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和平红利”时期与民国的比较

发布: | 发布时间:2021-04-7,星期三 | 阅读:66

文/秦晖

1950年代 北京长安街

2021年,建党一百周年之际,有很多长时段的述评文章。但1949年后逐渐形成、直至1978年改革发动时止的中国经济体制,其经济发展的绩效如何,一直没有得到系统研究。国内学术界基于意识形态立场,对这三十年经济发展总体上是以赞颂为主。但为了突出改革开放之功,在与改革前作对比时描述的状态却相当不堪。通常的说法是wg十年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而“大跃进”及其后的“三年人祸”是一场灾难也基本成为共识。

但三十年的其余时段,经济状况则相对比较好。总的来说,在经过长期战争与革命后,1949年起直到改革前我国经历了近代以来从未有过的30年和平建设时代,在这个背景下旧体制与“计划经济”类似的高积累机制也的确对工业化原始积累发挥了巨大作用。在这两个条件下,30年来统计表中经济增长的幅度还是相当可观的。

1952年国庆游行

然而发展绩效的评价通常都是在特定的比较环境下进行的。对改革前旧体制持批判态度的著述,80年代强调忧患意识与“球籍危机”的著述,以及90年代宣传改革成就的著述,通常喜欢以改革后的经济“奇迹”来反衬,以凸显改革前旧体制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相反地,比较意识形态化的著述、从某种“怀旧”立场对当前改革中弊病进行批判的著述、以及当前海内外一些所谓“新左派”的著述,则倾向于进行如下几种比较:

第一,纵向与民国时代比,尤其是与民国终结时的1949年经济状况相比。

第二,横向与若干不发达国家比,尤其是与我们的邻国,同为人口众多文明古老、当代政统也几乎同时建立的印度作比较。

第三,“反修”以后,有人也喜欢以苏联经济的负面来对比我们的成就,尤其是公认为搞得很糟糕的苏联农业,那时常常被用来反衬我们农业的成绩。但工业方面的比较则较少被提及,然而到20世纪末,一些“新左派”学者又开始强调工业方面以所谓鞍钢宪法为标志的中国模式对“苏联模式”的优越性。

第四,有时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也被用以与我们的增长率相比,在鼓吹“赶英超美”的年代这种比较尤为时髦。

民国街巷

平心而论,无论旧体制是多么应该变革,仅就经济增长率与日本、东亚等一些高增长国家的比较来得出负面评价,的确不足以说服人——那样的“奇迹”世界上能有凡几?而以基数庞大、因而绝对增长量也很可观的发达国家较低的相对增长率与基数很低的不发达国家相比,也没有什么意义——这样的比较甚至可证明美国的经济比例如尼泊尔这样的国家还糟,实际上这种比较不大流行了。

我以为另外的三种比较法更有关注的必要:横向,与意识形态相似的苏俄比较,与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比较。纵向则与民国比较。尽管经济增长只是评价一种体制绩效的维度之一,不能说任何可以导致较高增长率的体制都是可取的,也不能说为了经济增长什么代价都可以付。这且不论,仅就经济发展本身而言,以上比较到底能得出什么结果,的确值得研究。下面我就这三种类型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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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前我国著述中表现经济成就时最常见的还是与解放前的比较。但那时,用以代表“解放前”的指标几乎都是1949年的数字。前已指出,这样的比较即使按社会主义阵营的口径也是有问题的。近年来,人们多以“国民经济恢复”后的1952年数字代表民国时期经济最高水平来与当前相比,这是个很大的进步。无疑,尽管有种种的灾难,我国在改革前达到的经济总量比这一水平还是显著提高了。这点也是公认的。

但是比较体制绩效不能仅仅看在这一体制下经济比以前增长多少,更重要的是看其增长率是否比此前别一体制下的经济增长率为高。1949年之前十余年,中国处在长期大规模战争状态下,兵荒马乱,经济凋敝,说人民生活水深火热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然而正如苏联1917—1921年内战与1941—1945年卫国战争期间的经济滑坡不能说是苏维埃制度造成的一样,1937—1949年间中国的经济灾难也很难说是体制方面的原因。

而在民国时期的相对和平(整个民国时代局部战乱几乎绵延不绝,所谓相对和平主要是与1937年后的全面抗战与内战相比而言)年份里,经济面貌却有很大不同。首先就农业而言,1980年代中国政府的农村改革政策研究部门曾经专门组织过对旧中国农业发展状况的客观分析,这项政府部门的研究应当不至于有美化前朝之嫌。其中指出:

上世纪三十年代 老上海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粮食总产量的变化趋势基本是上升的。在总的上升趋势中有两个下落点”,即抗日战争(期内产量最高的1939年仅相当于1936年的75%)与解放战争(1949年仅相当于1936年的82%)。不过这两个时期产量的下落并不是由于经济原因所致,而是由于战争的摧残。一旦这些不正常的外生因素消除后,情况马上就得到了扭转”。该文指出:1916-1936年间,中国粮食产量平均每年增加1.04%,1936-1946年间则平均每年下降0.15%。

而根据该文提供的数据,笔者进一步算出更明晰的趋势:此期内战乱较少的1921-1936年15年间粮食产量增长30%,平均每年增长1.76%;而1937-1941年抗战头五年一下掉下来31%,回落到晚清乱世水平,平均每年下降7.13%!而1942-1946年间,即抗战后期相持阶段到抗战后内战大规模爆发前战事相对较少的五年里,粮食产量又迅速恢复到接近于1936年的水平(1946年为1936年的98.5%),平均每年上升达7.32%。

