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传百年的阴谋论“借尸还魂”

发布: | 发布时间:2019-04-25,星期四 | 阅读:508

撰文:Christopher R. Browning

翻译:陶小路

“在敌人背后:犹太人”;这是一张由第三帝国宣传部门制作的海报,1941年在纳粹占领的贝尔格莱德的大型反共济会展览中展出,该展览所要传达的中心信息是“揭露”所谓的犹太—共产主义—共济会实现统治世界的阴谋。(来源:美国犹太人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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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哈内布林克(Paul Hanebrink)的《游荡在欧洲的鬼魂:犹太-布尔什维主义神话》(A Specter Haunting Europe: The Myth of Judeo-Bolshevism)的一大优点是,它向世人展示了作为反犹主义思想在20世纪欧洲最普遍、最强大的表现形式——“犹太-布尔什维主义神话”——是怎样在纳粹主义兴起之前出现,又是怎样在纳粹大屠杀和纳粹德国战败很久之后继续存在下去的。哈内布林克的方法不是去重复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做法:在历史事实和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去驳斥神话这种徒劳的尝试,在他看来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人们对犹太裔布尔什维克的刻板印象仅有很少的事实作为支撑:一些早期著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贝拉·昆,莱昂·托洛茨基,卡尔·拉德克等人)都是犹太血统。至于斯大林几乎将他们全部杀光,犹太人中只有很小一部分人是布尔什维克,以及许多非犹太裔的著名革命者(例如列宁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被错误地当作犹太人这些事实并没有抵消掉这种刻板印象;因为,哈内布林克写道,犹太人作为“革命的面孔”是一种“文化建构”的观念。

我们今天已经熟知,试图用事实来破除强大的政治神话的效果令人沮丧。因此,哈内布林克寻求理解“犹太-布尔什维主义神话”的历史背景和“文化逻辑”:它是如何在不同阶段发挥作用和演变的。最终,“犹太-布尔什维主义”以“亚细亚野蛮主义”的形式,构成了对国家主权、种族同质性和传统基督教占据绝对优势的西方文明的想象中的威胁。简而言之,“犹太-布尔什维主义”的被发明,是政治、种族和文化上的各种威胁被融合到了一起,变成了“一个在欧洲游荡的幽灵”。

哈内布林克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许多欧洲国家在战败后面临国力匮竭,国家解体,人们对从俄罗斯蔓延到欧洲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威胁普遍感到恐惧和厌恶,更是对犹太人感到恐惧和厌恶,因为犹太人被视为布尔什维主义兴起的真正原因。哈内布林克指出,这种认知能够如此普遍,不仅需要非常突出的犹太裔革命领袖,此外,“犹太-布尔什维主义”是从早期反犹主义的“原材料”之中构建出来的。对于哈内布林克来说,反犹思想的“三个古老支柱”是:社会矛盾,反叛和狂热都要归到犹太人头上,“犹太-布尔什维主义”因而既是一个逻辑一致的观念,也是一个无处不在、不言而喻的假设。

在这里,我认为哈内布林克可以写得更具体一些;尤其是,他本可以向读者展示,起源于中世纪的有关犹太人的负面刻板印象很轻易地“更新”为20世纪的版本。许多欧洲人在1918至1919年中体验到了战败和革命,在那之前,自由派和社会主义政党中的犹太人占比超出其在一国人口中的比例,这是必然的现象,因为保守派和天主教政党排斥他们加入。1912年,那种将处在保守派左边的所有政治力量都“污蔑”为受到犹太人控制的倾向已经很明显;那一年,德国自由民主人士、社会民主党人和天主教人士在选举中取得了胜利(1919年,他们组成“魏玛联盟”,起草了被德国保守派极度鄙夷的魏玛宪法),此次选举被冠以“犹太人的选举”。

中世纪时作为异教徒的犹太人,到了20世纪,成了政治上的颠覆者。19世纪末,得到解放的犹太人成为了现代商业和工业经济最明显的受益者,“犹太高利贷”这个中世纪词汇被“贪婪的犹太资本主义”取代;1914年之后,犹太人被指控发战争财以及在黑市出售商品,犹太人威胁经济的形象被进一步强化。欧洲新的民族国家在多民族帝国的废墟中被建立起来之时,作为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外来群体,犹太人很容易被“转化”成不可同化的少数民族和内部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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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难民潮从遭受革命和内战蹂躏的俄罗斯涌出,战俘(如贝拉·昆)归来,在这群流离失所的人群中,“流浪”的犹太人很容易被视为入侵者,携带着“革命的病菌”。哈内布林克认为,随着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宣扬国际革命高于一个人对自己国家的忠诚,扬言要进行社会革命和财产国有化,如此,作为一种“文化建构”的“犹太-布尔什维主义”的基础也就形成了。1919年4月,慕尼黑的教廷大使尤金尼奥·帕切利(Eugenio Pacelli,未来的教皇庇护十二世)向梵蒂冈报告说,共产党领导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在被反革命的“自由军团”(Freikorps)镇压之前,存在了不到一个月】完全是由犹太人所组成。在描述该领导人之一马克斯·莱维恩(Max Levien)时,帕切利写道,他是“俄国人,也是犹太人”,“肮脏”、“粗俗”,“令人厌恶”、“十分狡猾”。而实际上莱维恩是德国的俄罗斯移民,曾在德国军队服役四年,并不是犹太人。如哈内布林克所指出的,这样的表述并不意味着帕切利有特别强烈的反犹倾向,而只是反映了当时几乎所有欧洲保守派“绝对典型”的共识。

