步党在台北圆山饭店宣告成立,国民党内一片惊惶。郝柏村(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说:“偏激分子组党与中共统战呼应,否定中华民国,当然不能容忍!”罪名不小:“与中共呼应”,是“通匪”;“否定中华民国”,是“台独”。两项均涉嫌叛国罪,“是可忍,孰不可忍”?

然而蒋经国却“容忍”了。他说:“此时此地,不能以愤怒态度轻率采取激烈行动,引起社会不安;应采取温和态度,以人民国家安定为念处理事情。对组党问题,在不违反国策、宪法规定内,可研究组党的可能性,暂以秘密进行。”

反对党成立,触犯国民党的“戒严法”。类似状况在1960年已发生过一次,当时雷震在《自由中国》杂志鼓吹成立反对党,并付诸行动,与地方自由民主人士郭雨新、许世贤、高玉树等筹组“中国民主党”,秘密草拟“中国民主党创立宣言”。“宣言”提出,“组成英美式和平政党,以取代武力革命,避免国破家亡的惨境”。但后来雷震被蒋介石以“匪谍”罪判刑10年,反对党胎死腹中,《自由中国》杂志被禁。

这回,蒋经国对“民主进步党”的成立作出与他父亲相反的决策,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是他一生的历史转折点,也是台湾命运的历史转折点。

9天后,10月7日,蒋经国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董事长凯瑟琳·葛兰汉姆(KatharineGraham)专访。他宣布:“台湾即将解除戒严令,并正积极研究合法组织新政党等问题。”当时在场担任记录的马英九回忆道:“我听到吓一大跳!”10月8日,《华盛顿邮报》以头版头条地位,刊出对蒋经国的专访。

1987年7月14日,蒋经国宣布从7月15日零时起,撤销在台湾实施了38年的“戒严令”。

12月5日,修正后的“人民团体组织法”在“立法院”三读通过,其中包括政党登记方式。

1988年1月1日,解除报禁,准许新报纸登记。

蒋经国去世前最后关注的一件事,是终结戒严时期冻结选举的“万年国会”,他督促国民党秘书长李焕和副秘书长马英九拟定第一届民意代表(包括国民大会代表和立法委员)退职办法和第二届选举事宜。

台湾的“宁静革命”,就这样起步了。

蒋经国的选择,究竟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台湾走上自由民主之路,究竟是“自上而下的体制内改革”,还是“自下而上的体制外革命”?至今争论不绝。回答这个问题,要看国民党在台湾建立的是什么样的制度;蒋经国的选择,是不是为终结“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蒋经国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蒋介石建立的是在大陆已经失败了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党国旧制度”,而且变本加厉。龙应台女士在其书中有一段描绘:

……五千个山东流亡学生渡海到台湾就学,由七位老师带领到了澎湖,被国民党强迫当兵。一个学生站出来,只讲了半句话:“报告司令官,我们有话要说……”司令官李振清一个眼色,卫兵举起刺刀刺去,学生的鲜血喷涌而出,倒毙地上。承诺这五千个孩子的父母带他们来上学的七个老师,到处奔波、陈情,结果全被当作“匪谍”枪杀。

对此惨无人道的血腥屠杀,龙应台女士在书中辩护道:“关键的原因之一就是,共产党的间谍系统深深渗透国军最高、最机密的作战决策,蒋介石痛定思痛之后,决定最后一个堡垒台湾的治理,防谍是第一优先。”

然而谁会相信,这五千孩子和七位为孩子们上学奔波的老师,是“深深渗透国军最高、最机密作战决策”的“匪谍”?滥杀无辜的“白色恐怖”,不过是国民党为延续“旧制度”的手段而已。国民党在台湾的恐怖统治,挥舞的是两把杀手锏:一把叫“匪谍”,一把叫“台独”,借以在全台湾制造“恐谍”、“恐独”的恐惧心理。

你想反对国民党专制腐败、争取自由民主吗?若是从大陆来,你就是“匪谍”!若是原本在台湾,你就是“台独”!不杀也要抓去绿岛关押洗脑。为了巩固旧制度,国民党在台湾长期实施“戒严令”和“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连统治大陆时期那点假民主也一笔勾销了。最荒唐的,是规定“光复大陆”前冻结总统和国会选举,人称之为“终身总统”和“万年国会”。

自1949年5月19日国民党在台湾宣布“戒严令”,到1987年7月15日终止戒严,台湾人民在“戒严令”下的恐惧生活达38年之久,这恐怕是世界历史上最漫长的戒严岁月。

蒋经国在去世前作出终止戒严、解除党禁报禁、准备终结“万年国会”等一系列选择,究竟向世界发出了什么信号?蒋经国内心明白,这是开启终结“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旧制度”的“大革命”的第一步,他决心跨出这决定性的一步。

他也明白,假如把他的选择拿到国民党体制内的中央委员会或党代表大会去“党内民主”,那些既得利益的委员和代表们是通不过的。所以他必须诉诸体制外民众和舆论的力量,上下互动,内外妥协,才能在终结“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变革进程中,维护“人民国家安定”的目标。那时担任“总统府”秘书长的沈昌焕,警觉到了蒋经国这一手的风险,他提醒蒋要注意风险,蒋经国回答:天下没有永远不变的东西!

那时蒋经国已百病缠身,坐在轮椅中视事。他别无选择了吗?也不是,“此时此地”,他有三种可能的选择:

第一种,继承蒋介石的哲学“以不变应万变”。继续“拼经济”,政治上“维持现状”,这是国民党内的主流倾向。这个戒严体制在风雨飘摇中已经维持了38年,而蒋经国已是风烛残年,他完全可以再维持几年,留给台湾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对蒋经国个人来说,这是最容易的一种选择。

第二种,接受邓小平的“问候”,共商两岸统一。邓小平的“一国两制”设计,本来就是针对台湾和蒋经国想出来的。直到1985年,邓小平还请他和蒋经国的共同朋友李光耀专程赴台,向他在莫斯科的学弟表达“问候”。事后蒋经国召见美国在台协会代表丁戴维,嘱他告知美国政府,李光耀来台转达邓小平的“问候”,意在促成“第三次国共合作”,谈判“和平统一”,蒋已给予否定响应。根据当时形势,蒋经国若作此选择,邓小平满意,美国也会默认。至于台湾内部反对力量,蒋经国以他的权威,谁也难以阻止。

第三种,就是“告别旧制度”。同过去国民党的旧制度告别,同过去独裁者的蒋经国告别,带着台湾,告别过去,顺应时代潮流走上新路。

蒋经国选择的,正是这一条对于他个人,对于他的党,对于他的政权,都属于最困难的新路。蒋经国以他自己的历史哲学,“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取代了他父亲的“以不变应万变”,带领台湾跳进历史大变动的惊涛骇浪中。以至直到今天,历史最终作出了确认,尽管许多人仍不理解他,一直在质疑这个独裁者的“动机”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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