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玛格丽特·撒切尔:一个超凡绝伦之人

译者:fsz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3-04-10,星期三 | 阅读:1,511

作为1979年-1990年之间的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改变了英国,她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遗产可与马克思、毛泽东、甘地和里根等人相媲美。

Apr 8th 2013, 16:13 by A.W. and R.C.

若论主政唐宁街10号时间之长的首相,没有几个人可与玛格丽特·撒切尔相比。尽管有人在连任的次数上同她一样多——托尼·布莱尔算是一个,但是,作为英国历史上唯一的一名女性首相,撒切尔女士(后被称为撒切尔夫人)是唯一一位在其一生当中被冠以“主义”的唐宁街10好的主人。她留给后人的是一整套的政治理念。如今,从华沙到圣地亚哥再到华盛顿,这些理念仍在回荡。

这是些什么样的理念呢?在撒切尔夫人的例子中,理解她的政治构成的最快方式通常是通过她的手提包。当她于1975年为在保守党大会上的为她的首次党魁演讲做准备时,她的撰稿人曾试图引用林肯的话来激励她:

激励弱者,不可削弱强者,
欲谋繁荣,不可废弃俭德,
优惠工人,不可奚落雇主。

当他讲完这些话时,撒切尔夫人从她的手提包中掏出一份印有同样内容的老传单。“这正是我想说的,”她对这位撰稿人说道。

林肯的话是对她的思想的公平的总结。撒切尔夫人相信,社会必须去鼓励创业者和实干家,并对他们的行为给与回报。他们是创造财富的唯一的人,没有了他们所创造的财富,政府什么事情也做不了,更别提帮助弱者了。撒切尔夫人认为,除了挣钱之外,政府只有鼓励民众进行储蓄和消费才能繁荣富强;但是,铺张浪费(甚至借钱消费)是通向毁灭的道路。撒切尔主义的核心就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一个信奉自由主义的经济。

对撒切尔夫人来说,她的这套体系即具有经济方面的意义,也不缺乏道德的作用。这套体系是信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邪恶”帝国的对立面。尽管多种因素促成了苏联在1989年的倒塌,但是撒切尔夫人的信念的是其中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政治斗争中,她对自己的信念进行了微调。但是这些信念同她在家乡耳濡目染的那些内容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她出生于1925年,家乡格兰瑟姆是一个位于英格兰东部的城镇。她在父亲阿尔弗雷德·罗伯茨的杂货商店中长大,因此父亲是对她这一生影响最大的一个人。

她的父亲是受人尊敬的中产阶层中的一员,是马克思主义者所嘲笑的那种小资产阶级。在担任镇议员的26年间,作为一名虔诚的卫理公会派教徒,罗伯茨议员向她灌输了节俭、自助和勤劳的思想。父亲在道德和政治上树立的榜样打动了年轻并且十分真诚的玛格丽特。

考入牛津大学后,这个女孩凭借自己的聪明和勤奋获得了化学学士的学位。在大学中,她开始积极参加保守党的政治活动。为了加入这个在当时还自视甚高并且具有贵族气息的政党,她开始逐渐地同自己卑微的出身拉开距离,并同一名成功的商人、同时也是正是她政治生涯的赞助者——丹尼斯·撒切尔结为夫妇。为了获得安全席位的议员资格,她接受律师培训,并且四处拉票,同时她在衣着和讲话口吻等方面也按照要求去做。从此,她把自己打扮成了一名拥有乡间别墅,而且孩子们都在高级寄宿学校上学,本人也具有保守思想的中上阶层妇女。她在1969年以伦敦北郊芬奇利区的安全席位议员的资格进入议会,随后又很快地在1961年成为一名政府副部长。

就在她把家乡格兰瑟姆远远地抛在身后的时候,战后的新英国也在逐渐远离那些陈旧的价值观和政治理念。在二战期间,英国完成了向左转的巨大变化,其结果就是克莱门特·艾德礼领导的工党在1945的大选中大获全胜。这是一个以战时被迫实行的集体主义为基础的政府,艾德里上台后开始在工业领域实行国有化,并且引进了国家福利制度。对于那一代被上世纪30年代的失业大潮所伤害的政客来说,全民就业已经成为政治生活中压倒一切的目标。

就像她那个时代的几乎所有的政客一样,撒切尔夫人也沿着这条路走了下去。但是,为了实现“全民”就业,不论是工党还是保守党,之后连续几届政府都不得不以更加微观的方式——从制定工资到制定价格——介入经济。在这样做的过程当中,他们将通常被认为是保守党所代表的私人企业和经济中的自由精神挤占得几无立锥之地。撒切尔夫人所尊崇的知识分子——弗雷德里希•哈耶克在1944年就发出了这样的警告:这是一条“通往奴役的道路”。

