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对鲁迅的评价

发布: | 发布时间:2019-08-11,星期日 | 阅读:513

作者:陈慕谭

鲁迅与胡适,思想立场上的对立,在鲁迅生前已颇明显。

1925年的女师大风潮中,鲁迅力挺许广平等女学生,痛骂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学者陈源。胡适则呼吁“学校为教学的机关,不应该自己滚到政治漩涡里去,尤不应该自己滚到党派政争的漩涡里去”。鲁迅遂嘲讽胡适“将自己的魂灵枭首通衢,挂出了原想竭力隐瞒的丑态。丑态,我说,倒还没有什么丢人,丑态而蒙着公正的皮,这才催人呕吐。”

1927年,胡适欲北上,顾颉刚给他写信,极力劝阻,理由是“这几年,周氏兄弟假公济私,加以(孙)伏园、川岛(章廷谦)们的挑拨,先生负谤亦已甚矣,在这国民革命的时候,万不可再使他们有造谣的机会,害了先生的一生。这是我和泪相劝的一件事,请先生听我罢!”顾氏之言虽不免夸张,却也可见鲁迅对胡适的恶感已非一日。①

1929年,胡适曾公开称赞鲁迅的《水浒传》研究“很细密周到,我很佩服”。但二人的关系已难挽回。1933年因反对“民权保障同盟”把法律问题弄成政治问题,反对将牛兰夫妇放入要求当局“无条件释放”的名单之中,胡适再次被鲁迅痛骂成颠倒黑白、标榜仁义道德的“帮忙文人”。②

同年,鲁迅还曾嘲笑“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缘由是胡适在答记者问时说了一句“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在接受记者采访之前,胡适刚刚在《独立评论》上刊文《日本人应该醒醒了!》,告诫日本:“即令日本的暴力更推进一步乃至千万步,即令日本在半年一年之内侵略到整个的华北,即令推进到全海岸线,甚至于深入到长江流域的内地,——我们还可以断言:中国民族还是不会屈服的。……日本的爱国者,日本的政治家,到了这个时候,真应该醒醒了。”③

《独立评论》鲁迅是能看到的,如此嘲讽,似已脱离就事论事的原则,而掺杂着对胡适的个人成见在其中了。

对于鲁迅的攻击,胡适鲜有回应。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11月,苏雪林致信胡适,痛斥“鲁迅的心理完全病态”。胡适在回信中为鲁迅辩护:“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凡论一人,总须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信中,胡适还替鲁迅分辨,说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并非抄袭之作。④

当然,胡适也未将鲁迅视为自己的同路人。

苏雪林在信中自居右派,也视胡适为右派,指责鲁迅“本是个虚无主义者,他的左倾,并非出于诚意,无非借此沽名钓利罢了。但左派却偏恭维他是什么‘民族战士’,‘革命导师’,将他一生事迹,吹得天花乱坠,读了真使人胸中格格作恶。”主张“取缔鲁迅宗教宣传”。⑤

对于苏雪林的上述指控,胡适虽不赞同(“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却也表示“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⑥

胡适等人1930年代创办的刊物《独立评论》

然而,到1956年,胡适却忽而觉得鲁迅是自己的同路人。

据学者周策纵回忆,1956年,“胡先生曾告诉我:‘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⑦

周策纵的这段回忆,近年来已成为诸多鲁迅研究者在评价鲁迅时必然提及的材料,甚至有学者据此认定,鲁迅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如林曼叔)。

“自由主义”究竟是什么,本文不欲展开讨论。但鲁迅当年在《论“第三种人”》中嘲讽胡秋原时,是丝毫见不到“自由主义”气息的——胡秋原在1931年提出“自由人”的观点,认为知识分子不应局限于阶级和政党,应站在自由独立的立场上发声;允许革命文学自由存在,也要允许小资产阶级文学、浪漫主义文学自由存在。鲁迅的意见截然相反:自由人也好,第三种人也罢,“一定超不出阶级”,其作品“又岂能摆脱阶级的利害”。⑧这种“阶级”理念,与“自由主义”之间的鸿沟,恐非胡适一句“鲁迅是我们的人”就可以填平。

