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劲秀:“文化大革命”中的习家

作者:彭劲秀 | 来源:爱思想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3-01-18,星期五 | 阅读:1,930

习仲勋全家罕见照

习仲勋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政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他一生实事求是,光明磊落,敢于直言,深孚众望,在陕北时期和建国之初,曾多次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

1945年10月,党中央派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率领一批干部离开延安到东北开展工作。在选配西北局书记一职时,毛泽东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当时习仲勋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年仅33岁。

1947年冬,陕甘宁晋绥边区土改运动中发生乱斗、乱扣、乱打、乱拷、乱没收财产、乱扫地出门等极端混乱现象,更甚者,有的烈士家属被扫地出门,有的劳动英雄因有余粮被当成斗争对象。习仲勋针对上述问题于1948年1月4日至2月8日一个多月内,向党中央、毛泽东三次函电,直言反“左”。毛泽东阅后指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

1952年初,习仲勋任西北局书记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一天,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正在阅读习仲勋从西安发来的《关于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会全体会议情况》的报告。毛泽东看了十分满意,问薄一波:“你讲讲,习仲勋这个同志怎么样?”薄一波早在延安时就听到毛泽东赞誉过习仲勋“年轻有为”,于是便以“年轻有为”作了回答。毛泽东说:“如今他已经‘炉火纯青’。”

西北地区有汉、回、藏、维、蒙等十多个兄弟民族,历史和现实的因素盘根错节,非常复杂。面对这样的局面,习仲勋从实际出发,决定采取争取青海省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投诚的策略。通过细致、耐心的争取,经历了几次动摇、反复的项谦终于投诚,对稳定和发展西北的大局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事后,毛泽东见到习仲勋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1951年初秋的一天傍晚,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林默涵和胡乔木在中南海湖水中划船时见到毛泽东。毛泽东说:“告诉你们一个消息,马上给你们派一位新部长来。习仲勋同志到你们宣传部来当部长。他是一个政治家,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1959年4月中旬,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习仲勋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

在1962年10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习仲勋被党内大奸康生诬陷“利用小说进行反党”,受到停职审查,从此,习仲勋再也没有见过毛泽东。

习仲勋从青年时代即投身革命,几十年矢志不渝,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但他一生却屡遭诬陷,饱受磨难。战争年代在陕北“肃反”中险被活埋的历史姑且不谈,仅就建国之后而言,他从1962年夏在北戴河会议上遭到康生等人的诬陷,继之以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习仲勋被立案审查达16年之久,占建国后至1978年复出29年时间的大半。不仅他本人遭到残酷的迫害,全家人也都无辜受到株连。

早在“文革”之前就已横遭诬陷

谈到习仲勋在“文革”中遭受的磨难,首先必须追溯“文革”前的1962年康生借小说《刘志丹》诬陷习仲勋的问题。因为,习仲勋在“文革”中遭受的磨难是这一事件的继续,密不可分。

据贾巨川《习仲勋冤案始末》(2011年第1期《炎黄春秋》)披露,1962年7月25日,中央召开北戴河会议,其议题是:讨论有关包产到户问题在内的农业、粮食、财贸、商业和国家支援农业等问题。到了8月5日、6日,毛泽东先是在华东、华中小组会议上开始吹风,继而在大会上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正式讲话,接着又于9、11、13、15、17、20日的6次中心小组会议上多次插话,继续阐发他的讲话观点。他把党内一些认识的分歧,当作阶级斗争的反映;把一些比较符合客观情况的意见,看成是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言论,斥之为“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由此,会议即转为着重讨论阶级斗争和批判“三风”。阶级和阶级斗争也自然成为即将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的主要议题。

习仲勋没有参加北戴河会议。在此期间,他受周恩来总理委托,在北京主持召开全国中等工业城市座谈会。周恩来还特别关照习仲勋在座谈会结束以后,去北戴河休息一些日子。全国中等工业城市座谈会于7月30日开始举行,8月24日结束。会后,习仲勋即按周恩来的安排到北戴河休息。

同一天,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结束。这时,习仲勋没有想到,一场政治厄运正在像一张罗网一样向他一步步地收拢。

在刚刚闭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康生,开始给他罗织罪名,并把他和曾经共同驰骋西北战场的彭德怀元帅与所谓“翻案风”联系在一起进行批判。

