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练、才情与舞台

发布: | 发布时间:2011-09-3,星期六 | 阅读:2,984
作者:陈平原

谈论大学,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所谓“人”,既指向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也指向“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大学生。我甚至认为,后者虽弱小,但代表未来,更值得重视。具体到某大学,只要有钱,著名教授是可以“买进”的,而学生却只能自己培养。所以,我喜欢谈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大国文系,谈转瞬即逝的清华国学院,谈抗日烽火中的西南联大,且特别强调其如何“善待学生”,以及毕业生对于大学的意义。大学的声誉及命运,某种程度不是由教授、而是由学生决定的。换句话说,北大能不能“世界一流”,本科生及研究生起关键作用。我关心的不是学生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数,而是着眼未来——二十年或五十年后的某一天,当人们扳着手指评说各行各业的风云人物时,突然发现他们中很多人与某所大学联系在一起,那么,这所大学就是“一流”。

作为大学教授,得天下英才而育之,是很幸福的事情。无论校长还是院系领导,其工作目标是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为学生创造好的学术氛围及生活条件。对于学生来说,能在北大念书,乃得天独厚,应充分利用这个难得的机遇,发展自己。从小就被“励志”的你们,听惯了各种关于读书的老生常谈,已经是“百毒不侵”了。那好吧,我就讲个真实的故事。

前两天搭出租车回家,因在燕园上车,司机知道我是北大教师,于是大谈北大如何了不起。类似的好话听多了,我有一搭没一搭地跟他聊。司机感慨家境不好,孩子只能就近入学,没能及早送进海淀或西城的好中学念书,因此,去年高考,上不了北大清华,只好选了北京工业大学。我赶紧解释,北工大也是好大学,是北京市重点扶持的大学;而且,孩子若真有才华,毕业后还可以到北大念研究生。我们接着聊。说起开出租车的艰辛,赚钱实在不容易,每天起早摸黑,劳作十几个小时,司机显得有点疲惫。我问:“那你供孩子上大学,是不是压力很大?”没想到他马上精神抖擞:“不!没有任何问题。”接着,又补了一句:“要是孩子能上北大,念多少年书我都能供。”不瞒你们,那一瞬间,我落泪了——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呀。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我考取了中山大学。因高考作文登在《人民日报》上,父亲很是得意,说:早知道这样,我们应该报北大;要是你能上北大,我当了破棉袄也送你去。后来,我真的到北大念博士,毕业后又留下来教书。在我念书及教书那些年,父亲好几次病重住院,都是过了危险期才告诉我,而且叮嘱:路远不必往回赶。那年头,电话少,交通不发达,从北京回到我老家广东潮州,得三天时间。但即便如此,也不至于忙到没时间回去探望病重的父亲。每当母亲问他是否通知我时,父亲总说,他在北大,工作压力很大,不要打扰他。父亲去世后,我写过一篇《子欲养而亲不待》,感叹子女学业上的点滴成绩,根本不能跟丧父之痛以及未能报答养育之恩的悔恨相提并论。在座各位家境不同,但我相信,有很多人的父母,都像我父亲那样,把子女在北大念书这件事,看得很重很重……

在我看来,这是一所戴着耀眼光环,某种程度上被拔高、被神化了的大学。身处其中,你我都明白,北大其实没那么了不起——就像所有中国好大学一样,这里有杰出的教授与学生,可也不乏平庸之辈。面对父母谈论子女时骄傲的神情、亲朋好友以及同龄人欣羡的目光、社会上“爱之深恨之切”的议论,作为北大人,你我都必须挺直腰杆。享受北大的“光荣与梦想”,也就得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在漫长的求学生涯中,你我都会碰到许多难以逾越的困境,记得身后有无数双殷切期盼的眼睛,就能尽力而为。

下面的论述,基于一个假设:诸位志向远大,且有一定的才华,只是在如何处理“训练”、“才情”与“舞台”的关系时,需要略加点拨。其中的轻重缓急,因人而异,这里只能大而言之。

关于“训练”