在知识分子和政客当中,对哈耶克的事业表示大力支持的只有伊诺克·鲍威尔和基思·约瑟夫等寥寥数人。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被嘲笑为迷途的羔羊,而撒切尔夫人出于她自身的考虑也加入了嘲笑他们的行列。在1970年——1974年间,她被任命为爱德华·希思政府的教育大臣。虽然,希斯执政初期试图在经济管理方面引进更多的自由市场手段,但是随着失业率超过100万人这一衡量政府执政能力的标准,他的态度不得不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在此之后,为了降低失业率,政府大力鼓励消费,以至于通货膨胀率到达25%,而民众也开始囤积居奇。

撒切尔夫人正是在这个时候成为撒切尔主义的积极拥护者。在基思·约瑟夫“只有自由市场手段才能拯救国家”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撒切尔主义开始形成体系。对1975年那个年代来说还十分激进的这些政策,开始成为她今后15年的政治议程。

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者,撒切尔夫人对英国自1945年以来的衰落深感不安。英国不仅已经失去了一个帝国的地位,而且到上世纪70年代时,英国已经不再是一个能够引领欧洲的强国。基思·约瑟夫的见解似乎是止住衰落,甚或是扭转衰落的一种方法。英国此时所急需的就是重新回到回归创业和自立的价值观。

因此,撒切尔夫人把自己化身为一位来自格兰瑟姆的家庭主妇。她一改那种大惊小怪,头戴帽子,项挂珍珠保守贵族夫人形象;取而代之的是厨房里穿着围裙,嗓音更为优雅,孜孜不倦教导人们要量入为出,不要铺张浪费的家庭主妇。虽然她还在阅读着她的海耶克(同时,她还常常自豪地从手提包中把书拿出来给人看),但是正是这种崭新的亲民风格才使她成为一名胜者。

夫人不会转弯

1975年,撒切尔夫人以较大的优势击败希斯,赢得了当年的保守党党魁选举。这是英国政治史上妇女所获得最高职务。她的职务和她的干劲,再加上她的双胞胎孩子(一男一女;甚至连生孩子都那么有效率),这一切加起来使她看上去就像是雪莉·康兰在一年前所写的那本畅销书中的“超级女人”。俄国人曾试图把她讥讽为一位“铁娘子”,结果事与愿违。撒切尔夫人不仅喜欢这个绰号,而且还把它当做是自己的优势之所在。

尽管如此,她还是表现出了谨慎的态度。她清醒地认识到不仅自己的政党不支持她的新政,而且其他政党更是持反对态度。因此,她的采取了步步为营的策略,尽管她把自己的支持者安排在几个关键的位置上,但她还是尽量不提出与过去决裂的激进政策。由于工党在1978年-1979年的“抗议之冬”运动中失去了对工会中的传统盟友的控制,民众对该党的布满日渐加剧,而撒切尔夫人正是依靠这一点赢得了1979年的议会大选。

然而,刚一上台后,她立即就显露出了自己的真实本色。为了控制资金供应,政府开支被消减,同时汇率也得以自由浮动,这两项政策与战后正同做法形成了决定性的决裂。另外,工业补贴被消减,许多企业被劈到墙角。在全球衰退的背景下,她的政策导致英国的失业率急剧上升。到1981年,失业人数超过300万。在英国的许多城市中,投掷燃烧弹的抗议人群同警察发生了公开的冲突。

这段时期是撒切尔夫人政治生涯的低潮期。一时间,她成为历史上最不受欢迎的首相。大多数同僚希望她做出让步,但是她却坚持了下来。她冲着这些人高呼:“如果你们想来个180度的大转弯,你们就去转弯好了;反正夫人是不会大转弯的。”她把所有那些想要改变立场的温和派全都踢出内阁,同时还把那些志同道合的人塞进了政府。在衰退最为关键1981年,政府预算包含了更多的开支消减,从而进一步压制了需求。

她正是由此而赢得了坚决果断的名声。1982年4月阿根廷入侵福克兰群岛。在经济尚处低迷的情况下,这一事件使她的政治命运发生了转变。撒切尔夫人对此深感震惊并且极度气氛,为了夺回这个距离英国8000多英里的南大西洋岛屿,她排除了一支军队。她表示,她准备保护岛上居民选择英国国籍的权力,并且不能“容忍”阿根廷的独裁统治。在经历了数年的失败主义和退却的打击下,她的这番话在英国民众的心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重新夺回该岛使她成为一个世界的亮点。

