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大师背后的隐秘故事

作者:岳南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3-01-11,星期五 | 阅读:1,679

编者按:抗战时期,华北高校内迁。陈寅恪、傅斯年、冯友兰、李济、梁思成、林徽因等最后一批大师也随校南渡,又在抗战结束后北归。南渡北归其间八年,在大师及高官的身上发生了一系列大事,其中不少已随大师的逝去而难觅真相。岳飞后裔、作家岳南耗时八载采访,著成《南渡北归》三部曲,因还原事实真相而受到读者广泛的赞誉和好评,随着繁体字版在港台地区发行,两岸三地文化、学术界再度引起震动。近日,本报特别约请刚刚从台湾清华大学讲学回京的岳南先生,向读者讲一讲《南渡北归》的写作缘起以及背后鲜为人知的隐情秘事。

一、两次南渡与北归

看过《南渡北归》的读者在掩卷之后,仍感到不太过瘾并有许多事情需要向作者询问,似乎这部作品藏了太多的秘密或隐密,我接到的信息几近五千条了,现在是2012年旧历的尾声,也是西历2013年的开始,在这个新旧交替、万象更新的日子,我在这里借此稍作解答,以飨万千读者。

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还立着一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此为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北归时留下的一个历史见证和珍贵文物。碑文叙述了中国历史上共发生过四次大的南渡事件,分别是晋、宋、明和抗日战争时期。但这四次南渡,前三次南渡之人都没有再回中原,唯独伟大的卫国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并重归家园。这便是纪念碑上所说的“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的历史背景。

《南渡北归》所叙述的人与事与碑文记述不同的是,除了抗日战争时期知识分子的南渡北归,另有国共内战时期的又一次南渡北归,属于两次性质不同的南渡与北归。读过书的朋友已经清楚,作品的序幕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拉开,随着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平津等地相继沦陷,国民政府为保存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全力支持北大、清华、南开等大学教授和学子自沦陷区南渡西迁,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和学生从此开始了艰苦的流亡生活,这个群体先搬到长沙,后播迁昆明、蒙自、叙永,在敌机无休无止的轰炸中,学人们依然挺起高傲的脊梁艰难办学、求学。与此同时,在南京的中央大学、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也开始向西南之地迁徙,而史语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北大文科研究所、同济大学等科研教育机构,在抗战烽火中艰难跋涉,最后流亡到川南重镇李庄落下脚来。作品的序幕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拉开,随着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平津等地相继沦陷,国民政府为保存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全力支持北大、清华、南开等大学教授和学子自沦陷区南渡西迁,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和学生从此开始了艰苦的流亡生活,这个群体先搬到长沙,后播迁昆明、蒙自、叙永,在敌机无休无止的轰炸中,学人们依然挺起高傲的脊梁艰难办学、求学。与此同时,在南京的中央大学、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也开始向西南之地迁徙,而史语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北大文科研究所、同济大学等科研教育机构,在抗战烽火中艰难跋涉,最后流亡到川南重镇李庄落下脚来。

八年血与火交织的抗战,山河虽已破碎如风中飘絮,时局日愈艰难,但战时中国的教育和科研并未停歇,反而推向一种奇崛的高度,成为历史的标杆。这个高度和当时的自由环境以及国民政府的战略思想密切相关。抗战开始后,有党国大员提出南迁的大学以办短期培训班为主,培养出的人员尽快投入战场和生产线,但胡适等人竭力主张“战时教育须作平常看”,必须按部就班地把大学教育办下去,且把发展学术、延续文化、推动科学研究当作民族复兴、建国大业的宏伟蓝图来实施。历史向后人昭示的是,在日寇轰炸之下,南渡学人心忧国难,将课堂搬到树林山沟,庙宇道观,拼尽全力延续文化薪火。正是这种紧毅刚卓的信念,将西南联大打造成令后人仰之弥高的高等教育奇迹。经全国军民与知识分子的共同奋战,仅八个年头,便收恢复之全功,此为中华民族可歌可泣的伟大胜利。凯歌声中,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开始了历史上第四次南渡的后的大回归。