为什么把“训练”放在最前面,因为,在我看来,那是“教育”的本意。教育不能把一个白痴变成天才,但能把一个中才变成专家。说实话,真正的天才,不需要你培养,我们只能顺其自然,观赏其如何在各种逆境中搏斗、挣扎、前行。“伯乐”之所以难得,不仅因其需要特殊的眼光与胸襟,更因“千里马”其实不常有,更极少主动凑到你跟前让你品鉴。我屡次说到,大学的难处在于如何“为中才立规格,为天才留空间”。天才可遇而不可求,大学能做的,就是创造好的学术氛围,虚位以待;偶尔发现一个,赶紧扑上去,全力辅助其发展,这样就行了。我反对把“宝”都押在这,对各种“天才班”的前景均不看好。在我看来,办学的主要目标是训练中才,而不是寻找天才。

这么说,似乎有点悲观。但我更愿意从这个地方起步,思考大学课堂与研究生教育。没错,“江山代有才人出”,问题在于,这“才人”的格局到底有多大,以及“出”在什么地方。做学术史研究的,常常感到困惑:有的时代天才成堆涌现,而另外的时代,即便声名最显赫的,也都不太精彩。倘若学问上“一代不如一代”,你怎么看?当然可以上下求索左右探寻,把这事给说圆了。我只想提醒大家:即便你我加倍努力,也都不见得能超越前人。做自然科学的,容易有“进步”的自信,因科技成果摆在那里,汽车就是比毛驴跑得快,飞机又更上一层楼。人文学者呢,你敢说生活在21世纪,就一定比唐人更能审美、比宋人更有道德?

每年新生入学,老先生们都会谆谆教诲: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这一时刻,新生预支美好的未来,长辈确信薪火已经相传,双方其乐融融。我则经常泼冷水,告诫大家别太把自己当回事,你就是个普通的大学生、研究生,没什么了不起。缺少这种心理准备,不但成不了大事,还可能患上忧郁症。不要说竞争激烈、学业艰辛,单是从“掌上明珠”变成“普通一兵”,就让很多人无法适应。记得1948年吴组缃撰《敬悼佩弦先生》,提及朱自清不是那种大气磅礴、才华横溢、让你过目不忘的“大师”,初看他的为人及作品,觉得没什么了不得,甚至有点渺小、世俗。但他虔敬不苟,诚恳无伪,一点一滴地做,踏踏实实地做,用了全付力量,不断地前进,这点让吴先生及无数后人感动不已。吴文结尾,摘抄朱自清二十六岁时所作长诗《毁灭》的末段:“从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不再低头看白水,/只谨慎着我双双的脚步;/我要一步步踏在土泥上,/打上深深的脚印!”正因此“笃定”与“平淡”,成就了朱自清日后的辉煌。

不只一个美国教授跟我说,你们北大学生有问题。听他/她们发言,确实很聪明;可到了写论文,为什么训练这么差?开始我以为是语言能力或文化隔阂,后来想通了,那是因为北大教授普遍重“创造”而轻“基础”。基于“精英”乃至“天才”的假设,认定自己的学生都能无师自通,拒绝进行“操正步”之类的练习。我们的选修课多是表演性质的,教授们讲得酣畅淋漓,学生们听得如痴如醉——听众只需观赏,不怎么介入,故没能达成训练目标(参见陈平原《上什么课,课怎么上?》,《中国大学教学》2011年2期)。

各大学情况不一样,有的管得太严,有的放得太松。北大人崇尚自由,希望无拘无束地生活。具体到学业,往往欣赏思想的火花,而看不起艰苦的技术活。在北大,说你很用功,那不是表扬,是嘲笑你没才气。学生中受推崇的,不是认真念书,而是不听课而能拿高分。因此,各位即便背地里下苦功,面子上也要故作潇洒——别看今早考试,昨晚咱还连看两场电影呢。因筹备北大中文百年庆典,我翻看了好多毕业生撰写的回忆文章。有些自认为很幽默的说法,让我实在受不了。不只一篇文章表彰中文系老师“人好”:“在中文系念书,要想考试不及格,那是很难的”;“除轰轰烈烈谈了几场恋爱,四年中似乎没学到什么”。类似的自我调侃很多,写作者或许只是为了逞一时口舌之快,不能太当真;可也隐约透露出,我们的教学管理可能太宽松了。