这场胜利加上工党在迈克尔·富特领导下运气欠佳,撒切尔夫人在1983年的大选中再次大胜而归。凭借这一胜利,她开始对经济进行最主要的结构性调整。进入1984年,撒切尔夫人开启了私有化的大幕。在这一轮改革中,英国经济中的巨无霸,如英国电信、英国航空和英国天然气公司都被出售给私营部门。政府鼓励个人入股国有企业,从而创造了至少可以成为“全民资本主义”的画卷。

在消灭了南大西洋的敌人后,她调转枪口,把目标对准了“国内的敌人”:英国广播公司、各个大学以及各地的地方政府纷纷倒在她的攻势下。但是,她的主要目标是有组织的工会。当时,这些工会——特别是在阿瑟·斯卡吉尔领导下的全国矿工工会(NUM)——的人数已经达到100万人,在他们的影响下国家已经处于无法管理的状态。

在希斯争渡时期,全国矿工工会一直都以武装斗争的策略来要挟国家。1984年-1985年冬季,全国矿工工会的罢工持续不断,最后的摊牌时刻终于到来。撒切尔夫人称,这是一场事关如何管理滥用工会权力的管理权之战。她在这场战争中不仅最终战胜了矿工,而且从此彻底解决了工会问题。从英国的角度来看,这场胜利是她一生中所完成的最为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些政策的胜利使得她连同罗纳德·里根一起,成为在世界范围内复兴资本主义最为杰出的拥护者。在她的领导下,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渡过了最为惬意的一段时期,同时两人之间也是互诉衷肠,各表爱慕之情。她是一位立场坚定的冷战斗士。经常是她走到哪里,哪里的“铁幕”就会消失,哪里就会有响起对自由的赞美。

以下犯上

撒切尔夫人的第三个任期是唯一一个给她带来个人屈辱的时期。不过,正如她在自己忙碌的退休生活中所指出的那样,这些屈辱并不是英国选民带给她的。在内政方面,撒切尔夫人开始着手对福利制度的内部运行机制进行改革,试图在医疗和教育的“提供者”之间引进竞争,并且准备把日常事物决定权交到学校、医院和私人医生的手里(从而引起了那些心怀不满的当地政府官僚的抵制)。在外交方面,“欧洲问题”令她头痛不已。当时,(她曾经对之持欢迎态度的)欧洲共同市场正在越来越接近变成今天的欧盟。

相比斯卡吉尔,撒切尔夫人对内政方面的改革触动了大多数更加狡猾的对手的利益,并且使她深受其害。全国教师工会等中产阶层的工会组织和英国医生联合会等享有盛名的行业组织指出,在公共部门的实际开支仍在上涨的情况下,撒切尔夫人的做法是在竭力瓦解国家的福利制度。当时,许多中间派选民的神经已经绷紧,而保守党的高层议员也开始陷入不安。一时间,“那个女人”竟成了“他们的民众”的抱怨对象。

欧洲的问题为又使这种不安更为严重。对于英国这个隔着大西洋和英吉利海峡与欧洲相望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永远也难以解决的问题;而对于当时已经分裂为亲欧派(他们认为与欧洲的融合是自由贸易的必然代价)和疑欧派(他们担心出现一个作为超级国家的欧洲)来说,这个问题尤为难以解决;而布鲁塞尔日益膨胀的野心又使得弥合这些分歧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撒切尔夫人越来越分明的霸道风格使所有这些问题变得更加难以解决。在第三次获胜后,她不仅变得越来越喜欢以“我们”来自称,而且对于任何反对意见都无法容忍。她任用极少数的追随者来制定政策,并且对普通议员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态度。同时,她还好习惯性地询问同僚是否是“我们中的议员”,就连支持保守党的《每日电讯报》也指责她是一个“布尔乔亚式的优越论者”。

1989年10月,因对撒切尔夫人试图消弱由他制定的更随德国马克的政策感到十分不满,财政大臣尼格尔·劳森挂印而去。后来,她有强迫保守党通过一项“人头税”,要求贵族和普通民众都要为他们所接受的当地的公共服务支付完全一样的资金。她对欧洲问题发表演讲时的口吻也日益高调。1988年,她在布鲁日演讲时曾这样说道:“我们尚未成功缩减英国的大政府边界,却眼睁睁地看着其又扩展到整个欧洲的范围水平,被一个欧洲的超国家组织在布鲁日遥遥支配。”