彭德怀在1959年庐山会议遭到错误批判和处理,但在后来贯彻调整政策,为“反右倾”中被错误批判、打击的干部进行甄别平反的过程中,彭德怀问题没有得到平反。刘少奇在1962年1月27日“七千人大会”上,讲到为什么要肯定庐山“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时说:这“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是高、饶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 “都有国际背景”,“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091页)。并说: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但彭德怀坚持向党中央提出申诉,要求中央公正地审查和处理自己问题。

彭德怀没有参加七千人大会,当他知道在会上再次受到批判以后,十分激愤,连声喊道:“诬蔑!诬蔑!”4月16日,彭德怀向毛泽东和党中央递交了一封很长的申诉信,即所谓“八万言书”。他不承认自己有“阴谋篡党”的问题,不存在“彭德怀、高岗联盟问题”;不存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问题;自己在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的军队建设,不能得出“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结论”。8月22日,即北戴河会议结束前两天,彭德怀再次致信毛泽东、党中央,重申不存在反党小集团篡党和同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问题。这两封信又被认为是彭德怀利用当前国际阶级斗争激烈的形势和国内发生了困难而借机翻案,是向党的新进攻。8月5日,毛泽东点名批评彭德怀:1959年反右倾斗争,大多数是搞错了。彭德怀要翻案,

要求平反。我看1959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参加会议的有些人也认为,彭德怀逼着中央全会来讨论他的问题,是向中央挑战。由此引发起一场对彭德怀所谓“翻案风”的激烈批判,其气势不亚于1959年的庐山会议。

8月24日,康生利用一些捕风捉影的材料,诬陷习仲勋“勾结刘志丹的胞弟刘景范和刘的妻子李建彤,授意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习仲勋:《永远难忘的怀念》,《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314页。)说习仲勋是“翻案风”中又一个“挂帅人物”。当天,康生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写信,说《刘志丹》小说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写作问题,看来是“带有政治倾向性”(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1096页。),并要求中央书记处处理这个问题。

在1962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大讲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严厉批判“翻案风”、“黑暗风”和“单干风”。这时,康生提出了小说《刘志丹》的问题,他递了一张条子给毛泽东,上面写道:“利用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马上在会上念了这张条子,然后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在康生策动下,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被指责为小说《刘志丹》的幕后策划者。中央决定成立由二十人组成的“清查习仲勋等同志反党活动的专案审查委员会”,康生任主任。专案审查小组认定“写《刘志丹》一书是习仲勋反党秘密集团蓄谋已久的。习仲勋是《刘志丹》的第一作者,刘景范是第二作者,执笔者是李建彤”。诬称“把刘志丹写得比毛主席还英明、还先知”; “为高岗翻案”,“吹捧习仲勋”。

此后,原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被撤销职务,下放;原国家经委副主任贾拓夫也被撤职,下放,1967年5月7日被迫害致死;1968年5月,刘景范被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入狱;作者李建彤于1968年1月遭关押,1970年被开除党籍,接受劳动改造;1968年1月,时任劳动部部长的马文瑞也被关押,“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一转眼就被说成了“习(仲勋)、马(文端)、刘(景范)反党集团”。

《刘志丹》小说案最后升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并被定为“西北反党集团”,把西北大部分司局长以上的干部都划了进去,打倒了几百名干部。不仅西北干部,长征过来的南方干部和1962年参加审查这个案件的干部都未能幸免。陕甘宁老区的基层干部和群众,有上万人被打成“彭、高、习反党集团”的黑爪牙,甚至李建彤到陕北采访时为其带过路的群众也被打死了好几个。该事件前后共株连迫害达万人之多。

在康生一伙处心积虑要将习仲勋置于死地的关键时刻,周恩来在中央会议上提出,不能把习仲勋定为“敌我矛盾”,他还是我们的同志。周恩来提出,可以把习仲勋安排到中央党校附近,找个安静的房子,让他住在那里学习。中央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1963年,习仲勋到中央党校学习,独居在“西宫所”。对此,习仲勋后来回忆说:正在我陷入极端苦恼的境地中,恩来同志受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委托,和陈毅同志找我谈话。陈毅同志宽慰我说:“我犯的错误比你大,改了就好。要努力振作起来。”恩来同志亲切地握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党中央、毛主席对你是信任的,让你代表政府做了许多工作,即使出了《刘志丹》小说这个问题,错了就改嘛。我们还是好朋友。千万不要有一念之差。”这饱含着党的温暖和阶级友爱的语言,感动得我忍不住流出了眼泪。我向恩来同志表示我的决心:“总理,您放心,这点我还不会。我准备回农村去做个农民,革命不是为了当官,种地同样可以革命。”

