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1929)

发布: | 发布时间:2021-03-2,星期二 | 阅读:53

编者引言:

在1929年11月12日这一天的日记中,胡适剪贴了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伧的一篇题为《由党的力行来挽回风气》的文章,并写到:

这篇文字是双十节《浙江民报》上登出的,我因为“中国本来是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一句名言,最可以代表国民党的昏愦,故留在手头。

近日始知原文“性欲丛书”之下本有“尝试集”三个字, 后来由作者发电给各报删去 。可惜的很!

之后日记跳过了几天未记,直到11月19日,胡适写到:

昨夜写成〈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早晨二时始完。

所以,我们很有理由认为,在11月12日到11月19日之间,胡适将主要精力用在了撰写《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这篇长文上。写成之后,这篇文章先是发表在《新月》杂志第2卷第6、7号合刊,后又收入1930年1月新月书店出版的《人权论集》。那一期《新月》在封面和版权页上都注明1929年9月出版,其实并不准确,那几期《新月》都有拖期现象,故常有所收文稿的实际撰写时间远晚于杂志名义上的发行日期。《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的写作时间当然应以胡适日记为准。不过《新月》上的排印本结尾注明“十八,十一,廿九”,究竟是胡适一时笔误把“十九”写成“廿九”,还是十九日写成之后又有修订,这就不得而知了。

《新月》第2卷第6、7号合刊封面

就我搜求所及,并未发现《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的手稿,我们能读到的最早的版本就是《新月》上的排印本。所以我就用《新月》杂志为底本,编校这篇二十世纪中国政论中的名文,郑重推荐给各位读者。

附注:《新月》杂志一般以文字旁加空心圆点表示着重,这里我们直接用粗体表示。


1929年8月,摄于上海

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

胡适

“中国本来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

今年双十节,我在杭州车站买了一张杭州报纸的双十节号,忽然看见这一句大胆的话。我吓了一大跳,连忙揩揩眼镜,仔细研读,原来是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伧先生的大文,题目是《由党的力行来挽回风气》。叶部长说:

中国本来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自从觉罗皇帝、袁皇帝、冯爵帅、徐阁老,以及文武百官,衣钵相传,掘下个大坑,政治道德扫地无遗。洋大人、外交人才、买办、跑街,以及西崽,也掘下个大坑,民族气节又扫地无遗。张献忠、白莲教、红灯罩、共产党,——这一套;保皇党、研究系、同善社、性欲丛书,——这又一套;大家在那里炫奇斗胜,分头并作,一坑又一坑,将社会风尚又搅成个落花流水。这样一个不幸的环境摆布在眼前,凭你是谁,偶一不慎,便会失足灭顶。……

看完了这一篇文章,心里很有点感触。这一个月以来,我时时想到叶楚伧先生的话,时时问自己:“觉罗皇帝”以前的中国,是不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

叶楚伧,1887~1946

这个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这是今日我们不能避免的新旧文化问题的一个重要之点。如果三百年前的中国真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那么,我们还做什么新文化运动呢?我们何不老老实实地提倡复古呢?黄金世界既然在三百年前,我们只须努力回到觉罗皇帝以前的“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就是了。

不幸叶部长的名论终不能叫我们心服。叶部长做了几年大事业,似乎把中国历史忘记了。叶部长似乎忘了女子缠足已有了一千年的历史,全国士子做八股也有五六百年的历史,张献忠之前也曾有过魏忠贤,魏忠贤之前有过刘瑾,刘瑾之前也曾有过仇士良,有过十常侍。叶部长似乎又忘了白莲教之前也曾有过提倡烧指焚身的佛教,也曾有过最下流的拜生殖器的各种中古宗教。叶部长似乎又忘了张竞生博士以前也曾有过提倡“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吃人礼教和无数无数血泪筑成的贞节牌坊。叶部长似乎又忘了洋大人和外交人才以前也曾有过五胡之乱和辽金元的征服。

然而叶部长正式宣传道,三百年前的中国“本来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

我们从新文化运动者的立场,不能不宣告叶部长在思想上是一个反动分子,他所代表的思想是反动的思想。

*****

我们看了叶部长的言论以后,不能不进一步质问:叶部长所代表的反动思想究竟有几分可以代表国民党?国民党时时打起“铲除封建势力,打倒封建思想”的旗帜,何以国民党中的重要人物会发表这样拥护传统文化的反动思想呢?究竟国民党对于这个新旧文化的问题抱什么态度呢?在近年的新文化运动史上国民党占什么地位呢?