其实,胡适也非是真的认为鲁迅在思想上与自己同调,是个“自由主义者”。

1959年,在给吴相湘的信中,胡适对陈独秀和鲁迅的思想变化,曾有如此一番非常遗憾的追忆:“陈独秀若不脱离北大,若不因偶然的事永离北京,他后来的思想可能不会……,而中国思想与政治的演变也可能完全大不相同。鲁迅也是如此。他若不离开北京,可能不会演变到后来那样子,我看他一九三五年给胡风的信,很感觉他晚年很痛苦,但已无法子解放自己了。”⑨

据此信可知,胡适晚年对自己和鲁迅在思想上的差异,非常清楚。他之所以在1956年说“鲁迅是我们的人”,重心实是落在了“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这几个字上。同年4月1日,胡适致雷震函可资佐证。胡适说:“你们在台北若找得到《鲁迅书简》,可以看看鲁迅给胡风的第四封信,就可以知道……”(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鲁迅对胡风倾诉自己被左联掌舵人周扬各种摆布“有苦说不出”)

简言之,胡适看重的,是鲁迅为自由而反抗的精神。

1959年,胡适在南港。

胡适在1956年想起去世整整20年的鲁迅,似非偶然。

这年10月,胡适借祝寿的名义,公开撰文劝蒋介石“要能够自己绝对节制自己”“守法守宪”,约束自己的权力,做到“无智、无能、无为”。结果引火烧身。蒋经国化名“周国光”,撰写《向毒素思想总攻击》一书,将胡适定性为“思想上的敌人”,以“特种指示”名义秘密印发至基层单位,以“策动全体党员有计划的展开行动”批判胡适。这场批判持续了大半年。⑩

胡适在1956年对鲁迅的怀念,其实可以用鲁迅1927年的一段演讲来解释。鲁迅说:“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鲁迅还说,胡适当年提倡“文学革命”,好比开窗,反对声浪是很高的;但钱玄同冒出来主张废掉汉字,好比拆掉屋顶,胡适的“文学革命”就少了阻力,白话文随后也渐渐流行了起来。⑪胡适在1956年公开劝蒋介石“无智、无能、无为”而遭到批判,自然很容易怀念起鲁迅来。

注释

①②《鲁迅当年,如何痛骂胡适?》,短史记第519期。

③胡适,《日本人应该醒醒了!》,原载1933年3月19日《独立评论》第42号。

④胡适致苏雪林,1936年12月14日。

⑤⑥胡适、苏雪林,《关于当前文化动态的讨论(通信)》,收录于《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 2 1936-1939》,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P689-693。

⑦1999年7月31日,旅美学者周策纵为祝贺胡适思想国际研讨会召开,曾作诗云:“‘铮铮如铁自由身,鲁迅终为我辈人。’四十三年前告我,一言万世定新犹。”诗后附言道:“五十年代中期,胡先生曾告诉我:‘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今言犹在耳,恍如昨日也。”见:林曼叔,《文学岁月》,文学评论出版社有限公司,2010,P159-160。

⑧鲁迅,《论“第三种人”》,原载于1932年11月1日《现代》第二卷第一期。

⑨胡适,《致雷震》,1956年4月1日。

⑩1957年7月26日,胡适致信赵元任,胡适如此解释自己返回台湾:“这大半年来所谓围剿《自由中国半月刊》事件。其中受围剿的一个人就是我。所以我当初决定要回去,实在是为此。(至少这是我不能不回去的一个理由。)我的看法是,我有一个责任,可能留在国内比留在国外更重要,——可能留在国内或者可以使人‘take me more seriously’……”

⑪鲁迅,《无声的中国》,1927年2月16日在香港青年会讲。


来源:短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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