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家吴芳思:追随理论的历史写作是危险的

发布: | 发布时间:2019-04-8,星期一 | 阅读:484

采访、整理:柯卉

吴芳思(Frances Wood),英国图书馆员、汉学家、历史学家。生于1948年,曾在剑桥大学学习中文,于1975—1976年在北京大学学习。1977年进入伦敦大英图书馆工作,负责管理中国典藏,并出任中文部主任,直到2013年退休。1985至今,她写了10多本关于中国的著作。她还是国际敦煌项目指导委员会成员,及东方陶瓷交易学会的编辑。

她的著作《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Did Marco Polo Go to China?)(1996)在国际引起过巨大反响。其他作品有:《口岸往事:海外侨民在中国的迷梦与生活1843-1943》(No Dogs and Not Many Chinese:Treaty Port Life in China 1843-1943)(1998)、《留学北京:我在中国二十世纪七十年的经历》(Hand-grenade practice in Peking: my part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2000)、《丝绸之路2000年》(The Silk Road: Two Thousand Years in the Heart of Asia)(2002)、《谁背叛了中国:中国与一战》(The Betrayed Alley, China in the Great War)(2016)、《中国文学》( Great Books of China)(2017)等。

访谈人:柯卉,浙江大学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后,主要从事海外汉学史、基督教传播史研究。《口岸往事:海外侨民在中国的迷梦与生活1843-1943》译者。

吴芳思

中国读者熟悉英国学者吴芳思女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早年的一部著作《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吴芳思提出这一观点的依据是她个人对历史文献的分析和理解,她也期待读者阅读之后,能够在思考之后形成自己的观点。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西方人,吴芳思历年来的作品展示她数十年不变的“中国情结”。虽然已经退休多年,但她笔耕不辍,读书、写书、以历史记述为基础,把她所知道的中国历史和文化介绍给众多感兴趣的西方读者。近日,吴芳思接受了笔者的专访,就其写作理念、中国历史与文化、中国的发展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与解读。

《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中英文书封

东方历史评论:您的中国研究著作《口岸往事:海外侨民在中国的迷梦与生活1843-1943》,以丰富的文档、日记为基础,叙述百年历史进程中各色人物在中国的经历和“表演”,侧重于纪实和再现;也有不少汉学家,例如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主张从宏观层面、理论层面分析(中国)历史进程,能否谈谈您在研究和写作中对这两种历史叙事方式的偏好?

吴芳思:对于这个问题,我有以下几点意见。

首先,曾经在中国居住过的外国人留下了熟练丰富的文字记载,我非常喜欢阅读他们的相关记述。这些记述经常是一些个人经历,当然也经常会提供他们在中国居住期间的很多细节,或者展示作者对生活在中国的理解。其中的不少记述带有明显的偏见,作者掌握的信息也十分有限,但也经常包含富有趣味的内容。即使这位作者是不折不扣的反华派,他的在华记述也不能忽略,因为通过文字,读者能够了解作者的反华态度是如何形成的,即使这样一种态度显得十足无知。了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19世纪对华偏见的主流,进而影响了英国对华外交政策的形成。我认为,将标题定为“Treaty Port Life”至关重要,因为它代表了我的写作意图,描述那些身处陌生环境的外国居民,如何安排他们自己的生活。

第二,约翰·默里(John Murray)出版社希望出版的是一本学术性不那么突出的著作。罗伯特·比克斯(Roberts Bickers,中文名毕可思)向他们提交过他的著作初稿,但不符合出版社的要求,因为毕可思的文稿学术性强,主题严肃。罗伯特(现为布里斯托大学东亚历史系教授)在该领域发表过多部出色的著作,但面向的基本都是专业领域的学者。出版社因此特别要求,希望我能写出一部吸引更广大读者群的著作。

第三点,我个人相当反对“理论”。我认为,这不过是最近数十年才产生的现象,撰写学术性专著的作者觉得,他们必须展示或者紧跟这种或那种理论。理论的困扰在于,它们会成为流行标杆,也会过时落伍。举例来说,曾几何时,认可并引用福柯的理论是至关重要的,现在这样做却会被嘲讽。所以,如果你正在写一本书,你或许希望这本书能够拥有更为长久的生命力,那么追随理论就是危险的,因为你会发现自己突然就被流行抛在了身后,不再时髦!我同样还发现,有如此之多的学术著作撰写者扭曲事实以迎合理论。

《口岸往事:海外侨民在中国的迷梦与生活1843-1943》中英文书封

东方历史评论:从《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开始,您一直反思人们习以为常的普遍观点。《口岸往事:海外侨民在中国的迷梦与生活1843-1943》告诉读者,这些来自异域的西方人绝大部分并非什么帝国主义分子,也是普通人;在《谁背叛了中国:中国与一战》中,您想用“一些外国居民和外交官眼里的中国一战经历”来回顾中国对一战的贡献。您的著作毫无疑问适合普通读者,但也可能会遇到专业学者的质疑,您如何面对这样一些质疑的声音?

吴芳思:我写书的时候,对待注解和参考文献非常仔细,即使出版方对此并没有强烈要求,我希望学者们也能够承认这一点。让人们能够真切地看到我所使用的材料对于我而言非常重要。不过,我的写作通常面向那些有理解力的读者、面向学生读者,诸如此类,并不面向研究型学者。

东方历史评论:今年年初,北京方面宣布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据官方报道称,成立该机构的主要目的包括“建立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作为西方的中国研究学者,您如何理解和定义“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它们与欧洲或西方同类体系的区别会是什么?