要解答这几个问题,我们不能不先看看国民党当国以来实地设施的事实。我们可以举几组的事实做例。

近年的新文化运动的最重要的方面是所谓文学革命。前两个月,有一位国民党党员张振之先生发表了一篇《知难行易的根本问题》,内中引了戴季陶先生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内说的话,戴先生说:

再说民国三年的时候,大家倘若肯一致赞成“文字革命”的主张,以革命党的党义来鼓吹起来,何至于要等到民国八年才让陈独秀、胡适之来出风头?(今年八月二十八日上海民国日报)

谁来出风头,这是极小的事。但是我们至少要期望一个革命政府成立之日就宣布一切法令公文都改用国语。这点子小小风头,总应有人敢出吧?但是国民党当国已近两年了,到了今日,我们还不得不读骈文的函电,古文的宣言,文言的日报,文言的法令!国民党天天说要效法土耳其,但新土耳其居然采用了拉丁字母了,而我们前几天还在恭读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先生打给阎锡山先生的骈四俪六的贺电!

在徐世昌做总统,傅岳芬做教育总长的时代,他们居然敢下令废止文言的小学科教书,改用国语课本。但小学用国语课本,而报纸和法令公文仍旧用古文,国语的推行是不会有多大效力的;因为学了国语文而不能看报,不能做访员,不配做小书记,谁还肯热心去学白话呢?一个革命的政府居然维持古文骈文的寿命,岂不是连徐世昌、傅岳棻的胆气都没有吗?

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说今日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

再举思想自由作例。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的解放。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反对孔教,否认上帝,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但共产党和国民党协作的结果,造成了一个绝对专制的局面,思想言论完全失了自由。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礼拜可以不做,而总理遗嘱不可不读,纪念周不可不做。一个学者编了一部历史教科书*,里面对于三皇五帝表示了一点怀疑,便引起了国民政府诸公的义愤,便有戴季陶先生主张要罚商务印书馆一百万元!一百万元虽然从宽豁免了,但这一部很好的历史教科书,曹锟、吴佩孚所不曾禁止的,终于不准发行了!(*这里的历史教科书指的是顾颉刚、王钟麒编写的《本国史》,由胡适校订,商务印书馆发行。)

至于舆论呢?我们花了钱买报纸看,却不准看一点确实的新闻,不准读一点负责任的评论。一个负责任的学者说几句负责任的话,讨论一个中国国民应该讨论的问题,便惹起了五六个省市党部出来呈请政府通缉他,革掉他的校长,严办他,剥夺他的公权!*然而蒋介石先生在北平演说,叶楚伧先生在南京演说,都说:上海的各大报怎么没有论说呢?(*这里胡适是以自己为例子,当时他发表了一些批评国民党专政的文章,引来上海等地党部攻击。胡适时任中国公学校长。)

所以在思想言论自由的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说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

再举文化问题本身做个例。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是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宜于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但国民党至今日还在那里高唱“抵制文化侵略”!还在那里高谈“王道”和“精神文明”!还在那里提倡“国术”和“打擂台”!祀孔废止了,但两个军人(鲁涤平、何键)的一道电报便可以叫国民政府马上恢复孔子纪念日。

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伧现在对我们宣传“中国本来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但叶部长还把这个黄金世界放在觉罗皇帝以前,去年何键先生便进一步,说现在的思想紊乱和道德堕落都是“陈匪独秀胡适”两个人的罪恶了!我们等着吧,“回到黄金世界”的喊声大概不久就会起来了!