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沙皇俄罗斯将其治下的犹太人当作不可靠、可能对国家不忠的群体对待。沙皇军队强行将大约50万至100万犹太人从战区迁出。这种做法也促使许多生活在奥匈帝国东部地区的犹太人逃到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等被认为安全的城市。俄国革命爆发之时,那种对犹太人对国家不忠诚以及众多流离失所的犹太人的恐惧情绪便已经很广泛,革命爆发后,这种恐惧更是被进一步强化。哈内布林克认为,“那些战争期间便对犹太人忠诚感到无端恐惧的地方,战后对‘犹太-布尔什维主义‘恐慌情绪更是迅速蔓延。”哈内布林克在书中提到一个概念:在东欧发生的“长一战”(“long World War I”)过程中【包括俄国内战,波苏战争,贝拉·昆在匈牙利建立的苏维埃政权被罗马尼亚军队推翻,之后霍尔蒂·米克洛什(Horthy Miklós)在匈牙利实行白色恐怖】,各国的“主权恐慌”给犹太人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特别是在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乌克兰。

反犹暴行频繁发生,犹太人于是向协约国发出吁请,之后东欧国家被迫接受包含少数族群权利的条约。这些政权因为主权受到侵犯,反过来更加憎恨犹太人,此举被认为是犹太人对祖国不忠的新的证据,恶性循环由此形成。他们愈加强烈地坚持主张犹太人与布尔什维克联系在一起,以证明他们过去对待犹太人的方式是正当的;另外,协约国希望在东欧建立起“封锁线”,阻止布尔什维主义的进一步扩张,东欧国家成功地利用了协约国有求于自己的这一点。例如,波兰军队里的许多犹太裔士兵遭到囚禁,但是波兰军队依然获得了重要的军事援助以抵抗1920年苏联的入侵。必须强调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犹太-布尔什维主义神话”的传播、拥护者从一个慕尼黑街头的无名之辈发迹之前。

希特勒将他对这一神话的信念与基于种族的历史理论相结合,再加上德国希望在东部扩张,获得“生存空间”,最终引发领土征服战争,在意识形态领域围剿布尔什维主义,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如哈内布林克所指出,接受了“犹太-布尔什维主义神话”的东欧各国政权如今要做到与希特勒和德国的霸权相协调。它们协调的方式各有不同。匈牙利为了获得领土与德国结盟(希特勒将特兰西瓦尼亚北部归还匈牙利),向东部阵线派遣部队,对国内的犹太人实施更严苛的歧视政策,将外国犹太人驱逐到乌克兰,然后在那里被屠杀,但没有将自己国内的犹太人交给德国,供其实施“最终解决方案”(“最终解决方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对其占领的欧洲境内的犹太人进行系统灭绝的计划——译者注),直到匈牙利政府在1944年3月被德国推翻。罗马尼亚不仅与德国并肩作战,收获了东部领土,而且直接杀害了超过30万犹太人,比希特勒的其他任何盟友杀的都要多,罗马尼亚对犹太人的杀戮直到其领导人意识到德国的胜利不再是必然的时候才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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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波兰人来说,情况要复杂得多。二战爆发前,希特勒曾向波兰政府提议做德国的盟友,波兰边界向东移动,波兰政府拒绝了希特勒的提议,之后波兰遭到德国和苏联瓜分。然而,波兰人和犹太人在纳粹占领下共同受难的经历并没有改变大多数波兰人对“犹太邻人”的看法。许多犹太人从波兰西部逃亡到东部,波兰东部的犹太人对于被斯大林而不是希特勒占领这一点表现出明显的宽慰;最后,波兰犹太人急切地渴望获得苏联红军的救援和解放,这些都只让波兰人确认了自己对“犹太-布尔什维主义”的看法是正确的。