恩来同志让我的秘书派车把我妻子齐心接回家来。她一到家,恩来同志就马上和她通电话,嘱咐她防备我有一念之差。

被隔离审查的习仲勋没有消沉。他给自己定了一个学习计划,然后从家里带来许多书籍,在“西宫所”阅读。

过了两年,周恩来不顾康生等人的反对,向中央建议:给已经被撤销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习仲勋安排一定的工作。可以安排习仲勋到基层去担任一定领导职务。中央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1965年,习仲勋被下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当副厂长。

“文革”灾难中习仲勋在劫难逃

“文革”的狂潮席卷中国大地,被康生一伙诬陷为“反党集团”头子的习仲勋自然在劫难逃。康生伙同林彪、江青等人对习仲勋的迫害进一步升级。1966年5月,在康生的主持下,习仲勋专案组又搞出一份审查报告,报告中直接诬陷《刘志丹》一书是“习仲勋反党集团”蓄谋已久的阴谋。他们还先后给《刘志丹》一书罗织了四大罪状,其中的要害主要有两条,一条是为高岗翻案,另一条是替习仲勋篡党制造舆论。康生还把专案组的有关材料交给造反的学生,指示他们到处揪人、批斗。

1966年冬的一天,几十个红卫兵从西安来到洛阳矿山机器厂,闯进车间,责令正在劳动的习仲勋交代“反党罪行”,并动手动脚,要揪他去批斗。在场的工人们自发地把习仲勋围了起来,保护他。手中拿着铁棍、扳子的工人们表示:谁要是敢动习厂长,我们就和他拼命。双方僵持不下,一场武斗一触即发。

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发生意外,习仲勋对保护自己的工人们说:“你们保护我,是好意。但你们如果打伤了红卫兵就是我的责任,红卫兵打伤了你们也是我的责任。”然后,他对红卫兵说:“你们要揪斗我,好,我跟你们走,要走就快走。”红卫兵害怕在洛阳与工人交起手来对自己不利,于是赶紧把习仲勋推上卡车带到西安去批斗。

造反派为了把习仲勋彻底打倒、搞臭,他们在西安等地对他批斗很长时间仍不过瘾,又把习仲勋押到他的老家陕西富平批斗。然而,大出造反派意料的是,当拉着习仲勋批斗的汽车一开进村庄,四面八方的乡亲们立即跑过来,围着习仲勋问寒问暖。在迤山中学的操场上,台上的造反派声色俱厉地批判习仲勋的“罪状”,台下的乡亲们却在津津有味地谈论他的功绩。

淳朴的乡亲们说,我们不是来批斗习仲勋的,多年不见,我们是想来看看他,要不是他在困难时期拨粮食给我们,我们也许早就饿死了。

批斗会结束后,灶房做饭的师傅精心地做出家乡饭——红豆面招待这位离开家乡几十年的老干部,押解习仲勋来批斗的红卫兵反而沾了习仲勋的“光”。

康生一伙仍然不肯放过习仲勋,要把他拉到兰州和延安等地进行批斗。周恩来看到习仲勋在西安被揪斗的照片后,就批评说:“我们都不知道,你们为什么随便把习仲勋抓到西安?”又说:“这样,‘文化革命’就变成‘武化革命’,这是给‘文化大革命’抹黑,也是给我们国家脸上抹黑。”周恩来当即让身边工作人员打电话,制止西安的造反派揪斗习仲勋。并在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后,于1968年1月3日派飞机将习仲勋从西安接到北京,交给北京卫戍区“监护”。这实际上是把习仲勋变相保护起来,使他免受没完没了的批斗,也保证了他的安全。

在北京卫戍区,习仲勋被关在一间七八平方米的小房子里。他每天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坚持两次转圈散步,锻炼身体。转圈开始从1数到10000,然后再倒着走,从10000数到1。他后来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为了要为党和人民再做工作,就要走,就要退,锻炼毅力,也锻炼身体,我对共产党是有充分信心的,我认为党中央对我总会有个正确结论的。”