有学生到哈佛大学念书,一年不见,瘦了很多;问起来,才知这一年中,没有凌晨两点以前睡觉的——如果不全力以赴,成绩不好,就拿不到奖学金。一开始以为是特例,问了一圈,好多人都这样。学生们说,到美国念研究院,才知道燕园生活有多幸福,无忧无虑,功课压力那么小,玩一样就过来了。这就是中美教育体制的差异。在中国,中小学生最累,有高考的压力在等着;进入大学或研究院以后,压力突然消失,那就全凭个人自觉了。美国则相反,念小学中学很舒服,进入大学后,方才开始拼命念书。我是比较认同美国的教育体制的,小时候多玩玩,长大了才承受竞争的巨大压力。可诸位从小在中国念书,苦了那么多年,也不好意思不让大家喘口气。

不过,我还是想提醒大家,念研究院,单靠小聪明是不够的。我曾经半开玩笑地说,太聪明的人,其实不适合于做学问。因为,聪明人往往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不愿意下死功夫,老想走捷径。捷径走不通,绕回来,发现自己落后了,更是着急,更得抄近路……如此循环往复,最后不了了之。我当然明白,训练只是手段,创新才是目的。可请大家记得马克斯·韦伯《以学术为业》中的一句话:“只有严格的专业化能使学者在某一时刻,大概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时刻,相信自己取得了一项真正能够传之久远的成就。今天,任何真正明确而有价值的成就,肯定也是一项专业成就。”学院中人,过分专业化,确实有其弊病;可“训练有素”——也就是所谓的“专业化”,依然是对学生本人、也是对指导教师的很好表彰。训练好的学者,不见得就能做出大成绩;但训练不好的,不可能走得很远。

进研究院,拿博士学位,走的是专门家之路。至于“无心插柳柳成荫”,日后成为达官、富豪、慈善家、革命斗士,这都很好,但不是办学的本意。评判大学及研究院之成败,得看我们培养的学生是否训练有素、充满探索精神且确有创造性成果。这就是“专业”与“业余”的差别——前者全力以赴,几十年如一日,念兹在兹,而不是既当官又经商还写作、业余时间主持国家重点项目,那样的“全能冠军”,不可取。

北大学生给人普遍印象是“志大才疏”、“眼高手低”。我对大家的“志向”与“眼界”很有信心,也很欣赏,需要修补的“才”与“手”,说白了,就是良好的学术训练。这也是我所理解的“教育的功用”——让即便才华并非特别出众的人,也能通过自身不懈的努力,最终做出好的业绩。

关于“才情”

无论写诗作文、经商从政,都得有才情。做学问自然也不例外。基本训练完成后,剩下的,就是肯不肯下功夫、有没有好的发展机遇了。可是,同样很用功,有人突飞猛进,有人则始终上不去,为什么?这就说到天赋的问题。

关于天赋才情,有几种类型,我略做描述:第一类,虽好学,但资质平平。似乎万事俱备,可就是“东风不与周郎便”。论文中规中矩,就缺那灵光一现,读后老觉得缺一口气。第二类,不是脑子笨,是暂时不开窍。这样的学生很多,调整得好,总会有豁然开朗的一天。北大中文系不主张研究生入学后马上撰写学位论文,而是希望在修课过程中不断调整姿态,等调整到位后,才进入论文写作。如此培养思路,好处是学生眼界高,视野开阔,缺点则是往往调整到位也就差不多毕业了;最后关头,紧赶慢赶,弄出个“眼高手低”的半产品,只好寄希望于毕业后继续努力了。第三类,有才华,但随意挥洒,不能善用其才。我在好多地方提及王瑶先生对我的教诲:“有‘才华’是好事,‘横溢’就可惜了。”这句话,对大学生说有点早,对研究生不说,那就太晚了。很多人“才华”二字写在脸上,且很享受周围一片赞扬声,若不及时提醒,等定型以后,要改也难。第四类,有才华且能善用,但外界条件不允许,最终没能长成参天大树。这就是“千古文章未尽才”。第五类,天时地利人和全凑齐,那是再好不过的了。可这种理想状态并不多见。