在德国,“犹太-布尔什维主义神话”对于确保德国军方参与到希特勒的对苏“毁灭战争”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场对苏战争被描述为一场“预防性防御”战,是要为捍卫德国和西方文明而战。这个神话也在“最终解决方案”的制定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哈内布林克在书中引用了南方战线第六军指挥官沃尔特·冯·赖歇瑙(Walter von Reichenau)将军下达的臭名远扬的命令(赖歇瑙在下达命令不到两周前,在乌克兰发生了娘子谷大屠杀):“反对犹太-布尔什维克运动的根本目标是彻底击败其权力手段,在欧洲文化领域铲除亚细亚文化的影响。”因此,“为了让德国人民一劳永逸地摆脱亚细亚-犹太人带来的威胁”,必须要对“犹太次等人予以猛烈但公正的惩处。”

“托洛茨基被赶出了库班”。1919年,俄国内战期间,反布尔什维克的白军制作的海报(来源:大英图书馆)

这一命令不仅仅是一位狂热的纳粹将军发出的精神失常的叫嚣,哈内布林克也本可以提供更多证据证明,犹太-布尔什维克神话对德国军方人士在思想和行为上有很大影响,假如那是哈内布林克这本书的主题的话。例如,61名德国陆军军官被邀请于1941年9月24日至26日在莫吉廖夫会见最高党卫军官员【其中包括希姆莱的别动队B支队(Einsatzgruppe B)指挥官亚瑟·内布(Arthur Nebe)以及党卫军和警察高级领袖(Higher SS and Police Leader)埃里希·冯·德姆·巴赫—齐勒维斯基(Erich von dem Bach-Zelewski)】,这些高级党卫军官员向陆军军官们讲话的内容是有关游击队的威胁。讲话的要点是:犹太人等于布尔什维克等于游击队;另外,秩序警察第322警察营在附近村庄杀了32名犹太人,以作为示范。此后,中部战线背后的部队是德国国防军里杀害犹太人最多的部队。希姆勒在1942年12月29日呈递希特勒的报告中记录了8月至11月四个月时间里“清剿游击队行动”的结果,从中可以看到犹太人、布尔什维克和游击队是如何被联系在了一起。报告里列举了一系列数字:1337名“土匪”死于战斗中,战斗结束后,又杀737名“土匪”,审讯后处死7,828人。此外,处死了14,256名“共犯和嫌犯”,363,211名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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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德国的彻底失败及其罪行的公开并没有能完全破除“犹太-布尔什维主义神话”。哈内布林克的书中最令人着迷的一个方面是他对“犹太-布尔什维主义”在1945年后“死而复生”这一奇异现象的讨论。在西欧,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反共产主义”逐渐取代了“反布尔什维主义”这个词,但在东欧,犹太-布尔什维克神话依然在影响着人们的二战记忆,另外,对于苏联在这些国家扶植共产党政权的做法,民众也是用“犹太-布尔什维主义神话”去解释。

随着盟军的占领,对战争罪行的审判,去纳粹化的进行,以及最重要的:德国的分裂和冷战的到来,西欧出现一种亲民主、亲美但不反犹的反共产主义。这种转变的基础是这样两个概念。第一个是“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这个概念将被击败的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等同起来。特别要举德国教会这个例子,德国教会以前是高度民族主义、专制主义和反犹主义的,因而往往是纳粹政权打压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的同道,这时候却将自己描绘成纳粹政权的抵抗者和受害者,将纳粹政权类比于苏联政权:都是世俗、物质主义、不敬神的政权,因而都会胡作非为。西德的基督教民主的新自我形象是要与苏联体制对抗,它与第二个概念相吻合:根据美国的理解,犹太-基督教价值是民主与西方文明的基础,正是这样的价值让西方阵营在冷战中站在无神论的共产主义阵营的对立面。在冷战中,持同化主义观点的美国犹太人拥护西方阵营,这才最终让犹太人不再被等同于布尔什维克,但其代价是,他们需要接受,纳粹大屠杀的记忆要让位于抗击共产主义阵营。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纳粹大屠杀的记忆才占据今天我们看到的其在美国民众心中的位置。

在那些被红军占领,之后被共产主义政权统治的东欧国家,情况则非常不同。波兰、波罗的海三国、乌克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民众仍然透过“犹太-布尔什维主义”的视角来看待1945年之后的历史。共产党统治的建立被视为是一种让犹太人获得权力的手段,对纳粹帮凶的审判和惩罚被视为犹太人的报复,而非正义的实现。