然而其后1947-1949三年内战,粮食产量再降14%。1949年以后内战基本停止,国内出现晚清以来未有的和平,粮食产量便连续两年平均增长11.8%,于1951年终于超过1936年水平。总体上看,1916-1951三十六年间平均年增长率为0.67%,“这种增长速度与当时的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属于中上等水平。”

该文还指出,民国即相对和平年份中国农业虽然远远称不上发达,与先进国家无法相比,但多数指标并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不低于发展中国家一般水平,尤其是明显高于印度。

1936年中国人均占有标准粮529斤,当年世界平均水平为502斤,而印度仅为309斤,相当于中国水平的58.4%。1934-1938年间中国粮食平均亩产213斤(标准粮,下同),世界平均为163斤,而印度仅为86斤。如果以劳动生产率计,则中国每个农业劳动者产粮在1921-1936年间增长了35.2%,增幅高于总产增长。1936年中国劳均产粮1725斤,比1951年还高出14.3%(尽管1951年的总产已经超过1936年)。这个生产率低于当时的世界平均水平,但位次是趋于上升的:在11个对照的发展中国家中,中国1926年的水平占第九位,1936年第八位,1946年第七位。而且中国这一水平通常高于印度:按每个男性农业劳动者平均年产食物折合百万净直接卡路里计,1934-1938年中国平均为5.3,印度仅3.9;考虑到印度在牛奶等若干畜产品中的优势,中国在粮食生产中对印度的优势应当更高。

如果把战乱中的生产剧降与战后的恢复性剧升排除不计,以1921-1936年15年间粮食产量平均每年增长1.76%视为比较正常的状况,则这个增长率与国民经济恢复后至改革前20余年间相比并不算很低。以农业总产值计,1952—1977年25年间,年均增长2.49%。但是农业劳动者数量在此期间几乎同步增长,因而劳均产值在这二十多年中几乎没有任何增长:从“一五”时期到“四五”时期,农业劳均年产值仅由263元微升至276元。1966年时,中国农业劳均产粮仅1162.8斤,远比1936年低;时至1975年,劳均产粮也只有1931.5斤,比1936年高不了多少。

工业方面也有类似的情况:如果就民国时代的大规模战争时期而言,那时的工业可说是一塌糊涂。但在抗日战争前的民国相对和平时期,工业发展的速度实际上是相当高的。以这个时期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后者的工业化速度并不高于前者。尤其在从反右到wg20年间更明显低于前者:

民国时期工厂内景

实际上,民国年间由于国家统一程度低,经济统计十分混乱。如何从现有资料出发客观评价当时的经济发展,还需要作不少考证工作。仅以铁路建设为例,民国时期修建的铁路应当说为数不少,但在持续的战乱中或者这边修路建桥,那边破路炸桥,或者今天建成明天炸掉,或者由于政治分裂有路不能通车,因此在同一个时间断面上的通车里程始终上不去,现有资料并未说明哪一个时段的通车里程为1949年以前最高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官方网站“铁路百年”网页的正式数字,民国时期包括北洋、国民党政府与日本人在沦陷区的铁路在内,共累计修成16900公里,连同清末留下的9400公里合计26300公里,而在1949年年末实际通车仅21810公里。我国著名民国经济史专家宓汝成先生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撰写的《中国近代铁路建设》辞条附表称:迄1949年我国铁路累计建设26857公里,“经战争损毁,实存路线22000公里”。其中清末留下9292公里。

据此民国时期修建的应为17565公里。但是根据更详细的资料,实际可能远不止此数。上世纪末出版的张雨才编著《中国铁道建设史略,1876—1949》实际上是一部详实的资料汇编,全书汇集了1949年以前修建的123条铁路连同支线共250余条线路的档案数据,但并无合计、综述与评论。笔者根据这些线路累计,除去重复(如外资“吴淞铁路”与官修“淞沪支线”实为拆而复建的同一线路)与迄1949年时从未建成路段(如湘黔线新化以西、黔桂线清泰坡以北等段)外,合计共31847公里,除去清末建成的部分,民国时期曾经修成的铁路应为22550公里左右。

如果1949年年末实际通车21810公里之数不误,则上述31847公里铁路竟有一万公里毁于战火或其他人为破坏。此后直到60年代中期,我国铁路通车里程才超过了1949年前我国曾建成铁路的累计总长度。与1949年末相比,1950—1975共26年间我国铁路共增加通车里程2.4万公里,仅略长于民国年间修建的路段,而建设里程的年平均增长率不仅低于表D所示的民国相对和平时期,也低于整个民国时代。

老胶济铁路线路图

实际上,改革前我国建设的铁路有相当部分是重建、复建民国时期曾经建成后又毁于战火的线路。甚至到90年代的铁路建设中,仍包含有若干民国时期已建复毁的路段,如北安—黑河、邯郸—涉县、嫩江—黑宝山、黄流—八所等。当然也应该看到,新中国铁路的质量大有进步,而且新建的那部分铁路,尤其是西南、西北地区的铁路修建难度之大,是民国年间修建的铁路无法相比的。

总之,改革前30年我国经济总量的确比民国时代扩大了很多,如果与1949年相比,无论工业农业,增长率也的确很惊人。但这基本上是“和平红利”的体现。如果与民国时期相对和平年代相比,绝对量固然还是大得多,增长速度是不是更高,则确实有重新认识的必要。


来源:秦川雁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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