北大教授普遍尊重个性,欣赏才情;可对于中文系学生来说,要警惕“才子”情结。若不善积蓄,随意挥洒才华,太可惜了。在日本学界,说你“天才”,那是嘲笑,意思是你训练不好,或不够用功。章太炎《菿汉闲话》称:“学者虽聪慧绝人,其始必以愚自处”。举的例子是大学者黄侃。世人皆知季刚先生狂傲,不知其读书时如履薄冰,去世前一个月仍在点《唐骈文钞》。在《与徐行可书》中,黄侃称:“常人每自尊大,至于吾辈,见事略多,辄自谓比之古人,曾无其足垢之一屑。前路遥远,我劳如何乎?”关键在于“见事略多”且“前路遥远”,故多有敬畏之心,无暇自尊自大。

清人章学诚着意分辨学问与功力,针对的是乾嘉学人之误以“功力”为“学问”。今天倒过来,国内很多著名大学,尤其是自以为是的北大学生,看不起基本训练,故往往才气逼人但根基不稳。老师们不敢严格要求,讲课时更多考虑学生的兴趣,因为只有这样,教学评估时才能得高分。另外,若真的因材施教,需要花很多时间,老师们都忙着写论文,不愿在教学上多花工夫。这就造成我上面说的,北大学生普遍有才情但训练不好。

对于学者来说,有灵气、有才情、有好的想法,这很重要。但除此之外,还需要认真经营。这不仅仅是技巧问题,也包括心态。吟诗作文,可以发乎性情;撰写长篇小说或学术著作,需要长时间的酝酿与摸索。五四时期曾有一场争论,“小说”到底是“写”还是“做”——前者强调灵性,后者注重经营。实践证明,有才气,必须配上善于经营,方才能出大成绩。历史上众多有“匠心”而无“匠气”的大书,全都是苦心经营出来的。

回到正在或即将撰写博士论文的诸位,你才气再大,也不可能一挥而就。从“资格考试”到“开题报告”到“预答辩”再到“答辩”,这种步步为营的操作方式,有其合理性。对于爆发式的天才,此举确实造成某种压抑,但保证了绝大多数学生的利益——及早发现问题,少走弯路。有的学生追求完善,怕老师批评,想等一切都做好了再拿出来,于是蹉跎岁月;而且,拿出来时,木已成舟,很难再做大的改动。念研究院,本来就是进行学术训练,不要怕出丑,不要怕失误,正是在这种不断修改中,完善自己。

做学问没有才情不行,单靠才情也不行。我见识很多志存高远的北大学生,不屑于从小事做起,看不上具体的专业训练,整天想着如何横空出世,石破天惊。在《假如没有“文学史”……》(《读书》2009年1期)中,我曾提及:成功的文学史研究,必须兼及技术含量、劳动强度、个人趣味、精神境界。为何连“劳动强度”也算在内?你用什么资料,花多少力气,下多大功夫,内行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劳动量大的,不一定是好论文;但没有一定的劳动强度,凭小聪明写出来的,不会有大的贡献。

关于“舞台”

说实话,以诸位的智商,念个博士、当个教授并不难;但真要做好学问,则没那么容易。这需要训练,需要才情,此外,还需要表演的舞台。目前中国的状态是,教授们机会很多,大学生、研究生登台表演的机会则少得可怜。我们的任务是,搭建比较像样的表演舞台,让年轻一代早日脱颖而出。这包括想方设法筹集经费,让研究生走出去,到国内外参加各种学术会议,也包括去年联合十多所著名大学,创办“两岸三地博士生中文论坛”等。诸位千万不要将目光局限在这小小的燕园,要走出去,参与各种学术上的合作与竞争。一方面是增长学识,另一方面也是表现自己,让学界了解你这坛“酒”的存在。过去说,“酒香不怕窖子深”,现在不行了,你没在学术会议及刊物上亮相,不会有人三顾茅庐的。