吴芳思:我承认,中国现在已经拥有自己的、独特的历史,不过如果让我具体阐明区别、差异所在,听上去好像是在为自己辩护。对于我来说,以中国历史为标题,已经足够。西方人书写中国历史,会被视为一种辩护性质的回应吗?我不得不说,如果我所写的书被译成中文,我会感到很高兴,不过我写这些书的初衷不是要给中国人看,而是面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历史。

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包含如此之多引人入胜的领域,我想让英国的民众分享它们,让英国的民众分享我从不同的中国历史中获取的快乐。当然,我意识到中国学者们在书写中国历史上的主宰权,也承认他们在利用中文资料方面的优势,我唯一的目的,就是和西方的读者分享我对中国历史的认识。

东方历史评论:您研究“丝绸之路”,也关注中国政府提出的 “一带一路”倡议。在过去的访谈中,您曾提及“担心”一词。有的年轻读者认为“担心”是一个傲慢的词,表明您在中国人面前有优越感。这样一种敏感心态与国家有意培养的自豪感杂糅在一起,成为现阶段的奇怪现象,请问您如何看待自己对待中国以及中国人的情感? 

吴芳思:这是一个艰难的话题。 我认为,谈论这个问题势必触及一段漫长时光,我身在中国、访问中国。我应当强调“访问”这个词,因为我不是中国人,只能是“访问”。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是1971年。自那以后,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非常高兴的看到,我的中国朋友们的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在1971年,他们居住的小公寓里没有热水,大家合用一个厨房,也没有冰箱,不一而足。但生活质量提高、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存在着消极的一面:随处可见的世界性问题——污染、人口过度集中、交通拥堵,以及旅游热潮。1970年代初期的中国,没有人会出门旅游,没有游客一说,人们旅行只是因为开会出差之类的原因,不是为了游玩。丝绸之路上的绝美景致能够抵挡住蜂拥而至的游客吗?不得不说,我有些许的伤感,看到敦煌的变化如此迅速,摩天高楼赫然出现在这座古老的城市之中。我忧虑当地的水资源可能匮乏。

但是我必须得接受中国的变化,至少我可以说,像敦煌研究院就正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对增长过度的游客数量进行管控。我想是因为年纪的关系吧,我已经老了,就像我很多上了年纪的中国朋友一样,带着轻微的惊惧心情,注视着中国的高速发展。

东方历史评论:中国一直强调“文化走出去”战略,在您看来,这样的战略宣传有怎样的成效?今天的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和印象发生了怎样的改变?能否谈谈您的理解。

吴芳思:这个问题很微妙。众口难调。我见识过不少中国政府方面促成的演唱会(比如说,在巴比肯[Barbican]艺术中心举办的中国三大男高音演唱会),我不是很喜欢,或者说像我这种类型的人群不太能够欣赏,但这样的演唱会受到英国的中国侨民的欢迎。我更愿意观看,中国演员合作出演《理查三世》(其中伴有精彩的京剧武打场景),是伦敦举行的国际莎士比亚季的参演剧目之一。中国政府希望促进和推动文化传播,这一点我能够理解,不过他们有时候按自己的方式推动文化传播,并不总是能够达到预期的成效。驻中国的英国大使馆存在同样的问题,他们知道中国民众喜欢古典音乐会和莎士比亚戏剧演出,但他们也想推动“现代英国文化”,但成功的范例并不多。在文化传播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技巧,同时也期待一定的理解。

东方历史评论:您的历史研究领域跨度很大,既有敦煌经卷的研究,也有中世纪中国的对外交流研究,当然更主要的还是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促使您拓展研究视野的主要动力是什么?对于后辈历史学者,您有怎样的建议?

吴芳思:我很幸运,我不算是一个学术型学者,我不隶属于任何大学。如果在大学里,我一定会有专业方向,并且会执着于一个学术主题。对于我感兴趣的中国历史上的不同领域,我都涉足,而且努力将它们介绍给西方读者,希望他们和我一样,对这样的中国历史感兴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是如此丰富,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观察世界的别样路径,我从中体会到无穷乐趣。我有幸能够追随自己的兴趣进行写作,我鼓励所有愿意效仿我的做法的人。

研究的重要性在于,能够以负责任的态度使用材料,并将其清楚呈现,令读者在这些文献材料的基础之上,如果他们有意愿,能够自己进行探索和思考。有关马可·波罗的争议,我由衷希望人们亲自去阅读丰富的文献,然后做出自己的判断。

访谈者后记:

吴芳思女士告诉笔者,她最近正在写一篇文章,介绍来华英国马戛尔尼勋爵(Lord Macartney)使团成员安德森(Aeneas Anderson)的中国记录。安德森是马戛尔尼勋爵贴身男仆,其中国记录全名A Narrative of the British Embassy to China in the years 1792, 1793, and 1794 – Containing the Various Circumstances of the Embassy, with Accounts of the Customs and Manners of the Chinese, and Description of the Country Towns, Cities, etc。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是一次标志性事件。使团成员访华日志的中译本《乾隆英使觐见记》很早就已经出版,使团成员巴罗爵士(John Barrow)撰有《我看乾隆盛世》(Travels in China),此外使团随员亚力山大·威廉(William Alexander)绘制的多幅中国社会写实图景也为世人熟知。吴芳思女士相信,与其他使团成员的文字记录相比,安德森的文字最为生动具体。通过安德森的记述,读者仿佛拥有了一双穿越时光的眼睛,“看到”18世纪末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实况,知道他们的饮食习惯、穿衣风格、信仰崇拜……,进而感知那个曾经鲜活存在过的年代。

天津附近的一座城楼(威廉·亚历山大绘制的水彩画)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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