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君超: 鲜于枢与赵孟頫

作者:万君超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3-04-5,星期五 | 阅读:1,598

在本次《翰墨荟萃——美国藏中国五代宋元书画珍品展》中,共有八件宋元书法作品,其中元代鲜于枢《草书韩愈〈石鼓歌〉》卷、赵孟頫《行书〈羲之四事帖〉》卷,均为美国爱尔兰裔收藏家顾洛阜(1913—1988)旧藏,今藏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刊印于翁万戈编《美国顾洛阜藏中国历代书画名迹精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年12月,以下简称《顾洛阜藏中国书画》)一书中。

鲜于枢《草书韩愈〈石鼓歌〉》卷,纸本,44.9×459.9厘米。款署“大德辛丑夏六月”,即大德五年(1301),时年五十六岁,翌年逝世。鲜于枢(1246—1302,字伯几、又作伯机)、赵孟頫和邓文原为“元初三大家”,元人虞集亦曾云:“大德、延祐间,渔阳(鲜于枢)、吴兴(赵孟頫)、巴西(邓文原)翰墨擅一代。”三人皆为书道挚友,曾同活跃于当时的杭州文化圈。赵、邓书法相近,师宗魏晋钟繇、二王;鲜于行书师宗二王、唐人虞、颜,草书师宗孙过庭、怀素、张旭、高闲。赵孟頫在《题伯机临鹅群帖》中云:“仆与伯机同学书,伯机过仆远甚,仆极力追之而不能及。伯机已矣,世乃称仆能书,所谓无佛处称尊耳。”(见朱存理《珊瑚木难》卷四)当非过情虚言。

赏观《草书韩愈〈石鼓歌〉》,行草相间,既有“二王”和《十七帖》风致,又有唐人孙过庭、怀素等人笔韵,其中第四十二行“國”字,一如怀素《自叙帖》中之“國”字。通卷一气呵成,雄放恣肆,有“河朔伟气,奇态横生”之感。鲜于枢草书谋篇布局,章法严谨;无一笔不精熟,且循法度而有变化,能出己意,筋骨遒劲。如无数十年之功力,当难以致之。

明人张懋修《墨卿谈乘》中尝云:“翰墨虽技,然不专工则无以诣极,不博涉则无以取裁,不精熟则无以应变。前古名士岂艺不苦习,名由浪得者乎?”因鲜于枢早年曾为史掾吏,其尝自云:“余幼尝为吏,虽连章累牍,亦必手书。……既得小官,始留意书翰。”故元人陶宗仪《书史会要》云:“太常(鲜于枢)蚤年尝作吏。故所书未能脱去旧习,不免间有俗气。”此或以其早年之书而概论其中晚年之书,失之偏颇。但后人多竟因此耳食信之。赵孟頫比鲜于枢多活了二十年,鲜于比赵氏年长八岁。如若天假其年,两人之书法成就孰高孰低,真的不易判断也。元朝一代,能够跳出赵孟頫书风笼罩的书家极少,而能独树一帜且与之分庭抗礼者,亦似乎唯有鲜于枢一人而已。

傅申评《草书韩愈〈石鼓歌〉》:“用笔中锋,运笔圆润有力,力透纸背,以气胜人。”又云:“在传世伯几书迹中,此本也是最晚年的作品,故可谓是绝笔书。”(傅著《书史与书迹(二)》,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2004年)翁万戈亦云:“鲜于枢写此歌多次,可见其于古迹的爱好及对韩愈的尊崇;而此卷若称为元代草书第一杰作,则‘虽不中,不远矣’!”(翁编《顾洛阜藏中国书画》)

《草书韩愈〈石鼓歌〉》卷首小字题“唐韩昌黎石鼓歌元鲜于枢书”,右下“佐字号”(项元汴藏品《千字文》编号)三字;卷未题“明墨林山人项元汴观于崇古斋中”。又高士奇、沈尹默两跋,道光年间项源(芝房)观款。卷中历代鉴藏印多达六十余方。先后经项元汴、王时敏、高士奇、高岱、张钧衡、张珩、蒋榖孙、谭敬、顾洛阜等人递藏。杨仁恺《国宝沉浮录》中说:顾氏所藏《草书韩愈〈石鼓歌〉》为《故宫已佚书画目》中之物。此书卷有可能是香港收藏家王文伯售于顾氏。