缺乏“舞台”,那是学校及长辈的责任;有了“舞台”而表现欠佳,那是你们的遗憾。好大学的学生,往往不太懂得“惜福”,有了机会,不擅长马上抓住,以为过了这个村,还有那个店。其实,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一辈子也就那么几步。考上什么样的大学、博士论文是否优秀、重要学术会议上有无上乘表现、能否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对于学者来说,这都是决定性的。十年寒窗苦读,要将自家学问心得在十分钟的发言中体现出来,你敢轻慢待之?目前国内学术会议太多太滥,与会者大都不认真;作为刚入行的研究生,你们还有学术理想,不说反潮流,起码应该知道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坏的。然后,抓住每一次表演机会,用狮子搏兔的架势,力求完胜。

对于学者来说,参加学术会议,除了交朋友,谈合作,游名胜,最重要的,是在学术对话中“表现自己”。具体说来,包含以下三个任务:发言、倾听、提问。

先说如何学会倾听。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把人家还没正式刊行的论点或材料“拿来”,那是违规;口头发表也是发表,必须给予尊重。我想说的是另一个问题。当下中国学界,会“说”的人多,会“听”的人少。有位从美国回来的教授告诉我,北大不是一流大学,理由是,教授们不听别人演讲,来的都是学生。将“参加学术会议”误解为上台念论文,发表完了,走人。名教授或自以为有名的教授,像走马灯一样,到处登台,只说不听,这是很不好的习惯。作为学者,不能满足于“独白”,还得学会“倾听”。但凡精心组织的会议或论坛,总有精彩的发言值得你欣赏;不怎么精彩但有一得之见的,也应该仔细倾听。在众多学术报告中,能否敏锐地发现前沿话题,并意识到学术突破的可能性,那是判断一个学者能力的重要指标。很可惜,当下中国,因参加学术会议而“获益匪浅”的学者,越来越少。

学术会议上,除了懂得倾听,还要学会提问。说到“提问”,我不喜欢以下三种风格:一是不懂装懂,有机会就举手,误解对方,胡乱发言,自曝其短;二是逞才使气,东拉西扯,尽说些自己擅长而跟对方发言没有关系的话题;三是刻薄为文,不看对方论文大体,抓住一两个小瑕疵穷追猛打。所谓“提问”,可以挑剔,可以商议,也可以请教,但都要有分寸感,让对方感觉到你的善意与真诚。学术会议不是拳击馆,追求真理之外,可以表现自我,但不以打倒对方为目标。真正的高手,与人为善,一出口就让人明白你的实力,而提出的问题又是可以讨论的;至于某些可笑的失误,或点到为止,或私下告知,没必要拿出来热讽冷嘲。

既然参加学术会议,自家发言当然最重要。作为学者,除沉潜把玩、著书立说外,还得学会在规定时间内向听众阐述自己的想法。有时候,一辈子的道路,就因这十分钟二十分钟的发言或面试决定,因此,不能轻视。中国大学没有开设演讲课程,很多学者缺乏这方面的训练。学术会议上的发言,不同于朋友聊天,不同于师徒讲学,也不同于公众场合的演说。表演性与学术性互相制衡,既不能夸夸其谈,也不能过分腼腆,目标是让同道听懂你的关键思路,以便展开有效的对话。如何做到既启发别人也表现自己,有几个小技巧,供大家参考。

首先,即便已提交完整的论文,你也不能假想大家都认真拜读过,还是得提纲挈领,将自家论文的精彩处凸显出来。其次,倾听与阅读差异很大,发言时必须步步为营,切忌天女散花,让人摸不着头脑。第三,不常见的关键性史料,尤其是古文或外文,读一遍根本无法知晓,或使用PPT,或印发给听众。第四,提要太短,论文太长,建议另外准备发言稿。临场组织或借题发挥,需要很好的心理素质,更适合于作家而不是严谨的学者。第五,越是正式场合,越需要念讲稿,千万别逞才使气。因为,听众期待的,不是你的机智或幽默——那东西有更好,没有也无所谓;关键是你的发言有没有真东西,能不能让人眼前一亮。比如我,能欣赏技巧生疏但认真准备的论文,但无法忍受花里胡哨但没有真才实学的表演。请记得,学者发言或演讲,与歌星演出不一样。