即使在被关押、挨斗的时候,习仲勋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恪守人格和良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说假话,更不为了减少自己的皮肉之苦而乱“咬”他人。使群众对他从心里佩服。

1975年,由于有过去康生主持的审查组的“结论”,加上“四人帮”从中作梗,习仲勋的所谓“反党问题”仍然拖着。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考虑,在“四人帮”横行的情况下,习仲勋在北京随时会再次受到迫害。经慎重考虑,周恩来于1975年春亲自过问,决定对习仲勋解除“监护”,仍然按“文革”前的组织处理决定,以党员领导干部的身份将习仲勋再次下放到洛阳。在周恩来的关心下,中央决定派习仲勋的夫人齐心跟他一同去洛阳。同时,为了习仲勋的安全,周恩来还让河南省公安厅来两位同志把他们接去。这次去洛阳,习仲勋被安置在耐火厂的员工宿舍区。习仲勋夫妇二人在这里度过了三年的时光。

解除“监护”,有了工作,能够看书看报,习仲勋的心情好多了。更让他舒心的是,在这里,他能够和群众生活在一起,从群众中感受到了温暖,心灵获得了莫大的安慰。在此期间,习仲勋特别爱和普通群众来往,交了许多基层的群众朋友。长达八年的关押,使习仲勋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摧残,但他没有向命运屈服,而是利用一切条件锻炼身体。他每天早早起床,走到城郊,一走就是两个小时。这里空气好,又清静,还能和几个农民朋友说笑谈天,身体逐渐恢复起来。

齐心后来回忆起这段时光时曾说:我由衷地佩服仲勋所具有的超人毅力。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天气,每日早上,他都要去郊区散步两小时。上午和工人一同在浴池洗澡,然后读书看报,下午又到郊区水库散步。时间长了,他和看护水库的邓老头儿及郊区的农民交上了朋友,每每凑到一起的时候,他们总是谈笑风生,好像有说不完的话。……如今,每当我回想起那些曾视我们如亲人的工农朋友们,心底里总是充满了感激之情。

习仲勋虽然两次被贬逐洛阳,其间还被拉到西安和陕北批斗,饱受磨难,但他并不消沉、悲观,他对未来充满希望。

夫人、子女无辜受到株连

在习仲勋遭受审查和迫害的日子里,夫人齐心和孩子们也都受到了株连。

习仲勋的夫人齐心,河北高阳人,1926年出生。1939年,齐心随姐姐来到山西屯留“抗大”,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此后到延安学习。1943年,她在绥德与习仲勋相识,次年结婚。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丈夫遭受诬陷和迫害的艰难岁月,她始终坚贞不渝,与习仲勋风雨相伴,患难与共,坚信阴霾终将过去,正义必然胜利。

“文化大革命”中,齐心因没有和习仲勋划清界限一直遭受审查,仅在河南省黄泛区农场中央党校“五七干校”劳动就近7年。他们的两个女儿桥桥、安安已下放到生产建设兵团,大儿子近平下放到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当插队,小儿子远平随齐心一起来到了黄泛区农场,在农场初中上学。在普及高中时,远平被剥夺了升学的权利,还是在老战友的帮助下才当上了车工学徒。1970年“整党”时,“五七干校”的造反派以齐心是“黑帮家属”,“不能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由,要求齐心退党。但是,齐心意志坚定,不为所动,仍坚持每月按时交纳党费。

1972年冬,在干校的齐心从姐姐来信中得知母亲将不久于人世,于是请求干校领导批准自己回京探亲。这样,孩子们也因此有了机会从各地返京,在齐心姐姐家中团聚。齐心和孩子们商量,决定给周恩来写信,要求和习仲勋见面。齐心在信中提出了几点请求:一、我和孩子们已经多年未见到习仲勋了,请求总理让我们母子早日见到他;二、我们在北京已无住房,要求解决住房问题;三、存款早已冻结,希望解冻一部分存款维持生活。周恩来很快对来信作出批复,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不久,齐心和孩子们终于见到了关押中的习仲勋,当习仲勋见到齐心和孩子们时激动得流了泪,连说道:“这是高兴的。”由于多年的分离,作为孩子的生父,习仲勋竟然一时分不清女儿桥桥和安安,更认不清已经长成大小伙子的儿子近平和远平!