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策略失误迫使保守党最后不得不劝她自己辞职下台。这是一个以下犯上的行为,它不仅深深地刺激了撒切尔夫人,而也使保守党在以后的一代人的时间内大伤元气。1990年11月,在她拒绝同意欧洲单一货币时间表后,这位从1979年起就一直担任内阁要职的杰弗里·豪宣布辞去副首相的职务。在他提交辞呈后,豪就难以同撒切尔夫人共事之事发表了一番出人意料的讲话。他说:“这就像把你的击球手派出去只是为了让别人发现一样,在第一个球被打倒的时候,他们的球也在球队队长宣布比赛已经结束之前被击碎了。”

随后,当时保守党内最有人缘的左派迈克尔·赫塞尔廷立即就对撒切尔夫人的领导地位发起挑战。撒切尔夫人在第一轮投票中过关,不过她没有逃过第二轮投票:当时,她的内阁成员一个接一个地走上前来拜访,最后终于以政党的利益为由说服她辞职下台。

影响深远

从整个大历史的角度来看,撒切尔夫人的最大遗产就是她为传播自由所作出的贡献——打败了苏联那种最为臭名昭著的形式的集权主义,复兴了自1945年以来就进入退却过程的经济自由主义传统。她把意识形态领域的确定性与全球的领导力结合起来,确保英国在苏联倒塌之后承担起与其在全球重要性中不成比例的角色;她是自温斯顿·邱吉尔以后最受全球主要大国领导人重视的第一位英国女政治家;她是东欧反对派政客们心目中的女英雄。她同“亲爱的罗尼”肩并肩阻挡苏联扩张主义的意愿促成了克里姆林宫的新思维;然而,她对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是一位西方能够与之打交道的人的坚定信念同样也促成了冷战的终结。

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革命传遍全世界。世界进入后共产主义时代后,各国纷纷对她的私有化政策表现出了极大的诚意:到1986年,俄罗斯对18000家工业企业完成了私有化;印度废除了英国费边主义的另一项遗产——牌照制度,从而造就了一大批成功的企业;在拉丁美洲,各国政府纷纷引进私有化政策,不论他们的管理是否成功,所有国家都以英国为学习的榜样。

在英国国内,人们对她的遗产可以说是心情复杂,毁誉参半。她是一个真正的保守党人,她使得保守党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如今的保守党已经不再是一个全国性的政党,只在英格兰南部和城市郊区还具有一些影响力,同时苏格兰、威尔士和北部城镇地区也在抛弃它。相比她的继任者约翰·梅杰,托尼·布莱尔更得益于她的革命:随着工会组织势力的消弱和左派的不得人心,托尼·布莱尔得以重塑他的政党,并且成功地把工党推广到英格兰中部地区。1997年,他在大选中取得压倒性的胜利,从而开启了长达13年的新工党的统治。

尽管在她执政期间,政府的职能之大超过以往,但是她依旧是一名大政府的反对者。她对占据多数城市议会的左派人士的痛恨之深——同时,还必须加上他们的罪恶是如此只臭名昭著——以至于她在把地方政府统和进一个更加严密的的限制之网和为这些地方政府“开方抓药”等方面比任何一位战后首相做得都要多。她没有时间去实现均被真正全力和真正责任的民选市长这一观念。同自豪地实现了去中央化的美国相比,英国更接近于高度中央化的法国。

然而,她的成就是不容否认的。她走到了她的导师基斯·约瑟夫的对立面。他的导师喜欢称“棘轮效应”,因为除了在2007年-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政府采取了一些紧急措施之外,国家对工业企业再也没有实行过收归国有的政策
,同时也没有再次实行过挑选赢家的政策。

英国的政治得以大幅度的向右转多亏了她的政策。20世纪90年代的新工党曾得出这样一个经验教训:他们只有采纳撒切尔主义的核心理念才能将工党从废墟中拯救出来。托尼·布莱尔曾这样说道:“我们认为,经济活动最好留给私营部门。”无论是托尼·布莱尔还是他的继任者,都不再梦想着回到国有化和不受束缚的工会权力的时代。

撒切尔夫人的影响还将长久存在下去。这不仅是因为她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还因为她所提出的问题仍在困扰着我们。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节制之后,英国还得继续前进。赤字问题已经完全暴露出来,而某些企业(这次是银行而非制造商)与政府之间也存在着过于密切的联系。玛格丽特·撒切尔和她所锻造的撒切尔主义仍旧像上世纪80年代那样,对当今社会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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