所以在这对文化问题的态度上,我们也不能不说国民党是反动的。

*****

以上不过列举三项事实来说明,至少从新文化运动的立场看来,国民党是反动的。

这些事实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偶然的。国民党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国民党对于中国旧文化的态度,都有历史的背景和理论的根据。根本上国民党的运动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运动,自始便含有保守的性质,便含有维护传统文化的成分。因为国民党本身含有这保守性质,故起来了一些保守的理论。这种理论便是后来当国时种种反动行为和反动思想的根据了。

这个解释并不是诋诬国民党,也不是菲薄国民党,只是叙述一件历史事实,用来解释一些现象。这个历史事实的说明,也许还可以给国民党中的青年份子一个自觉地纠正这种反动倾向的机会。

本来凡是狭义的民族主义的运动,总含有一点保守性,往往倾向到颂扬固有文化,抵抗外来文化势力的一条路上去。这是古今中外的一个通例,国民党自然不是例外。试看拿破仑以后的德国民族运动,普法战争以后的法国民族运动,试读民族国家主义的哲学的创始者菲希脱(Fichte)的《告德国国民书》,便可以明白这个历史通例。凡受外力压迫越厉害,则这种拥护旧文化的态度越坚强。例如印度人在英国统治之下,大多数民族主义者都竭力替印度旧宗教旧文化辩护。有时候他们竟故意作违心之论。前年我在康桥大学的世界学生会茶会上谈话,指出东方文明的弱点;散会之后,几个印度学生陪我走回寓,他们都说我的主张不错,但他们却不便如此公开主张。我说,“为什么不说老实话呢?”他们说:“如果今天我们印度学生这样批评东方文明, 明天英国报纸上便要说我们承认英国统治了。”

大约摄于1926年访英期间

中国的民族主义的运动所以含有夸大旧文化和反抗新文化的态度,其根本原因也是因为在外力压迫之下,总有点不甘心承认这种外力背后的文化。这里面含有很强的感情作用,故偏向理智的新文化运动往往抵不住这种感情的保守态度。国民党里便含有这种根据于民族感情的保守态度,这是不可讳也不必讳的历史事实。国民党的力量在此,他的弱点也在此。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起于戊戌维新运动。戊戌运动的意义是要推翻旧有的政制而采用新的政制。后来梁启超先生办《新民丛报》,自称“中国之新民”,著了许多篇《新民说》,指出中国旧文化缺乏西方民族的许多“美德”,如公德、国家思想、冒险、权利思想、自由、自治、进步、合群、毅力、尚武等等;他甚至于指出中国人缺乏私德!这样推崇西方文明而指斥中国固有的文明,确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新纪元。同时吴趼人、刘铁云、李伯元等人的“谴责小说” ,竭力攻击中国政治社会的腐败情形,也是取同样的一种态度。

《新民丛报》第一号,1902年2月8日在横滨出版

但那时国内已起了一种“保存国粹”的运动。这运动有两方面。王先谦、叶德辉、毛庆蕃诸人的“存古运动”,自然是完全反动的,我们且不论。还有一方面是一班新少年也起来做保存国粹的运动,设立“国学保存会”,办《国粹学报》,开“神州国光社”,创立“南社”。他们大都是抱着种族革命的志愿的,同时又都是国粹保存者。他们极力表彰宋末明末的遗民,借此鼓吹种族革命;他们也做过一番整理国故的工作,但他们不是为学问而做学问,只是借学术来鼓吹种族革命并引起民族的爱国心。他们的运动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运动,所以他们的领袖 人才,除了邓实、刘光汉几个人之外,至今成为国民党的知识分子。柳亚子、陈去病、黄节、叶楚伧、邵力子……诸先生都属于这个运动。因为这个缘故,国民党中自始便含有保存国粹国光的成分。

南社第一次雅集,1909年11月13日在苏州虎丘

孙中山先生虽然不是国粹学报或南社中人,但他对于中国固有的文明也抱一种颂扬维护的态度。他是一个基督徒,又是一个世界主义者, 但他的民族思想很强,到了晚年更认定民族主义是俄国革命成功的要素,故在他的《三民主义》第四第六讲里很有许多夸大中国古文化的话。例如他说:

我们中国四万万人不但是很和平的民族,并且很文明的民族。近来欧洲盛行的新文化,和所讲的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都是我们中国几千年以前的旧东西。……我们中国的新青年,未曾过细研究中国的旧学说,便以为这些学说就是世界顶新的了,殊不知道在欧洲是最新的,在中国就有了几千年了。(第四讲)

这种说法,在中山先生当时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后来《三民主义》成为一党的经典,这种一时的议论便很可以助长顽固思想,养成夸大狂的心理,而阻碍新思想的传播。

中山先生又说:

欧洲之所以驾乎我们中国之上的,不是政治哲学,完全是物质文明。……至于讲到政治哲学的真谛,欧洲人还要求之于中国。(第四讲)

他又说:

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但是现在受外来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第六讲)