习近平也深受株连之苦。据新华社报道:1962年起,年幼的习近平由于受作为中共元老的父亲习仲勋冤案的牵连,遭到歧视。在“文革”中,他受过批斗,挨过饥饿,流浪过,甚至被关押过。

要知道,1962年,习近平才9岁,一个理应天真烂漫、充满童趣小学生,竟因父亲的冤案饱受歧视,“文革”中又“受过批斗,挨过饥饿,流浪过,甚至被关押过”。一人蒙冤、全家受难,当时的株连之烈由此可见一斑。

另据《知情者忆习近平在延安梁家河的7年插队生活》披露,1969年初,不满16周岁的习近平作为下放知青到陕北延川县梁家河大队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71年,与习近平一起来的大多知青也都参军了,留下的人越来越少。习近平这样家庭背景的人只能在梁家河继续劳动,此时他的父亲习仲勋正在北京卫戍军区被监护。

1973年,许多大学开始招生,武辉和习近平一起去县里考试,习近平的目标是清华大学。但当时是考试加推荐,家庭成分和背景是关键,要根正苗红。为此,习近平母亲齐心还专程赶到延安,找到时任延安地区知青办主任高明池,希望习仲勋的问题不要影响子女。延安这边的问题解决了,但当时的清华由文革红人迟群、谢静宜掌管,清华这一关被卡了。那一年,除了习近平,其余一起来梁家河插队的北京知青已经全部离开。在《我的上山下乡经历》一文中,习近平写道:“那是一段非常孤独的时期”。

据王宪平回忆,因为家庭背景,习近平入团、入党、当上村支书,每一步走得都不容易。“当时大家都躲着‘反坏右’,村镇没人敢决定习近平到底能不能入党。”习近平先后写过8份入团申请书、10份入党申请书,公社都不敢批,认为他没有划清界限。

习近平的入党问题,最后被提到县委常委会上,由当时的县委书记申昜拍板批准。曾在延川插队的北京知青丁爱迪在一篇名为《陕北十年,那抹不去的回忆》一文中提到,他曾听到申昜与文安驿公社书记白光星的谈话:“白书记,人家近平在你们那里表现得不错,几年了怎么也在那里拦住不让入党?这是我们陕北的孩子,我今天就请你来给我说说理由。”申昜说:“他爸爸的结论在哪儿?没有。不能因此影响他入党。”就这样,一直拖到1974年1月,习近平终于入了党。

后来,习近平在回忆知青岁月的自述中说:“我先后写过十份入党申请书,由于家庭的原因,都未获批准。后来村里和公社要留我,又将我的入党问题交到县委去研究。在研究我的入党问题时,当时的县委书记说,这个村姓氏矛盾复杂,他‘整社’整得好,需要他留下来继续巩固;他爸爸的结论在哪儿?没有,不能因此影响他入党。所以就批准我入党,而后让我当了大队支部书记。”

习近平是幸运的,因为他遇到了一位公平正直、有胆有识、敢于担当的县委书记申昜。如果县委书记是一个信奉“左比右好”、“宁左勿右”乃至极左的人物,习近平仍然会继续被拒之于党的大门之外。在极左泛滥的年代,像习近平那样满腔热血、出类拔萃者,仅仅因为所谓的“家庭成分”、“父母历史”等问题被打入另册,在政治上将其扼杀于人生的起步之时,以致默默以殁的有为青年不知凡几!

艰难曲折的平反之路

1975年,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习仲勋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认为自己的冤案有了平反的希望。

这时的周恩来已经病重住院,但他躺在病床上仍一直牵挂着习仲勋。在一些领导同志去看望他时,他多次问起习仲勋的近况。由于有周恩来的关心和嘱咐,后来,叶剑英、胡耀邦、王震等人对习仲勋问题的解决都出了大力。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习仲勋先后三次给中央领导人写信。1976年 11月15日,习仲勋致信中央领导人,热烈庆贺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署名为“一个仍未恢复组织生活的毛主席的党员习仲勋”。1977年8月21日,习仲勋提起笔来,分别给邓小平、胡耀邦和王震写信,述说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特别是被监护以后的状况,恳切请求党中央重新认真审查他的党籍问题,作出结论,早日恢复组织生活。1977年8月24日,习仲勋又给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与党中央写信,一方面热烈祝贺党的十一大和十一届一中全会胜利召开,另一方面再次请求中央审查他的问题,提出想在有生之年继续为党工作的请求,并表示听从中央的安排,为党做些工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自己的一生。