传世鲜于枢《草书韩愈〈石鼓歌〉》有两本,另一卷著录于清人孔广陶《嶽雪楼书画录》卷三,纸本,尺寸34.7×497.6厘米。卷中无鲜于枢款署,卷末钤圆形朱文印“鲜于”,朱文方印“困学斋”。卷上有卞永誉、式古堂书画、卞令之鉴定等印。有陆深、曹溶、罗天池、孔广陶题跋和伍元蕙等人鉴藏印。1999年10月,香港苏富比公司秋拍以684万港币成交;2004年6月,北京翰海公司春拍又以4620万元成交。鲜于枢传世书法无署款者极少,《道德经》上卷、《韩愈进学解》卷、《麻徵君透光古镜歌》册、《论草书帖》均似残本,故无署款。又陶宗仪《书史会要》中记,元末书法家边武(字伯京):“行草专学鲜于太常,时有乱真者。”此今人不可不知也。

赵孟頫《行书〈羲之四事帖〉》卷(又名《右军四事帖》),纸本,24.4×117厘米。全卷共二十七行,无年款,署“子昂书”。翁万戈鉴为约书于大德(1297—1307)十年间书,不知依据何在?全卷分为四段文字,翁万戈《顾洛阜藏中国书画》中云:“按一、二、四段出于《晋书·列传五十》,三段出于羊欣(370—442)所云。”实《羲之四事帖》文字皆出于南朝刘宋人虞龢《论书表》中(见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二)。卷后元人张雨题跋亦云:“右四则语见《论书表》,使虞侍郎见赵魏公此迹,当复作何语耶?”不知翁先生何以会视而不见?如从赵孟頫传世书迹审鉴,《羲之四事帖》的书写年代,或可定于大德至延祐年间,即1297年至1320年。

赏观《羲之四事帖》之书风,是以《阁帖》中王羲之书和《兰亭序》为主,兼以《十七帖》笔意,布局精严。赵孟頫学王羲之书,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有时甚至“比王羲之还要王羲之”。如将米芾与赵孟頫同是学王字的行书相比较,若论法度而言:“赵氏循规蹈矩如同严守戒律的苦行僧,米芾意欲自逞则像是禅林票友。”(刘涛著《书法谈丛》,中华书局2012)赵孟頫的唯美主义书法整整影响了元、明、清三代,明人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中曾云:“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举无此书”。

法国华裔艺术史学者熊秉明在《中国书法理论体系》(天津教育出版社2003年)一书中说过:“书法与绘画比较起来,本是一种较理性的、远离感性之媚的艺术。中国书法没有物象,没有悦目的彩色,和我们感官世界的现象有一定的距离,但是赵孟頫的字像雨后的兰花修竹,给人一种少女鲜美的诱力。他用最好的笔写在最好的纸上,凡手指的敏感都通过尖利的软毫传达到纸上。”赵字是在追求一种远离现实生活的纯粹之美。赵孟頫的书画成就来自于他与生俱来的天赋和气质。后人学赵书者无以计数,但皆无法达到赵书的境界和造诣,其原因或在于此。连文徵明和董其昌都难与之雁行,矧他人乎?至于后人对赵孟頫书法的某些苛评或抨击,其中既有特定的历史语境因素,亦似有“羡慕、嫉妒、恨”之心理。

《羲之四事帖》有赵氏自用印五方,共钤印八次。历代鉴藏印约四十方。卷后有张雨、陆继善、倪瓒、胡世安、吴宽、周天球、邵松年七人八段题跋。曾经来复、梁清宪、梁清标、邵松年、许汉卿、周大文、程琦等人鉴藏,流传有绪,亦著录于文嘉《钤山堂书画记》、邵松年《古缘萃录》卷三。1988年顾洛阜逝世前捐赠给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杨仁恺《国宝沉浮录》中说:《羲之四事帖》(该书中曰《虞龢论书表》)为《故宫已佚书画目》外之“东北货”。或有可能是旅日华裔收藏家程琦(1911—1988)售于顾氏,存疑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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