这些话都可以表示中山先生实在不能了解当时的新文化运动的态度。新文化运动的大贡献在于指出欧洲的新文明不但是物质文明比我们中国高明,连思想学术,文学美术,风俗道德都比我们高明得多。陈独秀先生曾指出新文化运动只是拥护两位先生,一位是赛先生(科学),一位是德先生(民治)。吴稚晖先生后来加上一位穆拉尔姑娘(道德)。中山先生既欢迎科学,又分明推崇民治政治,却不幸在这里极力用夸大的又气,抬高中国的旧政治思想和旧道德,说话之间稍有轻重,便使读者真以为中山先生相信“欧洲的新文化都是我们中国几千年以前的旧东西”了。这种附会的见解,在三四十年前的老新党的言论里毫不足奇怪,但在中山先生的讲演里便是很可诧异,更可惋惜的了。

中山先生又曾说:

中国从前的忠孝、仁爱、信义种种的旧道德,固然是驾乎外国人,说到和平的道德,更是驾乎外国人。(第六讲)

三十年周游欧美的孙中山先生尚且说这样没有事实根据的话,怪不得不曾出国门的叶楚伧先生要说“中国本来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了!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佩服吴稚晖先生的伟大。他老人家在六十岁时还能大胆地宣言中国人的道德低浅,而西洋人的道德高明。孙中山先生也并非不明白这种事实,不过他正在讲“民族主义”,故不能不绕弯子,争面子。例如他讲“仁爱”,曾说:

照这样实行一方面讲起来,仁爱的好道德,中国现在似乎还不如外国。中国所以不如的原故,不过是中国人对于仁爱没有外国人那样实行。但是仁爱还是中国的旧道德。

是很费力的回护。更隔几分钟,他便轻轻地宣言中国从前的仁爱也是“驾乎外国人”的了。吴稚晖先生是个世界主义者,没有卫道的热心,故他敢老实说西洋人“什么仁义道德,孝弟忠信,吃饭睡觉,无一不较有作法,较有热心”。

吴稚晖,1865~1953

但吴老先生这种论调是国民党中的“国粹”分子所不能了解的。

*****

以上所说,都可以证明国民党的历史上本来便充满着这保存国粹和夸大传统文化的意味。民国八年五月以后,国民党受了新文化运动的大震动,决计加入新文化的工作,故这种历史的守旧性质和卫道态度暂时被压下去了,不很表现在《星期评论》、《建设》、《觉悟》的论坛里。民国十三年改组以后,国民党中吸收了许多少年新分子,党的大权渐渐移入一班左倾的激烈分子手里,稍稍保守的老党员都被摈斥了。所以这种历史的反动倾向更不容易出现了。直到近两年中,钟摆又回到极右的一边,国民党中的暴烈分子固然被淘汰了,而稍有革新倾向的人也就渐渐被这沙汰的运动赶出党外,于是国民党中潜伏着的 守旧势力都一一活动起来,造成今日的反动局面。

即如上文指出国民党对于文学革命的态度,我们从历史上看去,毫不足奇怪。许多国民党的领袖人物,如孙中山、汪精卫、王宠惠诸先生对于新文学运动都曾表示不赞成的态度。国粹保存家与南社诗人反对新文学,更不用说了。中山先生在《孙文学说》第三章里,很明白地说古文胜于白话,他说:

言语有变迁而无进化,而文字则虽仍古昔,其使用之技术实日见精研。所以中国语言为世界中之粗劣者;往往文字可达之意,言语不得而传。是则中国人非不善为文,而拙于用语者也。亦唯文字可传久远,故古人所作,模仿匪难;至于言语,非无杰出之士妙于修辞,而流风余韵无所寄托,随时代而俱湮,故学者无所继承。然则文字有进化而言语转见退步者,非无故矣。抑欧洲文字基于音韵,音韵即表言语,言语有变,文字即可随之。中华制字以象形会意为主,所以言语虽殊,而文字不能与之俱变。要之,此不过为言语之不进步,而中国人民非有所关于文字,历代能文之士,其所创作,突过外人,则公论所归也。

这种见解的大错误,九年前我在《国语的进化》一篇里(《胡适文存》卷三,《国语文法概论》)已有详细的驳论了。中山先生此书成于民国八年春间,在《新青年》同人提倡文学革命之后二年,他这种议论大概是暗指这个运动的。他在当时很不赞成白话文学的主张,这是很明白的。这种议论虽然是他个人一时的错误,但也很可以作为后来国民党中守旧分子反对新文学的依据。中山先生有“手不释卷”的名誉,又曾住过欧美,他尚且说中国“历代能文之士,其所创作,突过外人”,怪不得一班不能读外国文学的国粹家和南社文人要拥护古文骈文了!