粉碎“四人帮”之后,习仲勋的夫人齐心看到一些受过迫害的老干部陆续恢复工作,而习仲勋的问题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一年多尚未得到解决,心急如焚。她在女儿桥桥的陪伴下多次往返于北京、洛阳之间。1978年初齐心找到刚刚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和叶剑英副主席。

胡耀邦专门听取了齐心的意见,他十分关切地询问习仲勋在洛阳的生活和身体状况,对习仲勋在1962年蒙冤以后遭受到的各种磨难深表同情。胡耀邦当即表示说,凡是冤假错案都要实事求是地坚决平反昭雪,不论谁说的,谁定的。习仲勋同志的案子当然也不例外。

叶剑英会见齐心时也表示,坚决支持习仲勋出来工作。

齐心迅速把与叶剑英和胡耀邦的谈话情况告诉了习仲勋。习仲勋感到欣慰,预感自己的冤案平反有望了。

胡耀邦不能看到自己的同志蒙冤,他对平反冤假错案从来都是不遗余力。在邓小平、叶剑英等人的大力支持下,胡耀邦果断地启动重新审理习仲勋冤案的程序。在审理期间,经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建议,先让习仲勋参加全国政协的活动。

1978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河南省委,指定由一位省委书记负责,速将在河南洛阳的习仲勋接回省委、护送进京。河南省委立即派省委组织部和保卫处有关人员于当天晚上赶赴洛阳。2月22日,习仲勋乘坐火车离开古都洛阳,到达河南省会郑州,受到河南省一位省委书记及其他同志的热烈欢迎。习仲勋情不自禁地与这位省委书记紧紧拥抱,激动地说:“这是我16年来第一次和同志拥抱,我感到自己又回到了党的怀抱。”这位省委书记当即安排习仲勋白天在中州宾馆休息,晚上坐火车回北京。习仲勋说:“我不需要休息,我建议你能带我坐车到郑州大街小巷转一转,而后我们俩人好好谈谈,我和外界完全隔断联系多年了,要到人民群众当中去,呼吸新鲜空气。”习仲勋游览了郑州市区、百货公司,来到纪念京汉铁路

工人大罢工殉难烈士的二七纪念塔。回到中州宾馆,习仲勋再次谈起,“十年内乱”时期有一段时间他被关在七八平方米的一间小房子,坚持每天两次转圈散步。转圈开始从一数到一万,然后再退着走,从一万数到一。

当天晚上,习仲勋登上北上列车,翌日抵达北京。

1978年2月24日至3月8日,习仲勋作为特邀委员出席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选举邓小平为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习仲勋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当年4月,习仲勋正式恢复了工作,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1978年4月后,历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广东省省长,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习仲勋主政广东,坚决贯彻中央的部署,同时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胆尝试,很快“杀出一条血路”,开创了广东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79年7月14日,中央组织部向中央递交《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报告指出:《刘志丹》不是反党小说,而是一部比较好的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描写革命斗争历史的小说;《刘志丹》小说的创作过程是正常的,没有什么阴谋,没有根据说习仲勋等在此书创作过程中结成“秘密反党集团”;习仲勋等同志关心这部小说的创作,对如何修改好这部小说发表过意见,是完全正当的,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反党阴谋集团活动;从案件前后经过看,所谓利用写《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冤案;“文化大革命”中,康生伙同林彪、“四人帮”更变本加厉,搞出一起株连甚广的现代文字狱。为此,凡因小说《刘志丹》案受到迫害、诬陷和株连的一切人员,都应恢复名誉,给予平反。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发[1979]53号文件,批转了中组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

1980年2月下旬,胡耀邦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总书记,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的通知》,习仲勋被彻底平反。1980年9月,被补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后又兼任法制委员会主任,主持讨论了许多法律草案。1981年3月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同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负责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

1988年4月,习仲勋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

2002年5月2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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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彭劲秀:“文化大革命”中的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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