对于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来说,把共产党等同于犹太人是一种耻辱,他们渴望洗除这一污名。例如,1946年7月,凯尔采反犹骚乱(Kielce pogrom)发生之后,波兰政府允许当时还生活在波兰的犹太人中的大多数离开,因为这样一以来,波兰政府就不必再给他们提供保护。知名的犹太共产党人遭到清洗: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鲁道夫·斯兰斯基(Rudolf Slánský)和他的13位同僚(其中10人是犹太人)先是被“摆样子公审”,然后被处决;罗马尼亚的阿娜·鲍克尔(Ana Pauker)和东德亲犹但自己不是犹太人的保罗·默克尔(Paul Merker)遭到清洗。1953年发生了“克里姆林宫医生案”,只是因为斯大林不久后死亡,这件被捏造的假案才没有爆发成为一场反犹清洗运动。伪装在反犹太复国主义和反世界主义下面的反犹主义经常被用于党内斗争【最有名的当属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Władysław Gomułka)1968年的所作所为:为了保住权力,他纵容反犹主义政治宣传,民众对国内经济问题的注意力因此被转移】,也被用于国际宣传。公众对纳粹大屠杀的记忆被压制了。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人们对纳粹大屠杀的认识越发深入,关于大屠杀的记忆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最终纳粹大屠杀在西方成了极端罪恶的代名词;同时它也成为了人们的公民教育课:宽容、人权以及对宗教和种族差异的尊重是自由民主制度的基本价值观。由此产生了所谓“大屠杀记忆的霸权”,在这个记忆中,希特勒罪大恶极,而斯大林的罪行则没有被重视;犹太人的苦难很深重,而苏联政权的受难者则被忽视了,极权主义这个概念也因此被遮蔽。“大屠杀记忆的霸权”遭到了来自两个方向的挑战。德国学者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试图去说明,亚细亚布尔什维主义存在着种种恐怖之处,德国人是针对此威胁做出了一种以纳粹主义为形式的理性防御反应。美国历史学家阿诺·梅耶尔(Arno Mayer)试图说明,纳粹主义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共产主义,而大屠杀则是纳粹的次要目标,一个副产品。两人的言论都被认为是对纳粹大屠杀做相对化或弱化处理。

然而,1989年后的东欧的情况很不同,许多国家拒绝接受“大屠杀记忆霸权”,而在当时,要加入西欧自由民主阵营,需要接受这样一种记忆。在这种记忆之中,犹太人是完全的无辜受害者,而东欧国家的民众因为受到反犹主义的影响,加上他们和纳粹都认同“犹太-布尔什维主义神话”,于是成了大屠杀的共犯和受益者。但是在许多东欧人的记忆中,他们才是无辜的受害者,自己的国家遭到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占领,而与此同时,不是那么无辜的犹太人则是共产党统治的共谋者和受益者。

简而言之,“犹太-布尔什维主义”作为记忆战争的重要组成已经回归,西方的大屠杀研究和公民教育被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波罗的海三国视为对自己国家的污蔑。杨·格罗斯(Jan Gross)于2000年出版的《邻人》(Neighbors)(该书记录了1941年波兰小镇耶德瓦布内的波兰人对犹太人的屠杀)在波兰引起了强烈反响,公众围绕这本书开展了激烈争论,年轻波兰学者随后所做的历史研究令人不安;到了2018年,波兰政府通过了一条臭名昭著的法律,禁止人们公开宣称波兰人民和政府应当为纳粹罪行承担责任或承担部分责任…….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把大屠杀研究当作对自己的污蔑会做出怎样的反应。

哈内布林克在书中的结论部分认为,犹太-布尔什维克神话不再会让欧洲人陷入恐慌,而是进入到存在争议的记忆政治场域。不幸的是,在听到维克多·欧尔班之流针对乔治·索罗斯的叫嚣,传播有关犹太势力在全球化中扮演关键角色之类的阴谋论,看到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街头游行的白人至上主义者高喊“犹太人不会取代我们”的场景,我担心反犹主义即使不以“犹太-布尔什维主义”的面目出现,仍然还是有影响力。但我认同哈内布林克的观点:犹太-布尔什维克神话已经被另一种神话取代,与犹太-布尔什维克神话相似,这个新的神话也是综合了人们在种族、文化、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各个层面感受到的威胁。这便是所谓的“西方的伊斯兰化”:被认为危险、异类、不忠诚,极端主义和不可同化的穆斯林移民的涌入,再次威胁到了国家主权、种族同质性和西方文明。“犹太-布尔什维主义”下场,接替它的是一个叫做“激进伊斯兰”或“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新鬼魂在欧洲游荡。

本文所讨论书籍:《游荡在欧洲的鬼魂:犹太-布尔什维主义神话》(A Specter Haunting Europe: The Myth of Judeo-Bolshevism, Belknap Pre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53 pp.)

本文选自《纽约书评》2019年2月21刊,《东方历史评论》受权译介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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