关于“课堂”

前几天接受采访,我老话重提——既然北大、清华的学生,是十三亿人中选出来,这大学怎么办都不会太差。某种意义上,我们在北大教书,是沾了学生很大的光——北大教授的影响力,远远超出其实际水平。作为北大研究生,你们也得珍惜这个可能是目前中国最好的学术环境。北大博士生的奖学金,比国内其他大学多一倍,那是学校自己筹款得来的,加上住宿基本免费,食堂吃饭有补贴,将来走上工作岗位,待遇说不定没现在好。还有一点,中文系的博士生,不必帮老师做实验,也不怎么为系里打杂。之所以这么安排,是希望大家心无旁骛,全力以赴地读书做学问。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生的奖学金确实比我们多,但人家规定很严格:每周干多少小时的杂活,一年只有十几天假期,其余时间不得擅自离开香港。

说这些,是因为主管学生工作的老师告诉我,最近几年,中文系研究生的学习热情下降,不少人经常逃课。选修课都是开卷考试,而人文学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北大教师又标榜兼容并包,你只要表达一点不同意见,管他对错,没有人敢给你不及格。看准了这一点,不少研究生学期初报个名,学期末交篇作业,不求高分,只要及格。毕业班的同学,更是以实习、找工作、写论文、谈恋爱为由,理直气壮地“翘课”。开始我不相信,教室里不是坐得满满的吗?结果一点名,十分之一没来;填补空白的,是外校来的旁听生。据说这已经是很好的了,有的课堂上,出席率只有一半。学生们交流经验,不是谈哪门课更重要,对自己的学业有帮助,而是哪门课好修,老师给分高,且不用做作业。

那天走在未名湖边,听导游给中学生介绍北大:在这里读书很自由,想上课就上,不上课就逃,没人管你。看中学生欢呼雀跃的样子,我心里很悲哀,感叹自己落伍了。

老北大的传统,确实是特立独行,自学为主;可曾经的“佳话”,怎么七转八折,变成了“假话”。张中行撰《红楼点滴》(收入《负暄琐话》),确实提及:“不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每课必到,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经常不到。”可张文还有一句:“其实,至少就我亲身所体验,是进门以后,并没有很多混混过去的自由,因为有无形又不成文的大法管辖着,这就是学术空气。”这无声无臭无形无文的“学术大法”,如同自然规律一样,保证着大学的运行。若忽略“学术空气”,放弃自我约束,只谈翘课的自由,那大学还能成为大学吗?

如此“悠闲”的校园生活,跟我上面谈及的北大学生才气有余而训练不好,有直接的关系。为了中文系的长远发展,也为了对学生负责,系办公会议讨论了好几次,决定从下学期起,要求选课的学生课堂签到。你们有足够的自由选择空间,除了中文系每学期为研究生开设50门左右选修课,你们还可以修外系的课。但一旦选了课,希望积极参与,养成“诚实做学问”的习惯。有事可以请假,但不能太离谱;按照学校规定,四次无故缺席,取消考试资格。去年办百年系庆,希望赓续传统,激发学术热情;今年则突出教学管理,强化必要的学术训练。

做出这个决定,对我本人来说,是很痛苦的。作为《北大旧事》的编者及《老北大的故事》的作者,我深知北大人对于“自由”的渴望。不过,当年我就提醒,“轶事”见精神,但不能过分当真,“好玩”只是校园生活的一小部分。作为学生,绝大部分时间还是进课堂、图书馆与实验室。这些艰辛的“日常生活”,因为太普通了,时过境迁,不太被当事人“追忆”,但不等于不重要。

最后,我想说一句:请不要过分夸大燕园生活的特殊性,在这里念书,同样需要“一步一步踏在土泥上,打上深深的脚印”。

(发表于《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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