然而,民族的抗战虽然赢来了胜利,但知识分子的命运却依旧多舛。南渡之后的北归,本可快慰人心,可谁又想到不出一年,国共内战爆发,兄弟阋于墙,一心向学的大师巨子不得不在内战的炮火声中无奈地作出人生决择,其结果正如大家所看到的,胡适、梅贻琦、傅斯年、李济、董作宾、凌纯声、毛子水、叶公超等等,携家带口,同时带着他们的个人理想和主义,越过台湾海峡,进行第二次南渡,最终“归骨于田横之岛”(傅斯年语)。而以陈寅恪、叶企孙、饶毓泰、曾昭抡、吴宓等一批大师则仓皇张望,不知如何适应。有的知识分子如杨振宁之父杨武之教授,在离开清华校园仓惶南渡后又突然改辙更张,不再前行。更有一批知识分子南渡后或流落西南,或重新北归,身后情境凄凉。多数原地不动的知识分子,紧守故土,积极改造,其晚境不是投湖便是上吊自杀,如向达、汪篯、俞大姻、陈梦家、傅乐焕、穆旦等等。也有一部分在“文革”中投靠江青等权贵,红极一时,如冯友兰、周一良等所谓的“商山四皓”,最终又陷于“万般委屈难求全”,世人皆曰杀的尴尬之境,令人扼腕——这便是二十世纪光照寰宇的大师群体两次南渡北归的大致脉络。

二、为什么天才成群地来

上世纪前半叶,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A.L Alfred Louis Kroeber,1876~1960)感叹于世界学术进步之快,曾发出了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天才成群地来”?事隔多少年之后,许多看过《南渡北归》的读者也对我说,他们最先惊讶的不是书中描述的艰难与纷乱,而是感慨那个时代的大师之多,学问之好,天才之广,有的读者甚至说一眼望过去,那些名字犹如灿烂群星,光彩耀眼,震憾人心,于是便有了类似克罗伯那样的迷惑与疑问。

关于这个问题,我在书中或明或暗地解答并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就中国而言,历史上大师云集的时代共发生过两次,一是春秋战国时期,产生了诸子百家,天才人物群体涌现是从那个时代开始的。百家之后开始凋零,百花齐放不再;第二便是清末民初,也就是我书中描述的那些人物出生与成长的年代。清末民初是一个王纲解纽、诸侯蜂起、异族入侵、整个中国历史中少有的乱世,但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动荡、大辉煌的时代,是科学与民主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的转捩点。从文明进步意义上说,它已超越了任何一个朝代的乱世与所谓的盛世。这样一个纷乱中暗含着文明与进步的特定的历史氛围,于各个领域、各个层面产生了一批特立独行的知名人物,而这批人物的家庭背景、气质、爱好、学行、处事方式等等诸方面又各不相同,从而构成了20世纪上半页历史星河中一道亮丽的风景。在这个风景之中映照出的是清华国学研究院五位大师王国维、梁启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的身影;是霸气横生的“人间最稀有的一个天才”傅斯年的冲天怒吼;是一代佳人林徽因与冰心的恩怨是非,爱恨情仇;是著名学者闻一多在西南联大的孤注一掷,血酒西仓坡的悲壮……,这样一个恢宏、昂扬、天才云集的历史场面,是其他时代无法匹敌的。

如果对春秋、战国与晚清、民国这两个大时代加以分析,便不难发现,大师的产生需有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政治生活与文化氛围的宽松自由,即陈寅恪先生所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正是这样的精神支柱为依托,才有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老少两辈交相辉映的局面,才有了杨振宁、李政道两位西南联大学子日后斩获诺贝尔奖的实力,才有了“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 (1941年,国立清华大学成立三十周年校庆收到国外大学贺电)的大学教育发展的神速与成果。如果没有独立人格和自由的环境,且不说大师,就是小师也培养不出来。上世纪五十年代,陈寅恪先生蛰伏于岭南中山大学校园一间斗室里撰写《论》的时候,曾特别强调过一点:“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其骈俪之文遂亦无敌于数千年之间矣。……再生缘一书,在弹词体中,所以独胜者,实由于(作者)端生之自由活泼思想,能运用其对偶韵律之词语,有以致之也。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举此一例,可概其余。此易见之真理,世人竟不知之,可谓愚不可及矣。”这里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即“无自由之思想便无优美之文学”,但陈先生说“世人竟不知之”,我认为这句话是可以商量的。事实上,大多数读过书或有点文化的人应该知道自由与人类的创造力是成正比的,只是迫于政治压力或为了某种政治集团的利益而不得不沉默,装作不知或苟且偷生罢了。这一点,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如此.