民国八年五月以后,国民党的刊物几乎都改用白话了,《星期评论》 和《觉悟》成了南方的新文学重要中心。然而十年之后,革命的国民党成了专政的国民党了,新文学和新思想的假面具都可以用不着了, 于是保存国粹的喊声渐渐起来,于是古文骈文的死灰又复燃了。八九年前在新文学的旗帜之下摇旗呐喊的人物,到今年双十节便公然宣告胡适的《尝试集》和同善社和《性欲丛书》是同样害人的恶势力了。这种情形,毫不足奇怪,因为在拥护古文骈文的局面之下,《尝试集》当然成了罪魁祸首了。这不是死文学的僵尸复活,这不过是国民党原有的反动思想的原形呈现而已。

*****

我们这样指出国民党历史上的反动思想,目的只是要国民党的自觉。一个在野政客的言论是私人的言论,他的错误是他自身的责任。但一个当国的政党的主张便成了一国的政策的依据,便是一国的公器,不是私人责任的问题了。一个当国专政的政党的思想若含有不合时代的反动倾向,他的影响可以阻碍一国文化的进步。所以我们对于国民党的经典以及党中领袖人物的反动思想,不能不用很诚实的态度下恳切的指摘。过去历史上的错误是不用讳饰的;但这种错误思想,若不讨论个明白分晓,往往可以有很大的恶影响;个人的偏见可以成为统治全国的政策;一时的谬论可以成为教育全国的信条。所以我们要明白 指出国民党里有许多思想在我们新文化运动者的眼里是很反动的。如果国民党的青年人们不能自觉地纠正这种反动思想,那么,国民党将来只能渐渐变成一个反时代的集团,决不能作时代的领导者,决不能担负建立中国新文化的责任。

孙中山先生在“五四运动”以后曾有很热烈的赞叹新文化运动的话,他说:

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发抒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 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原其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尚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九年一月二十九日,与海外同志募款筹办印刷机关书——孙中山全集,三民公司本,第四集,二,页二七—二八)

中山先生在此时虽然只把新文化运动看作政治革命的一种有力的工具,但他已很明白地承认“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今日的国民党到处念诵“革命尚未成功”,却全不想促进“思想之变化”!所以他们天天摧残思想自由,压迫言论自由,妄想做到思想的统一。殊不知统一的思想只是思想的僵化,不是谋思想的变化。用一个人的言论思想来统一思想,只可以供给一些不思想的人的党义考试夹带品,只可以供给一些党八股的教材,决不能变化思想,决不能靠此“收革命之成功”。

十年以来,国民党所以胜利,全靠国民党能有几分新觉悟,能明白思想变化的重要。故民国七八年之间,孙中山先生还反对白话文,而八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山先生便命他的同志创办《星期评论》和《建设》杂志,参加新文化运动。这便是国民党的“思想之变化”。十三年的改组,便是充分吸收新文化运动的青年,这又是国民党的“思想之变化”。八年的变化使国民党得着全国新势力的同情。十三年的变化使国民党得着革命的生力军。这是历史的事实。

现在国民党所以大失人心,一半固然是因为政治上的设施不能满人民 的期望,一半却是因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国民党油干灯草尽之时。

国民党对于我这篇历史的研究,一定有很生气的。其实生气是损人不利己的坏脾气。国民党的忠实同志如果不愿意自居反动之名,应该做点真实不反动的事业来给我们看看。至少至少,应该做到这几件事:

(1)废止一切“鬼话文”的公文法令,改用国语。

(2)通令全国日报,新闻论说一律改用白话。

(3)废止一切钳制思想言论自由的命令,制度,机关。

(4)取消统一思想与党化教育的迷梦。

(5)至少至少,学学专制帝王,时时下个求直言的诏令!

如果这几件最低限度的改革还不能做到,那么,我的骨头烧成灰,将来总有人会替国民党上“反动”的谥号的。


来源:胡适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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