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历史教科书里,中国是一种什么形象?

发布: | 发布时间:2018-12-25,星期二 | 阅读:877

文 | 谌旭彬

问:韩国经常把中国的历史文化划到他们名下,这是真的吗?

在中文互联网上,确实经常可以见到责备韩国“剽窃”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不过,这种责备,多数出于媒体的不实报道所引发的误解。

这里介绍一本书,2012年出版的《韩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

书中有一章专门讲述“(韩国)教科书上的中国形象”。

据该书介绍,多数韩国人承认韩国的历史文化深受中国影响,也肯定中国文化对韩国的正面影响。比如,其教科书如此写道:

“儒家成为在中国占据统治地位的学问,对韩国、日本等周边国家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火药、指南针、活版印刷术、与汉代的造纸术一同被称为中国的‘四大发明’。”“中国铁器文化的传播使得韩半岛取得了飞跃性发展,以此为基础,韩半岛进入了三国时代。”(韩国金星出版社高中《世界史》,2010年第三次印刷,下同)

另一方面,教科书也重点强调,在学习中国文化的过程中,他们融入了很多本国元素,已将之改造成了韩国人自己的东西。如其教科书所言:

“……高丽从中国引进了官僚制和科举制,留下金属活字印刷术、大藏经、青瓷等优秀的遗产,韩民族参与了世界文化的发展进程,以旺盛的创造力维持并发展了文化的主体性……”

“江陵端午节”申遗,是这种塑造“文化主体性”的一个突出案例。在许多中国人看来,这场申遗,是韩国人不顾廉耻在“窃占”中国文化,但在韩国人看来,虽然端午祭最初是自中国引入,但那已经是一千多年前的事情了,这一千多年来,端午祭融入了许多韩国特有的民族元素,早已韩国化,风俗已不同于中国端午节的吃粽子、划龙舟。

中国互联网曾经热传“韩国人声称自己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其实,韩国教科书承认活字印刷术是中国所发明,他们所强调的,是自己制出了世界上最早的金属活字印刷术

“在宋代取得巨大发展的印刷术不仅大大改变了宋代文化的性质,而且对周边国家的文化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早在隋代就开始使用的雕版印刷术在宋代也非常盛行……对知识的普及做出巨大贡献。而且在宋代较之西方早400年发明了利用活字的活版印刷术。但是在此后的中国,雕版印刷术继续得到发展,而活版印刷术却未能进一步得到发展,其命脉在中途被断绝。活版印刷术传入韩国之后得到普及,并在世界上首次造出金属活字。” 

目前,有部分中国学者支持韩国最早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术这一观点。也有一些学者存在异议,认为早在宋元时期,中国人就利用泥、木、铜、锡等活字印刷进行了多方探索和实验,朝鲜金属活字的发展是在进入李朝以后,相当于我国明代初年。

相对于上述误解本身,误解背后所潜藏的文化心理,可能更值得深思。

历史上,韩国(朝鲜)长期向中国朝贡,深受中国文化影响,故而,国人习惯于将韩国的历史文化视为中华文化的一种外延。但韩国在获得民族解放并经济崛起之后,开始致力于塑造其历史文化的独立性(如前述不再将“端午祭”简单等同于中国“端午节”)。于是,一些似是而非的讯息,不免就触动了部分国人敏感的神经。

韩国历史教科书关于“中韩朝贡史”的表述,颇具意味。

一方面,教科书肯定了中国作为“宗主国”,曾给予朝鲜半岛一定的安全庇护,“……通过朝贡关系,中国可以对周边国家行使其影响力,周边国家也可以谋取王权的确立和国家的稳定……”教科书还讲述了中朝两国共同抵御日本侵略的历史。当然,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历史教科书一样,描述的重点放在了朝鲜军民的英勇抗争上。关于明朝的援助,教科书如此定性:

“(朝鲜)水军取得胜利、义兵积极开展活动时,明朝的援军也来到,于是朝鲜对倭军展开了反击……与壬辰年不同的是,这次朝鲜军也加强了军备,与明军协同作战,轻松击退了倭军。”

图:韩国教科书插图:清乾隆帝与英国使臣马嘎尔尼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韩国的历史教科书在描写中朝历史纷争时,也会对中国“以大欺小”的压迫表示不满。比如,在言及清朝借“壬午军乱”对李氏朝鲜进行内政干涉时,教科书如此写道:

“重新掌握政权的大院君一边收拾乱局,一边中断了政府的开化政策。他废除了武卫营和状御营……但是由于清朝的介入,形势发生了变化。清朝接受闵氏政权的邀请迅速向朝鲜派出军队,以制造军乱为由拘捕大院君并将其押送到中国。从此,清朝在朝鲜驻军,加强了对朝鲜内政外交的干涉。”

再如,在一些中国学者看来,参与平定“甲申政变”、强力维持中韩朝贡关系的袁世凯,有效遏制了日本和沙俄对朝鲜的渗透,维护了中国在东亚的影响力。但韩国历史教科书对袁几乎没有任何好感,如此写道:

“袁世凯来到朝鲜之后,逐渐将手伸向朝鲜王室和政府,最后事事均要干涉,甚至对朝鲜发行的硬币上刻有的国号也要横加干涉。他认为清朝是大国而朝鲜是小国,作为小国的朝鲜不能使用‘大朝鲜’这种称号,不允许朝鲜发行的硬币使用‘大朝鲜’的国号。于是,在开国501年(1892年)铸造的五两银币和五分铜钱上刻有‘大朝鲜’字样,而经袁世凯干涉之后铸造的开国502年(1893)以后的硬币上都去掉了‘大’字,只刻有‘朝鲜’字样。”

图:韩国教科书插图:袁世凯干涉朝鲜内政,不允许朝鲜铜钱上印“大朝鲜”,只能印“朝鲜”

两国的上述文化心理,有时候也会脱离历史,介入到现实问题之中。

比如,2011年2月20日,韩国第一大报《朝鲜日报》曾发表过一篇文章。该文将《环球时报》2010年12月23日的一篇评论(内有“对韩国中国一直好言相劝,但如果韩国任性胡来,严重威胁到半岛的和平稳定,中国也应视情采取相应行动。中国可以触动韩国的杠杆很多,一旦使用其中的某一个,短时间内会激起韩国社会的反弹”等词句),与1393年明太祖朱元璋致朝鲜太祖李成桂的信件(内有“百战之兵,豪杰精锐,四方大定,无所施其勇,带甲百万,舳舻千里,水繇渤,陆道辽隙,区区朝鲜,不足以具朝食,海何足以当之!”等词句)做了比较,结论是:

“口气惊人相似。”

文章进而认定,“中国人的这种歧视性韩国观,可追溯到封建时代的‘朝贡-册封’关系。”

其实,绝非所有的中国人都有“歧视性韩国观”。但类似这种“历史照进现实”,自然还是少一些的好。

图:明太祖致李成桂信函,引自《殊域周咨录》

来源:短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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