三、田野考古的方法用到了写书上

有读者对我说,《南渡北归》牵涉的大师级人物近百,有名有姓的小人物更多,时间跨度大,又是一个乱世的背景,你是如何搜集资料和寻访大师踪迹的?我想了一下,这事看起来复杂,但亦无新奇之处,无非是把田野考古的方法用到了写作上而已。从寻访的角度说,我除了三下西南边地,还为寻找书中人物的一些细节走访了南京、上海、江西的某些地方,特别对傅斯年的家乡山东聊城,以及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年轻一代学者如何兹全、逯钦立等人的家乡和读书的中学也进行了访问。在聊城,通过傅斯年的侄子、聊城市政协委员傅乐铜先生知道了不少先前没有听说过的事,看到了不少家传的档案文字和照片。在著名的菏泽一中,找到了何思源和他的堂弟何兹全在此读书时的档案,何思源与傅斯年是北大同学,共同留学欧洲,后来做过国民政府山东省主席和北平市市长,何思源有一个女儿何鲁丽,行医出身,曾做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也与这个中学有关系。何兹全与逯钦立是菏泽一中与北京大学的先后同学,后来二人都在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工作过,傅斯年率史语所同人撤退台湾时,曾动员过二人一起走,但二人最终还是留在了中共接管的大陆在大学任教。他们这些人的档案材料,对这部书的写作当然是很给力,越是细节的越是难得的,也是最为重要的。

田野考古的方法是傅斯年1928年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时首次在中国以文书的方式提出来的,尽管以前这个方法和技巧已通过瑞典的探险家兼地理学家安特生、斯文·赫定等人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大陆上亲身示范并得到认知,但就理论上来说,真正把这个方法当成一门学问利用和倡导的还是傅斯年。当时傅提出的口号是“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个口号或者称为指导思路,后来成为中国考古学界的不二法门,其直接成果就是引发了安阳殷墟甲骨文与商代王陵等重要遗迹、遗物的发现,撞开了迷失在历史泥潭中千余年的殷商王朝的大门,把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推进到距今四千多年前。

我正是沿着田野考古的方法和路数进行采访和收集资料,对笔下描述的人物有了直接的感受,这一点很重要。比如说我在书中多次提到的傅斯年这个人物,有人说他是“齐鲁夸诞之士”,有人说他是耿介之人和“鄂鄂之士”,有人干脆就叫他“傅大炮”。傅氏之所以有这些性格和特点,并在关键时候以三篇雄文把两届行政院长孔祥熙、宋子文这样重权在握的皇亲国戚轰下台,与其出生的环境和家庭熏陶、教育有极大的关系。结合文献和实际考察可以看得更清楚,所谓齐鲁之人好议论之风是从古代即春秋之前就形成了,汉代达到鼎盛,不是近代才有的。齐鲁人士耿介正直,敢拼敢干的血性,也不是隋唐的“响马”和水泊梁山的“草莽英雄”才开始的,早在夏代就已萌芽,商代已基本形成,把这些历史知识与实际看到的人事加以印证,就有了历史的纵深感,就能对傅斯年这个人物的性格与内心看得更清晰,笔下的人物就更加鲜活真实起来。当然,傅斯年家族过去的荣耀与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其七世祖傅以渐是大清入关顺治朝第一位状元,后官至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掌宰相职)对傅斯年的影响至深且巨,我是看过傅斯年家族当年的“相府”和“傅家坟”旧址的,站在这样的地方,面对如此的古迹,似有一个声音在呼唤我,引领我发掘一些意想不到的素材,思考一些前尘往事与后世之缘,我在书中写到傅斯年和他家族的许多细节,就是这样得来的。

四、刘文典踢蒋介石等事件

田野考古的方法除了傅斯年所倡导的“动手动脚找东西”外,还有一项不可或缺,这便是考证辨伪。在我搜集阅读的几千万字史料中,有正史与野史、可信的与存疑的,这就需要拿出考证的功夫和方式、方法做一些去虚存真的工作。当然,不是说野史与存疑的材料就一定不能用,有的也可以用,但要用的恰到好处。如第二部《北归》第十章“‘国宝’刘文典”那一节。说的是一代狂人刘文典执掌安徽大学时闹学潮,时正在安庆巡视的蒋介石闻讯,把刘文典叫来训斥一顿,刘氏不服,蒋一怒之下搧了刘两个耳光。想不到早年做过孙中山秘书的刘文典并不示弱,飞起一脚踢中了蒋的腹部,蒋氏当场倒地,大汗淋漓地在地下翻滚了半天。后来有人说刘氏这一脚正踢中了蒋的蛋蛋儿,蒋在医院住了好几天,胯部的蛋蛋儿也肿成了小皮球。蒋介石就这样在床上捧着“小皮球”,于呻吟声中以“治学不严”的罪名下令把刘文典关押了7天算是了结。刘氏释放后,卷起辅盖到北平清华大学当教授去了。后来有人说宋美龄之所以不生孩子,与刘文典这一脚有关,经此一脚,蒋便无生育能力了。

关于刘文典踢蒋介石蛋蛋儿事,亲见者少,道听途说和演义者多,鲁迅在《知难行难》一文中曾提及此事,说“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尽管鲁迅与刘文典有交往,但并未在事发现场,因而说是事件为“不称主席”引发,当然也没有提及蛋蛋儿之事。我在书中引用这个故事的时候思索了良久,最后决定采用前一种说法,以达到突出刘文典性格和知识分子骨气的效果(当初演义的人或许也是这样想的吧)。因没有确切的一手材料支撑,遂在书中暗示这是一个“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仅且是文人墨客或被压迫人民的一种渴望或念想吧。

如果说刘文典怒踢蒋公的蛋蛋儿有些传奇色彩,我在李庄遇到的一件事可说是离奇了。《南渡北归》已有详细介绍,像傅斯年、李济、梁思成、林徽因、梁思永等等一大批学者,流亡西南后在四川南溪县李庄镇住了六年。八年前我在四川李庄采访原国民党李庄支部书记之子、南溪县政协委员罗萼芬时,他给我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当时梁启超的二公子、毕业于哈佛大学的考古学家梁思永一家就住在罗萼芬家中的另一处院落,两个家庭建立了很深的感情,留下了许多值得怀念的故事,其中一个是说:美国投到日本广岛、长崎的两颗原子弹,最早的故事就发生在李庄,当时建筑学家梁思成接到了美国盟军要轰炸日本本土的指令,并有投放原子弹的秘令,只是当时对投放地点没有定下来,美国方面想听听梁思成这位大专家的意见。当时正在李庄流亡的梁思成拿不定主意,于是便来到了党部书记罗南陔家,与罗谈起了这件事,最后二人商量的结果是,东京与京都这两个古城不能扔,最好扔的远一点,于是就出现了后来全世界都知道的广岛、长畸……。

听罢此言,我当场就提出质疑,认为故事是假的,但罗萼芬斩钉截铁地说是真的,并说他的父亲与梁思成商量的时候,他作为一个小孩子在一旁给他们倒水,是亲眼所见亲耳听到的,因而事过六十年仍记忆犹新。——对于这段离奇的段子,我心中清楚是不可能的,当年梁思成确曾经到重庆为盟军轰炸日本本土在地图上作过标志并在客观上保护了京都、奈良等古城古物,但扔原子弹的事无论如何也轮不到由他来指点江山。或许,这是罗萼芬听了梁思成在重庆的事进行的演义,或许人到了晚年便会产生一种幻觉性的东西,但我感到这个离奇故事本身有披露并让其存在的意义,于是便放于页后一个注释中,同时告诉读者只能是“姑妄言之,故妄听之”罢了。

五,张学良与胡蝶并非情人关系

当然,像上述所说的似是而非的故事放于书中只能是偶尔为之,用得多了就成穿越小说而不是纪实类作品了。既然是纪实,就要在“实”字上下功夫。面对历史上说法不一的人物与事件,要尽量施展本领加以考证追索,给读者一个真实或最为接近真实的说法,我在写作中是这要做了的。如第二部《北归》第305—315页,我就拿出了这十个页码以注释的篇幅来考证1931年9月18日夜,盘踞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炮轰沈阳北大营中国驻军,也就是著名的“九一八事变”真相。按照当时的传闻,事发当夜手握兵符的张学良正在北京一个舞池抱着赵四、朱五两个妖艳女人以及当红女影星胡蝶仆仆楞楞地纠结成一团,对事变经过与东北军死活毫不关心。而过去教科书和一帮所谓战史或党史权威的说法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最高统帅蒋介石连发数电,命令当时节制东北政务的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绝对不得抵抗”。就是这个命令导致几十万东北军未放一枪退入关内,整个东北四省沦陷。事实如何呢?经过我的考证,事变当晚,蒋介石携周佛海等人乘“永绥”号军舰离南京赴江西督剿红军,他是在九江停泊的军舰上过的夜。而张学良是事变第二天,即19日才向南京国民政府中枢致电的,到了19日晚上,南京方面留守大员经过商议才做出“电请蒋主席回京”的决定。因而,把“九一八事变”东北军不抵抗的帽子扣在蒋介石的头上是不对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张学良自己做出的决定。后来张本人在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唐德刚教授谈话时也承认了这一点,说:“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而张在日本电视台采访时也同样公开承认是自己的决定,与蒋先生无关,并称“不能怨人家”。

至于传播一时,搞得举世沸腾的马君武那首《哀沈阳》诗:“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尽管达到了抹黑张学良和泄愤的效果,但事发当晚,张学良与影星胡蝶没有在一起。据我考证,“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胡蝶等剧团人员正由上海北上但未抵达北平,不但当晚与张学良没有见面,胡蝶终其一生都与张学良没见过面,这一段史实的考证,还原了历史真相,也替胡蝶洗涮了背了大半生的黑锅。

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案例,就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满江红》歌词作者到底是谁的问题。现在昆明的“西南联大校史馆”以及出版的《西南联大校史》等书籍,都明确标示作者是西南联大中文系的罗庸教授。但据西南联大文学院长、哲学家冯友兰晚年说,这首歌是他作的。冯氏的说法一经提出,校歌的曲作者张清常就撰文公开予以否认,说歌词作者根本不是冯友兰而是罗庸先生,之后许多人卷入其中予以考证、论战。我在写作时对这个案例曾下过一定功夫,经过考证,真正的作者应是冯友兰而不是校史馆标志的罗庸。处于慎重,我用了将近一万字的篇幅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考证辨伪,结果还是得出冯友兰是真正作者的结论。这个结果,等于推翻了昆明校史馆和《西南联大校史》等书籍记载的结论,还了冯友兰教授一个公道——尽管我对冯氏的人品并不佩服且在书中还多少有些微词。

六、蒋介石没有下令暗杀闻一多

1946年7月11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最后一批学生搭车离开昆明,未行者只有待机北返的教职员与留守人员。当晚,在昆明北门以开办书店为掩护从事地下活动的民盟昆明支部主要成员李公朴,在外出时遭不明身份者枪击死亡。李氏一死,处于同情与各方的面子计,作为与李同一条战壕战友的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就不能携家乘机北上,他必须要办理完李公朴的丧事之后才能离昆。

7月15日下午,闻一多大着胆子出席了李公朴治丧委员会于云南大学至公堂举行的李氏生平事迹报告会,未久与儿子闻立鹤一起回西仓坡的家,在家门十几米处,突然从小巷角落里蹿出四条彪形大汉,喝声站住。闻一多父子刚一站定,尚未开口说话,一颗子弹飞来,击中闻一多脑袋,闻立扑。闻立鹤见父亲倒地不起,脑浆迸裂,立刻赴上去以身掩护。紧跟着几颗子弹飞来,闻立鹤中弹倒在血泊中。――这便是轰动一时的闻一多被暗杀案。

这个案子无论在当时还是以后都笼罩着一层神秘气息,按闻一多之孙、学者闻黎明所作《闻一多年谱长编》说:“这是一次预谋已久的政治谋杀。早在五月间,云南警备司令部总司令霍揆彰即命令稽查处上校处长王子明、中校情报科长单学修等人布置四个特务组收集先生与李公朴、朱家璧、楚图南、艾思奇等五十余人黑材料。六月二十八日,霍揆彰、王子明赴南京向陈诚汇报,并呈上黑名单请蒋介石圈定,旋返昆待命。七月五日,南京国防部给霍发来密电,同意霍于必要时得便宜处置……。

事隔多年,我对这个神秘案件考证后,认为闻一多之死与云南警备司令部霍揆彰有关,或者说霍揆彰指示他的手下暗杀了闻一多,但通过对诸多材料和线索的分析推断,闻一多案与李公仆案都与蒋介石无直接关系,也就是说蒋没有在陈诚呈上的黑名单中圈定李公朴或闻一多,或者任何一位在他看来思想另类的“斗士”。进一步说,蒋介石压根就没有见到这份所谓的“黑名单”,关于“黑名单”之说,纯属后来由某些宣传机构处于某种政治斗争和宣传的需要无中生有地炮制出来的。

李闻案发生后的当年8月25日,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在昆明金碧别墅招待记者,宣布霍揆彰之云南警备司令职已被革除,以何绍周(何应钦之侄)继任。8月26日,顾祝同签署陆军总司令部法审布字第元号布告,宣布刺杀闻一多的汤时亮、李文山两凶手在昆明枪决。

随着考证的深入,此案真相渐渐水落石出:出身黄埔一期的霍揆彰当时派部下杀害李、闻,真正的原因是想讨好蒋介石,希望改派他取卢汉当云南省政府主席。因为霍是陈诚系的重要骨干分子,他从陈诚口中了解到蒋介石对与中共站在一条阵线的民盟“斗士”向来恨之入骨,满以为放倒几个像李闻这样的“斗士”,便可以得到蒋介石加倍的宠信,以便实现升官发财的美梦。想不天时、地利皆搞错了位,最后落了个鸡飞蛋打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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